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后代通过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
文化交流
黄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中下游中原地区是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最发达、最昌明的区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所在。
黄河自西向东的流向，便于东西横向联系，而不便于南北纵向的联系，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之地，但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们的祖先明智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从而产生开凿南北纵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军事需求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者为巩固z权，战事频繁，征伐不断，为保证军事行动所需之大量粮草的运输，在水运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沟通南北水运，开凿运河无疑对军事行动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当政者便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z权，而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则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有着追随帝都的属性。

修建基础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众多运河河道。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众多王朝开凿了大量运河河道，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我国。
西到河南，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的开河，只是将若干自然河或旧沟连城一气。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隋朝大运河是缺乏基础的。分裂时期，地方z权为大都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为隋开大运河做了准备。
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以后，北方经济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中所反映的生产技术是北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洛阳伽蓝记·开善寺》说中原“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
孝文帝末年，已经是“府藏盈积”“公私丰赡”。北魏末年北方生产又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北周劝课农桑，每当岁首，地方官要戒励百姓，无论少长，要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如果是“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生之具”。这些办法与北齐基本类似。北周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安民乐的现象。
北朝时期的北方经济不仅得到复苏，而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三国时期，江南经济已经有了发展。左思的《吴都赋》说“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传》注引《吴书》说吴国“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陆机《辨亡论》也说吴国“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南朝时期，商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经济日益繁盛。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说“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梁沈约也说：“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可见江南商业的繁荣和活跃。南朝建都建康，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较大的商业城市。
《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七《资产部七》纪山谦之《丹阳记》：“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经过南朝时期的发展，建康的繁荣程度已经不亚于长安、洛阳。此外，荆州、京口、寿春、广州等都是商业城市。总之，江南自三国到陈亡，近四百年间，经过南北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垦，农、林、工、商都有很大的发展，变为财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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