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ike wenxian

[外文]：inscription on stone

以石为载体，用雕刻的方法记录知识的文献。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刻画在岩洞壁和石崖上的图像、浮雕等，在法国、西班牙、北美、北非等许多地方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在我国新疆、黑龙江、广西、江苏等地也有发现，但时代尚需考证。文字产生以后，世界上刻石的风气更盛。

根据出土实物，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字刻石。《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石刻文献与金文文献一样，使用较为普遍。唐初发现的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 10 枚石鼓，各刻有四言诗一首，共约700 多字。秦始皇统一我国后，巡行各地，曾七次刻石称颂自己的功绩。西汉石刻发现较少，现所知拓本约10余种。东汉是石刻的繁荣时期，石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魏晋时曾禁止刻石，数量有所减少，隋唐以后，石刻之风又盛。直至当代，凡歌功颂德、欲长久纪念之事，仍有刻石之举，石刻文献遍布全国。

我国石刻种类繁多，各家分类标准不一。从形式上大致有碣、碑、摩崖等几种：

（1）碣。是一种介乎方圆之间的特立之石，上小下大。秦始皇东巡时所立刻石，底部宽，愈往上愈窄，周围较广，当属此类。石鼓形状与此相似，故又有“猎碣”之称，不过体积略小。

（2）碑。将天然之石加工成长方体。较典型的碑由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构成。

（3）摩崖。是将文字镌刻在天然崖壁上而成的。

我国的石刻文献，从内容上可区分为两大类，即纪事刻石和经典刻石。纪事刻石旨在宣扬表彰，留存久远，而且篇幅一般不长，易于制作，故成为石刻文献中的大宗。纪事刻石种类繁多，包括：帝王封禅祠祀之文，如秦始皇东巡时制作的《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纪功述德之文，如汉《杨君石门颂》、汉《裴岑纪功碑》、女真文与汉文合璧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文书，如秦二世《元年诏书》、汉《赐豫州刺史冯焕诏》、汉文与藏文合璧的《唐蕃会盟碑》；墓志，如南朝宋《刘怀民墓志》、北魏《李超墓志》、契丹文与汉文合璧的《耶律延宁墓志》；地图，如刘豫阜昌七年《禹迹图》、《华夷图》；南宋绍定二年《平江图》；其他纪事刻石，如汉文与叙利亚文合璧的《大秦景教流行我国碑》、西夏文与汉文合璧的《感应塔碑》等。纪事刻石还包括谱系、题咏、 题名、格言(如唐李阳冰、宋司马光所书古人嘉言)、医方(如宋宣和四年所刻《养金方》)、书目(如元泰定元年杭县之《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碑》碑阴所刻书目)等等。

经典刻石又称石经，因大多出现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又因字数繁多，镌刻不易，故其数量比纪事刻石要少，而且在刻石之前一般已有其他载体的文本流传。我国经典刻石主要有儒家石经、佛教石经和道教石经等。

始刻于东汉末季，至清代，共刻石 7次：

（1）《熹平石经》。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立(175～183)，内容包括《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和《论语》等七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一种字体书写上石，故又称《一字石经》、《一体石经》。这次刻石因要正定经典文字，公布标准文本，故引起极大反响，“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这样大规模地整理和校订典籍，在校勘学、版本学上有深远的意义。《熹平石经》刻成后不久，在董卓之乱中就开始散佚，现存残石不足1万字。

（2）《正始石经》。 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刻成《尚书》、《春秋》二经， 每字用古文、 篆、隶三体，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今有残石留存， 并有残石拓本流传。

（3）《开成石经》。唐大和七年至开成二年(833～837)立，又称 《唐石经》。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 《公羊传》、 《縠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十二经。此次刻石目的也是订正经籍，校勘精审，五代时雕版印刷的第一部监本九经即以该石经为底本。 今存于西安碑林(见彩图) 。

（4）《广政石经》。五代后蜀广政七年(944)于成都开始镌刻， 先刻 《易》、 《书》、《诗》、《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十经，宋代又补刻《公羊》、《縠梁》二传、《孟子》及《古文尚书》。该石经与前后所刻各石经的不同之点是 下镌有注文，小字双行。故全经共有千余石，历时百余年方才完成。因开始于五代后蜀，又称《蜀石经》。南宋时因《开成石经》在金朝统治区内，《广政石经》就成为当时的标准文本，原石约毁于南宋末年，宋拓残本尚有流传。

（5）《嘉祐石经》，宋庆历元年至嘉祐六年(1041～1061)用篆、楷二体刻成《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 《论语》、 《孝经》、《孟子》等九经。又称《二体石经》、《汴学石经》。今仅存残石数枚，有宋、元、明、清各朝的拓片残本。

（6）《绍兴石经》，又称《南宋石经》，宋绍兴十三年(1143) 在临安开始镌刻，成《易》、《书》、《诗》、《 春秋左传 》、《论语》、《孟子》、《礼记》(仅5篇)等七经。 除《论语》、《孟子》为行书外， 其余均为楷书。因是宋高宗御书，又称《绍兴御书石经》今杭州尚存44枚残石。有残拓本流传。

（7）《乾隆石经》，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十三经》，立于太学。今存于北京国子监。 为楷书，碑首《乾隆御定石经之碑》8 字为篆书。

我国佛教石经雕刻之举始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于摩崖和经幢上。摩崖刻经以北齐、北周为盛，所在地域较广，几遍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大字《金刚经》、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等。摩崖刻经多处于深山幽谷，面积大，较难传拓。

经幢创于初唐，是佛教石经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专刻宗教经典，故称“经幢”。其制如柱，一般为八角棱形，上有盖，下有座，佛经多刻于柱身。陕西富平的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刻于唐永昌元年(689)， 是现存较早的纪年经幢。经幢以刻《陀罗尼经》的为多，也有刻《心经》、《楞严经》等经的。

碑刻佛经，数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幽州沙门静琬(?～639)继承其师慧思之志，镌刻石经以防法难(禁佛焚经)，自隋大业年间开始镌刻，其后徒弟续刻。此后历代均有捐刻，直到明末，历时千余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经1100多部，3500多卷，是我国字数最多的铭文。由于当时所用的底本校勘精审，这批石刻也是佛经的珍贵版本。其中有些佛经，例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从未见于目录著录，可称稀世孤本，资料价值很高。自1984年开始出版的、堪称目前世界上较大的大藏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用其他11种大藏经补足，房山石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石经附刻题记共有6800余则，内容涉及社会各方面，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有明确的纪年，许多史料为他书所未载，是研究我国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非常珍贵的资料。

约始于唐代中叶，最早的刻石是唐景龙二年(708)所刻被道教奉为教祖的道家老子的《道德经》。此外，尚有《阴符经》、《常清净经》、《消灾护命经》、《生天得道经》等10余种。道教经典刻石起步既晚，所刻亦少，远不及佛经之盛。

我国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很高。很多纪事刻石可证经补史；各时代的石刻，是研究文字字体演变的实物例证；为取得石刻的复本而发明的捶拓技术是印刷术的先驱；儒家经典刻石又是图书版本的源头。在很多领域内石刻文献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料。(见彩图)

我国石刻文献除了西安碑林、房山云居寺、千唐志斋等处有集中的收藏外，大多散存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多收藏拓片、拓本以供研究利用。

在我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石刻文献亦有很多，兹举几处较有影响的介绍如下：

（1）汉穆拉比法典碑，是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汉穆拉比颁布的法律，碑文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刻有282 条涉及巴比伦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条文。它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比较详备的成文法，从中也可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

（2）贝希斯顿铭文，是公元前522～前486年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所刻的记功刻石，铭文用古波斯文、巴比伦文和新埃兰文三种楔形文字镌于一座悬崖上。此三种楔形文字已被成功地释读，该处石刻对于研究古代东方历史有重大价值。

（3）阿育王诏谕，公元前3 世纪南亚次大陆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刻于几十处山崖上，内容大半是记述阿育王的军功政绩、宣扬王道佛法，是研究南亚古代史的原始资料。

（4）印度尼西亚的多处碑铭和摩崖刻石，刻于5～16世纪，内容为记载国王事迹、宗教供奉等。

（5）突厥文刻石，是7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古代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刻石，其中许多是用突厥文与汉文，或突厥文、汉文和粟特文镌刻，是有关这两个古国的历史、文字及它们与唐代关系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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