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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

[拼音]:Gao Ming

元末南戏作家,《琵琶记》的改编者。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他生长于南戏流行的温州瑞安(今属浙江)。瑞安旧属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后人因称他为东嘉先生。高明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祖、父辈入元后都不曾做官。他的生年不详,但知其弟高旸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他学识渊博,工诗文、词曲,交游多当世名士,如顾德辉、杨维桢、赵汸、刘基、宋濂等,时人称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顾德辉《草堂雅集》)。年轻时热衷科举,励志仕进。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中乡试,次年中进士,始入仕途。先任处州录事,后调杭州任江浙行省丞相掾。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聚众起义,高明被调为浙东阃幕都事,参与 起义的战争。至正十二年(1352),方国珍接受了元朝的“招抚”,高明也以任满告归。高明性情耿介,为官正直,不避权贵。在处州任上,监郡马僧家奴贪残为害,他能委曲调护,使百姓得到一点庇护。在浙东阃幕时,因与主帅论事不合,曾避不理事。高明主张清明政治,离处州任时,当地人士曾为他立碑纪念。但是,他的官场生涯并不顺利,只担任过幕属之类的职务,不曾受到重用。他的志向和才能未能实现和施展。高明自解官后,以为从此可以隐遁山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但不久又被起用,任江南行台掾,转调福建行省都事。路经庆元(路治在今宁波)时,已任元朝万户的方国珍要强留他在幕中。高明力辞不从,即日解官,旅居四明(宁波)栎社沈氏楼,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他的名作《琵琶记》当在这时完成。这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后。至正十九年(1359)春,朱元璋率军进攻浙东,方国珍献地归附,四明已为朱元璋统治。据徐渭《南词叙录》及《明史·文苑传》等叔记载,朱元璋曾征召高明,但他以老病不出,不久病卒。余尧臣在陆游《晨起》诗卷的题词中明确地提到:高明于至正十九年“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除《琵琶记》外,高明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南词叙录》著录),已佚。诗文《柔克斋集》20卷亦散失,仅存50多篇。《琵琶记》刊本很多,大都经过后人修改。比较重要的有明嘉靖《新刊巾箱蔡柏喈琵琶记》等。清代陆贻典钞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 2卷(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依据的底本是较早的。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1522~1566)写本(残缺)则为研究明代演出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琵琶记》的思想和人物

《琵琶记》的故事大略是: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进京赴试,得中状元。牛丞相要招他为婿,蔡伯喈再三推却,未被应允,被迫重婚牛府。这时,他的家乡连遭荒旱,家庭生活只靠妻子赵五娘支持;在天灾人祸中,父母相继饿死。赵五娘罗裙包土埋葬了公婆,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幸赖牛氏贤德,使她得与蔡伯喈重聚。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庐墓三年。全剧以一门旌表结束。

这出戏是高明根据早在民间流传的作品改编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记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称为“戏文之首”,演的是“(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事。书生负心是南戏中 见的内容。这类作品大都描写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一朝发迹,便“富易交,贵易妻”,忘恩负义,攀附权门。《赵贞女蔡二郎》中暴雷殛死蔡伯喈,表达了当时群众对这类无行文人的愤怒和诅咒。元代还有过一部《蔡伯喈琵琶记》,清钮少雅、徐于室《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保留了它的部分曲文,大都为高明《琵琶记》所采用。自从高明的改作问世以后,这些作品很少流传。

剧中的男主人公蔡伯喈名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曾任中郎将。他的生平事迹中并没有与《琵琶记》或《赵贞女蔡二郎》类似的经历。这个故事是在民间传说中产生的。南宋时陆游《小舟游近村,弃舟步归》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的名字是从蔡二郎转化为蔡中郎,又从蔡中郎变成了蔡伯喈。在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喈已不再是一个弃亲背妇的负心汉。他本想在家孝亲,无心功名,迫于严父的指责,才进京赴试。考试高中以后,又屈于牛丞相和皇帝的意旨,被迫入赘牛府,不能归家省亲。由于蔡伯喈辞试、辞婚、辞官的要求都被拒绝,这才造成了他亲死家破的悲剧。《琵琶记》重新塑造了蔡伯喈的形象,改变了戏剧冲突的性质,使作品具有了与原作不同的思想内容。所谓“‘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归根结柢,就是蔡伯喈不该做官;既然以身求富贵,也就身不由己地引出了这一连串的祸事。作家把功名利禄与家庭幸福对立起来,强调“事君”与“事亲”的矛盾。直到剧终,在旌表门闾、加官进职的欢乐声中,蔡伯喈仍然饮恨含悲:“呀!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印证高明的生平可以看出,《琵琶记》寄托了作家对元代政治的不满。他的诗作中所说:“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元诗选·送朱子昭赴都》),“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清颖一源集·题一青轩》),与剧作中“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的思想有其一致之处。作品不仅流露了作者与元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而且将批判的锋芒从一个书生转向了封建阶级中更上层的人物,揭露和讥刺了势压当朝、专横自私的牛丞相,就是对没有出场的皇帝也不无微词。作品不再是从男主人公的个人品质方面追究责任,而是力求从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探求悲剧形成的原因了。剧中对蔡伯喈软弱、动摇的性格描写得比较具体,他有着封建知识分子的许多特点。由于作者过多地同情和谅解,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开掘还不够深,回避或掩饰了某些应当由他担负的责任,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漏洞。

《琵琶记》的动人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赵五娘的艺术形象分不开的。这是剧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蔡伯喈走后,遇上饥荒年月,她以一个弱女子支撑门户,奉养80岁的公婆,困难逼得她几乎 ,但还是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这段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刚强、深沉的个性以及她对蔡伯喈的怨恨,她那勇于承担苦难、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写得颇有真情实感。赵五娘的形象概括了古代社会许多女人共同的悲剧命运,体现了崇高的精神美。作家要把她塑造成孝妇形象的创作意图,有的地方减弱了艺术力量。蔡家的邻居张大公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他古道热肠、耿直尚义。在危难中,赵五娘总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慷慨的周济和扶助。正是这种体现着人民之间同舟共济、相互提携的美好感情,使得他们在凄风苦雨中也不致绝望。在《琵琶记》的演出中,赵五娘和张大公这两个人物深入人心。

《琵琶记》环绕蔡伯喈一家的遭遇,反映了元代晚期农村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苦难,也揭露了权贵们的骄奢 和下级官吏鱼肉乡里的社会现实、流 同恋人民的倾向,是一幅描绘封建社会生活的图卷。

《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在全剧开场时,作家提出:今来古往多少“佳人才子”、“神仙幽怪”的故事,都是“琐碎不堪观”的,而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在《琵琶记》中,他讲述这个“子孝共妻贤”的故事,具有以封建的伦理道德医治社会痼疾的意图。剧中对牛丞相的遣责,便主要在于这个为国家执掌教化的大臣不能以身作则,以致酿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悲剧。而对他终于回心转意,成全蔡伯喈夫妻守墓尽孝,则是赞许的。在蔡伯喈、赵五娘等人物的塑造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所热心提倡的孝义和温柔敦厚等道德品质;牛小姐更是贤德的化身,形象是苍白的。元代社会,封建的伦理道德受到一定破坏。当时的一些信奉封建伦理道德的士大夫,往往把礼教的废弛和政治的黑暗联系起来看待的。高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曾经就学于名儒黄溍,是朱熹学派的支流余裔。在处州做官时,他为一个割肝疗亲的“孝女”请求过旌表;在他的诗文中也不乏表彰孝子、节妇的作品。这种思想也必然会反映到《琵琶记》中。后世的不少评论家也都认为《琵琶记》是有关世教文字,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毛声山评本《琵琶记》),不是偶然的。应当肯定,作家的思想局限给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带来了一定的缺陷。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生活内容,作家从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得到的教训,他深沉的同情和不平,终究不是某些简单的道德观念所能完全包括的。

关于《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当代学者、戏剧家们看法颇多分歧。1956年6、7月间,我国戏剧家协会曾组织了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有人认为《琵琶记》是封建说教戏,主要倾向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立场篡改了民间戏曲;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作品有着相当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此外,有人则认为作品虽有教忠教孝的意图,也存在着某些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描写,体现了高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

《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在语言艺术上,作家特别善于运用口语剖露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仿佛从生活实境中信手拈来,却能将心曲隐微刻写入髓,委婉尽致。如《吃糠》一出,赵五娘从糠的难咽,想到自己和糠一样,受尽颠簸;以糠与米一贱一贵,生生被扬作两处,比喻她和蔡伯喈的不同命运。触物伤情,倾诉了这个受尽熬煎,与丈夫相见无期的女人无边的怨艾。这段曲文被传为神来之笔。其余《尝药》、《剪发》、《描容》等出也都是情境相生,直抒胸臆,感人至深。作家以常言俗语写成曲文、宾白,经过淘洗、锻炼,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自然澄澈、朴素无华的风格。蔡伯喈、牛氏、牛丞相等人物的语言,则能切合他们的气质。剧中某些片断,也嫌铺锦列绣,骈俪过重,对后来有些文人作家的雕词琢句也是有影响的。

《琵琶记》的戏曲结构也很有特色。剧情依男女主人公在两地的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一面是蔡伯喈一步步地陷入了功名富贵的网罗,一面是赵五娘肩荷家庭重担,在苦难中挣扎;一边是锦衣玉食,一边是家破人亡;蔡伯喈忧思忡忡,割不断对父母妻子的系念,赵五娘悬望征人,愁恨无穷。两种境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加强了悲剧性的戏剧冲突。相府的安富尊荣与农村中子哭儿啼生活图景的对比,则在客观上暴露了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社会矛盾。从蔡伯喈离家到夫妻重逢,两条线索由分到合,其间情节在全剧中是最为深刻和动人的。

《琵琶记》的出现,是元末明初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它与“荆(《荆钗记》)、刘(《白兔记》,即《刘知远》)、拜(《拜月亭记》)、杀(《杀狗记》)”等剧齐名,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则显得更为突出。它对后世戏曲尤其是南戏诸腔有着深远的影响,长期流传在各地舞台,是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中的主要保留剧目,并在演出中不断有所丰富。清代戏曲选本《缀白裘》中,收录《琵琶记》26折,包括了全剧主要内容,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入选作品。湘剧《琵琶上路》、川剧《吃糠》、京剧《扫松下书》等折也深受欢迎。

外文译本书目拉丁文

A.佐托利 (汉名晁德莅)译著的 《我国文化教程》(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 accomodatus )一书,选译了《琵琶记》第37、39、40、41、42出,1879~1909年由上海天主教教会印刷所出版。

英文

1、署名无名氏译 《我国诗作:选自琵琶记》 (Chinese Poetry:Extracts from the Pe Pa Ke),载1840年《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第2集。

2、J.埃德金斯(汉名艾约瑟)摘译 《琵琶记》 的《借靴》(Tseay Heue〔Chieh-hsüeh〕,“The BorrowedBoots”),载上海《我国会话》 (Chinese Conversa-tions)1852年第1期。

3、Fay L.M.译 《借靴》 (The Borrowed Boots〔Chieh Hsüeh〕),载《我国评论》(China Review NQ)第2卷(1873~1874)。

4、G.亚当斯著《我国戏剧》(The Chinese Drama)中,有《琵琶记》片段译文。载《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37卷(1895年1~6月)。

5、G.T.坎德林 (汉名甘淋)著 《我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一书,有《琴诉荷池》一出的译文,1898年由芝加哥欧彭科特出版公司出版。

6、H.M.波斯内特选译的《琵琶记》(Pi-Pa-Ki,or San-Pou-Tsong),载《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1年2月号。

7、译本《两个妻子: 高明古典戏剧的八出》 (The Two Wives:Eight Scenes of Kao Ming’s Classical Drama, the Lute…),是由洪涛生的德译文转译的,译者及出版情况不详。

8、A.J.利特尔(汉名立德)著《旅华50年拾遗》(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一书,译有《借靴》(Borrowing Boots)一出,1910年由伦敦马斯顿有限公司出版。

9、A.E.朱克译著的《我国戏剧》(The Chinese Theatre)一书,有《琵琶记》的选译文,1925年由波士顿布朗公司出版。

10、W.欧文和S.霍华德合译的《琵琶记》(Lute Song),1954年由芝加哥戏剧公司出版。

法文

1、A.P.L.巴赞译《琵琶记》(Le Pi-Pa-Ki,ou histoire du luth,drame chinois de Kao-Tong-Kia représenté à Pékin, en 1404 avec les changements de Mao-tseu),1841年由巴黎皇家印刷所出版。

2、巴赞译著的《现代我国》(Chine Moder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一书,收有其选译和评介《琵琶记》的文章,1853年由巴黎迪多兄弟公司出版。

3、德比西转译佐托利的《我国文化教程》第 1卷,包括《琵琶记》第37、39、40、41、42出,1897年在上海徐家汇出版。

4、L.沙庞蒂埃译著的《琵琶记,我国戏剧名著》(Le Pi-Pa-Ki ou 1’histoire du luth chef d’ oeuvre du thé╋tre chinois),载《古典著作评论杂志》(La Revue anciennement Revue des Revues)1901年4月号。

5、徐仲年译著的《我国诗文选》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一书,收有《琵琶记》第19出的译文,1933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

德文

1、V.洪德豪生(汉名洪涛生)译《琵琶记》(Die Laute, von Gau Ming, Ein Chinesisches Singspiel in Deutscher Sprache) ,1930年分别由北京及莱比锡北京出版社出版。

2、E. 察赫译《琵琶记》中的两首诗,载《德国卫报》(Deutsche Wacht)1931年2月号。 王广志著《论我国古典戏剧》(Ueber Chinesische Klassische Oper)一文中,译有《琵琶记》的第2出《别离》(Parting),载《东方与西方》(Orient et Occident)杂志1934年第1、2期。日文

3、盐谷温译注的《琵琶记》,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9卷内,1920~1924由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

4、宫原民平译的《琵琶记》,收入《古典剧大系》第16卷内,1926年由东京近代社编辑出版。

参考书目

《琵琶记讨论专刊》,《剧本》月刊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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