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Han kaogu

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我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3世纪初期的这一时代，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发展期。当时我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相当强盛，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与外国的交往频繁。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我国历史时 古学的典型。

秦汉考古的前身可追溯到宋代的金石学。当时的许多金石学书籍，已广泛地著录了秦汉的铜器、镜鉴、度量衡器、货币、印章、玉器、碑刻和石经等。明代的学者，又著录了汉代的砖瓦。到了清代，秦汉的镜鉴、印章、封泥、简牍、瓦当等大量出土，更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在此之前，元代的学者还对汉代的古迹进行实地的调查。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秦汉考古，到20世纪才开始。从20世纪的初期到30年代，英国、瑞典等国有人在甘肃、内蒙古、新疆各地对汉代的各种遗址进行掠夺式的调查发掘；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日本人又趁军国主义侵略之机，在辽宁省和山西省的各地挖掘了不少汉墓。我国学者从20年代到40年代，对河南省洛阳附近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经加以收集、整理，在甘肃、新疆各地对汉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还在陕西省宝鸡，山东省滕县，广东省广州，四川省彭山和重庆，河南省安阳、浚县和辉县等地发掘了许多汉墓。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则是从我国建立后才全面开展的。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对秦汉时代的各种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很大，种类甚多。这使得秦汉考古的研究具备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成果，除了以简报、中型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外，重要的专著则有《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长沙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沂南古画像石墓》、《望都汉墓壁画》、《广州汉墓》、《巩县铁生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云梦睡虎地秦墓》、《武威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汉代画像全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汉代的玉器和丝绸》和《汉 古学概说》等。

秦和两汉，盛行在器物上作铭纪年。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采用年号，使得各种纪年的器物更不断增多。汉墓的墓砖有时也有纪年文字，而各种铜钱则都有明确的铸造年代可查。这些都使得秦汉考古的断代有可靠的依据。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各种史书对秦和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对照。按照政治历史发展的阶段，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秦汉考古可以从时代上划分为6期。

从秦始皇统一到西汉的景帝，共约80年。和战国时代一样，普遍流行木椁墓，但中原地区已多空心砖墓；日用的陶器仍有圜底带绳纹的；关中地区已出现仓、灶等陶质明器；瓦当除圆形的以外，仍有不少“半瓦当”;通行各种“半两钱”;铜镜主要是“蟠螭纹镜”。

从汉武帝到昭帝，共约70年。除流行木椁墓以外，中原地区盛行空心砖墓，并开始出现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棕黄颜色和绿色的铅釉陶器开始出现;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

从汉宣帝到平帝，共约70年。除长江流域和南方、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以外，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半瓦当基本上绝迹;铅釉陶器显著增多;仓、灶、井、猪圈等陶质明器进一步普及；五铢钱继续通行；铜镜主要是“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

包括此前孺子婴的居摄年间和此后刘玄的更始年间，并可将重新发行五铢钱的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以前的东汉初期也包括在内，前后共约35年。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其墓室顶部有隆起呈穹窿状的；画像石墓在中原地区兴起；某些建筑物上使用青龙、白虎等“四神”纹瓦当；铅釉陶器和各种陶质明器继续增多；通行“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各种王莽钱；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

从汉光武帝到和帝，共约70年。边远地区残留的木椁墓也已开始消失；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突然绝迹；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画像石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陕北、晋西和川中；壁画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的偶像；开始用买地券随葬；重新通行五铢钱，其形制又略有新变化；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

从汉安帝到献帝的初平年间，共约90年。献帝建安年间基本上已进入三国时代，应除外。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除买地券外，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各种陶质明器和铅釉陶器继续流行；青瓷器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五铢钱中有“四出五铢”、“剪轮钱”和“环钱”；铜镜除“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外，流行“兽首镜”、“夔凤镜”、“双头龙凤纹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秦汉时代我国的版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历代的疆域。随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渐趋统一。因此，秦汉的遗迹和遗物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但是，由于气候、地理、产业、民俗和民族等的差异，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性。从考古资料的特征出发，可将全国划分为9个地区。

包括陕西省中部、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这一地区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从秦、西汉到东汉前期，许多新兴的事物，如空心砖墓的盛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的兴起，彩色壁画的出现，陶质明器的流行，铅釉陶器的发明等，都首先在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各地。

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南部和江苏省南部。与中原地区相比，木椁墓延续较久，砖室墓出现较迟，画像石墓罕见，空心砖墓绝无；印纹硬陶始终流行，青瓷器出现较早；铜矿丰富，铜镜铸造业发达。

包括四川省中部的成都平原和东南部的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这一地区开发较早，从秦代起就受关中和中原文化的影响甚多；西汉和东汉前期，铜器和漆器制造业发达，其产品远销各地；东汉中后期，崖墓盛行，砖室墓中使用画像砖。

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也包括宁夏 自治区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这一带是当时主要的国防前线，长城、鄣塞和烽燧等是具有特色的遗迹。长城内侧早置郡县，治所附近的木椁墓、砖室墓、画像石墓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近似；长城内外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陶器和铜器等则与汉族有明显的区别。

这里是秦汉辽东郡的辖境，为中原文化影响所及，而周围的匈奴、东胡等族则有其自身的文化面貌。东汉后期，公孙氏在此割据，郡治襄平附近的许多砖室墓和石室墓施彩色壁画，对此后高句丽的墓制颇有影响。

主要是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汉前期的墓葬有明显的特点；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进一步传入，但陶器仍流行印纹硬陶，器形、纹饰与中原相异；铜器多施细线镂刻花纹，亦与黄河流域有别；海外交通发达，琥珀、玻璃质的珠玑等外贸品甚多。

包括四川省西南部、贵州省、云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为西南夷各族所聚居，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尤以铜鼓、铜钺等青铜器为突出。西汉中期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影响渐深；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砖室墓，与内地相似；铜矿丰富，东汉时所铸铜器远销各地。

主要是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也包括青海省东北部。 这里是西汉中期所置武威、张掖等河西4郡及王莽时所置西海郡的所在地。郡县治所及其附近，文化面貌与中原大体相同；由于气候干燥，纺织品及漆器、木器得以保存，其中包括许多木制简牍。

由于地区广大，民族复杂，各处土著文化的面貌互不相同。西汉中期通西域以后，中原器物如丝织品、漆器、铜镜、铜钱等颇多传入。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交通的开展，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对这里也有影响。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仓囷、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我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我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北京市房山的城址为广阳县城，天津市武清的城址为泉州县城，河北省易县的城址为故安县城，江苏省扬州的城址为广陵县城，湖北省江陵的城址为郢县城，湖南省宁远的城址为冷道县城等。经过发掘的城址，以河南省洛阳的汉河南县城遗址为例，城墙宽约6米，周围全长约5公里，城的平面近方形。城内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屋顶铺瓦。粮库有方形的仓和圆形的囷。窖穴中出土“河南太守章”封泥，陶器上有“河亭”、“河市”的戳记。福建省崇安的城址，不见于文献记载，从出土的遗物看来，其兴建年代也许较早，而汉武帝灭东海王余善以后则可能在此设屯戍据点，但不是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城的中部或一隅往往另筑内城，官署设在内城中。其中，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考定内蒙古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同市陶升井古城为朔方郡三封县城，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为五原郡九原县城，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为云中郡云中县城，同县哈拉板申北古城为云中郡沙陵县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为定襄郡成乐县城，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为定襄郡安陶县城，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为西河郡富昌县城，准格尔旗纳林北镇古城为西河郡美稷县城，凉城双古城西古城为雁门郡沃阳县城，辽宁省黑城子外罗城古城为右北平平刚县城，丹东市瑗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等等。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三道壕遗址面积将近1平方公里。房屋内部设炉灶，屋顶铺瓦。屋外有窖穴和水井，并有畜栏和厕所。道路用河光石铺砌。附近有烧砖的窑场。房址中除出土农具、工具以外，还有不少兵器。陶片有的印“军厨”戳记，有的刻“昌平”字样。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这里不是一般的农村，而是西汉后期以降辽东郡治所襄平附近的一个屯戍的市镇。邵家沟遗址面积甚小。在窑穴、灰坑和水井的遗迹中出土铁犁、铁锤、陶纺轮、陶网坠和日用陶器、青瓷器、竹编什物、麻布的碎片，并有牛、狗、鱼的骸骨和核桃、瓜子等的残余，证明这里是江淮地区的水乡农村。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 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傉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从1931年到1976年，先后发现木简达3万余枚。根据木简的记录，鄣塞和烽燧的组织体制是将大群的烽燧分为若干部分，由都尉管理。都尉以下设候官、候长和燧长，有时在候官与候长之间设鄣尉。每一鄣塞都筑有围墙，平面成方形。肩水都尉所在的大湾鄣塞面积较大，约为350米×250米。肩水候官所在的地湾鄣塞面积较小，约为50米×50米。甲渠候官所在的破城子鄣塞面积小，约为23米×23米。鄣塞外筑土台，便是烽燧，由燧长主管，附近往往遗有执举的竹竿和燃火的苇束。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在我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我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见彩图）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见秦汉墓葬）。

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咸家湖汉墓、象鼻山汉墓，陕西省咸阳杨家湾汉墓，安徽省阜阳汉墓，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市大葆台汉墓，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县汉墓和合浦汉墓等。

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四川省成都天迴山汉墓等。满城汉墓在地面上还有祠堂的遗迹。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定县汉墓，安徽省亳县曹氏墓，江苏省邗江甘泉汉墓，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汉壁画墓，辽宁省辽阳汉壁画墓，等等。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山东省沂南汉墓、安丘汉墓、苍山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1955年在河南省洛阳涧西发掘一批贫民墓。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遗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遗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1972年在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在万人以上。从已经发掘的一小部分来看，墓坑形状不规则，排列无序。坑内或埋多人，或埋1人，尸骨上遗有铁制的刑具。参照文献记载，这些刑徒都是被征调来修建阳陵的。1964年在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发掘了其中的2000平方米，计刑徒墓500余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十分整齐，每坑埋1人。遗体上置砖块，上刻文字，记明刑徒的姓名、监管机构、来自何处监狱、刑名、编制组织和死亡日期等。这批刑徒是被征调来参加与雒阳城的建设工程有关的各种劳役的。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农作物的品类有粟（小米）、稻（粳、籼、糯）、小麦、大麦、黍（黄米）、大豆、赤豆等谷物，芋、薏米、葵（冬苋菜）、芥菜、甜瓜、葫芦、笋、藕、生姜等瓜菜，栗、枣、梨、桃、李、杏、梅、杨梅、橄榄等果品，还有作为纺织材料的 和苎麻等。农具有犁、锸、铲、双齿或三齿耙、锄、镰，都是铁制的。犁上的铁铧多加铧冠，并配有犁。播种用耧车，平土保墒用带有排齿的大耙和用竹木编成的耱，和耕犁一样，可以用牛牵引。

农民用桔槔或辘轳汲取河水、井水以灌溉，有的筑陂塘以蓄水。郑国渠、白渠、都江堰和芍陂等大型水利工程由官府经营，其规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谷物的处理，有的用风车箱扇除秕糠，用践碓舂捣，或用转盘式的双扇石磨盘磨研而制成粉面。农副业主要是豢养犬、猪、羊、牛、马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并利用各种水面养殖或捞取鱼鳖、荷藕和菱角等动植物。植桑育蚕已普及到全国许多地方。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等简文说明，当时自耕农土地少，产量小，而租税、徭役繁重。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农民们因破产沦为佃户和奴婢。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庄园图，详细地描绘了东汉庄园中的各种情形。

汉代实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据居延汉简记载，边防部队中从事耕作和兴修水利的士兵分别称为"田卒"和“河渠卒”。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也有关于戍卒从事农作的记录。在时代略晚的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中有“军垒图”和“屯田图”，形象地显示了军队屯田的情形。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除素地无纹的以外，花纹大体上有织成的、刺绣的、印染的和彩绘的，织锦和刺绣用染色的丝线。花纹的纹样有动物纹、植物纹、云气纹和几何纹等，有时还有“延年益寿”、“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

麻织品可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为代表，其原料为 和苎麻。毛织品主要是罗布泊和尼雅墓中出土的，品种有缂毛、斑罽和斜褐等。缂毛是用染色的线缂成花纹，绚丽多彩；斑罽是提花织制的，所用毛纱也是先经染色再织出花纹;斜褐是斜纹织物，所用毛纱也染色，并有蜡缬的花纹。棉织品出土于尼雅墓，其品种有蓝白蜡染棉布、白布裤及手帕等，前者有各种花纹。（见彩图）

汉墓石刻画像中的许多纺织图表明，当时的织机已普遍装置踏脚板，织工用双足踏板以提综，而以一手投梭，一手打筘，加速了效率。根据锦、绮、花罗等丝织品实物的组织和花纹，可以推测当时已有简易的提花机。汉代除民间普遍从事纺织以外，首都少府属官织室令丞主管御用品和官用品的织造。陈留郡的襄邑和齐郡的临淄都设服官，大量制造各种丝织品。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见汉代冶铁遗址）。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发掘出土的铁器有犁、?、锸、铲、锄、耙、镰等农具，斧、锛、锤、凿、锯、锥等工具，刀、剑、矛、戟、镞、铠甲等兵器，炉、釜、镊、火钳、剪、带钩、镜、尺、缝衣针等生活用具，说明了铁器的使用已普及到农业、手工业、军备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经鉴定，当时的铁器可分锻件和铸件两大类。以块炼铁为材料的锻件有许多已达到钢的标准，而且在“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已经能用反复锻打的方法制成早期的“百炼钢”。以生铁为材料的铸件，除了“展性铸铁”以外，已开始有了性能更佳的“灰口铁”。西汉中期发明了用热处理的方法使铸铁在固态下脱炭成钢，西汉后期更出现了用生铁炒炼而成的“炒钢”。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铁生沟作坊在矿山附近，遗址中炼炉多，而锻炉、熔炉和铸范甚少，说明是以冶炼铁料为主，锻铸器物为次。瓦房庄作坊在当时的宛县城内，远离矿区，主要是从别处运来铁料以锻铸器物。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 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匜、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甗、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见彩图）铜镜的制作甚盛，其形制、花纹不断演变。秦和西汉前期流行蟠螭纹镜，西汉中期流行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西汉后期流行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王莽和东汉前期流行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东汉后期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在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汉代开发的铜矿甚多。据文献记载，参照器物上的铭文，当时著名的铜矿有丹阳郡的丹阳、蜀郡的严道、犍为郡的朱提和堂狼、越嶲郡的邛都和青蛉等处。1953年在河北省兴隆县寿王坟，1961年在山西省运城洞沟，分别勘查了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的铜矿遗址，发现了矿井、冶炼工场的遗迹和冶炼出来的铜锭。

汉代在首都负责铸造铜器的工官是少府属下的尚方令和考工令（东汉属太仆），其产品供御用或官用。河东郡和丹阳郡设铜官，其产品除供官用外，也作为商品 。私营作坊所造的铜器，往往在铭文中标明卖价。

秦汉是我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见彩图）。

其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也有竹胎的，但很少。漆器上的纹饰可分漆绘、针刻、贴金银箔、嵌水晶和玻璃珠等几种。花纹有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动物纹和几何图案等。少数器物，也有画神话传说和人物故事图的。盘、盒、奁等器物在口沿上镶镀银的铜箍，杯的双耳镶镀金的铜壳，称为“银口黄耳”或“釦器”（见汉代漆器）。

秦和西汉前期漆器上有“咸亭”、“许市”、“蕃禺”、“布山”、“莒市”、“成市”、“女阴”等烙印，说明它们是咸阳、许县、蕃禺、布山、营县、成都、汝阴等地官营作坊的产品。西汉中期以后，中央 直接管辖的最重要的作坊在成都、广汉和长安，其产品供御用或官用，但也广泛流传到全国各地。成都和广汉工官所产的漆器，有详细的铭文，记载着工场中的工人分素工、髹工、上工、黄涂工、画工、工、清工和造工等工种，监督和管理的官员除长、丞、掾、令史以外，还有少府派来的护工卒史。长安的工官为少府所属的“考工”和“右工”，官吏有令、右丞、掾、令史和啬夫，但没有护工卒史。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琀、玉塞、玉瑱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见彩图)

与前代相比，除了在扁平的玉片上施浅浮雕的玉器以外，还流行高浮雕和圆雕的玉器，而镂孔透雕和细线雕刻的花纹也颇有增加。玉器表面的抛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除了与战国时代相同的绿色和黄褐色的玉料外，乳白色的羊脂玉大量增多。玉料主要来自新疆的和田。

汉代少府属官尚方令，主管御用玉器的制作。另一方面，东园匠专为皇帝制造丧葬用品，其种类包括玉衣和其他各种“葬玉”。诸侯王等贵族死后所用的玉衣之类，也多属“东园秘器”，由朝廷发给。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铅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釉药中含氧化铅，呈色剂是氧化铜或氧化铁，烧成后呈棕黄颜色或绿色。器物的种类除容器以外，还包括各种明器。铅釉陶器的出现，可能是受西亚的影响。(见彩图)

青瓷器用石灰釉，由于含有少量氧化铁，釉呈淡青色。器形多为广口、平底的四系罐。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于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以后普及到江淮各地。除浙江、江苏各地东汉后期墓以外，安徽省亳县曹氏墓中也有多量的发现。

北方烧制灰陶的窑筑在平地上，窑室较宽、较高，火道不长。南方烧制硬陶和青瓷器的窑筑在山脚坡面上，窑身细长，倾斜度较大。后者便于通风，使温度提得更高。秦汉陶器往往有“咸亭”、“河亭”、“河市”、“陕市”、“邯亭”、“安亭”和“市府”等的戳记，说明各地制陶作坊往往是由当地 中主管工商业的“市府”管理的。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砖有长方砖、正方砖、楔形砖、榫卯砖等类，多用于造墓，也用于造屋，其形状、尺寸都有一定的规格。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断面约为四分之一圆周，筒瓦断面为二分之一圆周，制作都已相当规格化。筒瓦前端的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的，半圆形瓦当主要限于秦和西汉前期。瓦当上的花纹多为各种云纹，也流行用“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文字作装饰。王莽时用于礼制建筑物上的瓦当多为青龙、白虎等“四神”纹样。北方边境城邑所用瓦当有饰“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等文字的，西海郡所用瓦当则饰“西海安定”的文字，显示了地方的特色。西汉都城长安及三辅地区宫殿、官署的瓦当，所饰文字如“上林”、“兰池宫当”、“宗正官当”等都为宫殿和官署的名称，说明当时 设有专为宫廷、官府造瓦的作坊。长安城遗址出土瓦片多印有“都司空”、“右空”等戳记，说明造瓦的作坊为“都司空”等机构所主管，作坊中的工匠多为被判罪的刑徒。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

秦汉船舶的实物，至今未有发现。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四川德阳汉墓的画像砖及沂南汉墓等许多汉墓的画像石上都有一些船的图形，但不甚清晰。江陵汉墓、长沙汉墓和广州汉墓中作为明器随葬的木船和陶船模型，制作得相当细致，由此可了解当时船舶的形制和结构。长沙西汉墓的木船，船身细长，船舱不高，两舷共置16支棹，船尾另有一支大棹，其特点在于轻捷。广州东汉墓的陶船，设前、中、后3舱，尾部又有望楼，两舷各设3个棹架，船首悬锚，船尾置舵，其特点在于稳重（见彩图）。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秦至汉初的造船工场的遗址，发掘出3个造船台及其附近的木料加工场的遗迹。从造船台的规模估计，可以制造长约20～30米、宽约6～8米、载重量约10吨的大型木船。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根据发掘出土品，秦始皇统一后流行的半两钱直径约2.5～2.7厘米，重约3～3.5克，比战国时代秦国的半两钱小而轻；文献记载说“重如其文”，与实际不尽相符。据记载，西汉吕后时所铸半两钱重八铢，文帝时所铸半两钱重四铢。就出土的实物而言，西汉前期的半两钱直径约2.2～2.5厘米，重约2.5～2.8克，多为文帝时所铸。当时诸侯王和郡国豪强往往自行铸钱，钱文亦为“半两”，但极为轻薄，直径仅1厘米左右，后世称为“榆荚钱”。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铸五铢钱，直径2.3厘米，重为五铢，合今约3.5克。从元鼎五年（前 112）起，禁郡国铸钱，五铢钱的铸造集中在首都长安。从武帝到平帝，铸造量达280亿枚。根据纪年的钱范和发掘出土的钱币实物，可以辨认所铸五铢钱在细节上的特征。经过王莽时期的间断，东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重新发行五铢钱，铸工精良，但重量稍减，一般约为3克，其文字细节与西汉五铢钱又稍有差别。东汉中期以后，币制渐混乱，所铸五铢钱较粗陋，重量往往只有2～2.5克。至东汉后期，甚至将五铢钱凿开，成为“剪轮钱”和“环钱”。 灵帝中平三年(186)新铸五铢钱，质量较好，重3.6克，背面自方孔四角铸出四道斜线，故称“四出五铢”，但发行量小，发现不多。

王莽摄政和当皇帝期间所铸的铜币，按形状可分为“泉”、“布”、“刀”3种，每种又各有等级。计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后者“一刀”二字用黄金错出，故称“错刀”。在各种铜币之中，以居摄二年（公元7）始铸的“大泉五十”、始建国元年(公元9)始铸的“小泉直一”和地黄元年（公元20）始铸的“货布”、“货泉”以及文献失载的“布泉”为常见。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据商鞅量的实物和铭文核算， 秦一尺应为23.1厘米。据满城汉墓的铁尺和曲阜九龙山汉墓残铜尺测定，西汉一尺约为23.2～23.5厘米。新莽时一尺的长度，据传世的始建国元年的嘉量测算，应为23.1厘米。东汉前期一尺的长度，根据传世的建初铜尺，为23.5厘米。东汉后期，按照各地发掘出土的铜尺和骨尺，一尺约为23.8厘米，似有增长的趋向。汉代长度单位为十进位的分、寸、尺、丈、引，而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

根据商鞅量和传世的其他秦代方升测算，当时的一斗为2000毫升。西汉的一斗，据江苏省铜山崖墓出土的铜量及各地汉墓出土有铭铜器的容积计算，亦为2000毫升左右。新莽嘉量经测定，一斗约为2000毫升不变。东汉的容量，据建武平斛和光和铜斛测算，一斗为2000±40毫升。汉代容量单位是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亦称石）。其实，当时容量有大小两种制度。据居延汉简记载，小石（斛）为大石（斛）的六斗。

据高奴权实测，秦一石（一百二十斤）重为30.75公斤，一斤应为256.26克。西汉的重量，以满城汉墓的“三钧”铁权测算，一斤应为249.9克（此权钮部略有损缺，原重应稍增）。从各地出土有铭铜器测计，西汉单位重量的数值颇有出入，但以一斤合今250～254克的为多。以嘉量计算，新莽的一斤为226.6克；但据传世的天凤元年傆仓平斛及各种圜权的重量测算，一斤应为240～246.97 克。东汉的重量单位，据传世的光和二年(179)铜权测定，一斤为250克。汉代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秦代唯皇帝之印称“玺”。汉代则皇帝、皇后、诸侯王、王太后等人的印都称“玺”。皇帝玺虽未发现，但传世有“皇帝行玺”的封泥。据记载，皇帝六玺皆用白玉、螭虎钮，皇后的玺亦如此。1968年在咸阳汉长陵附近发现的“皇后之玺”为白玉质、螭虎钮，与记载相符。但是，1983年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僭用的“文帝行玺”为金质、龙钮。诸侯王的玺，传世的“淮阳王玺”为玉质、龟钮，1981年江苏省邗江出土的“广陵王玺”，为金质、龟钮，1954年陕西省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亦为金质、龟钮。丞相、太尉等较高级大官用金印，其他秩比二千石以上的大官用银印，它们都为龟钮，印文称“章”。秩六百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用铜印，多为瓦钮或鼻钮，印文称“印”。少数民族首领被汉朝封为“王”的，如云南省晋宁出土的“滇王之印”为金印；其他职位较高的官佐用银印，一般的僚属用铜印。为了区别于汉朝的官印，它们多为驼钮或羊钮，滇王的印用蛇钮。印章的大小，亦与等级有关。南越王的“文帝行玺”方3.1厘米，咸阳的“皇后之玺”方2.8厘米，各为当时的一寸三分和一寸二分见方；西汉的官印多为方2.5厘米，新莽和东汉时官印多为方2.3厘米，大体上都是当时的一寸见方。官印是行 力的凭证，官吏调迁或死亡时，必须缴还。因此，墓中随葬的官印，即使铸造工整，也未必是实用的原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丞相”印和“轪侯之印”，文字草率，可判定是死后为随葬而仿制的。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的玉玺，螭虎钮，2.7厘米见方，但不刻文字，显然是随葬品。传世的少数铜印和发掘出土的木印，既署官职，又加姓名，也是专为随葬而作的。

私印没有严格的制度。印的形状除方形以外，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东汉还有柿蒂形等。除铜印以外，还有玉印和银印，东汉更有琥珀印和玛瑙印。印钮有鼻钮、桥钮、坛钮和龟钮，东汉还有虎钮和兽钮。有的印两面有字，没有钮。印的大小各异。印文除姓名以外，有时还加上籍贯和表字。所有差别并不代表等级。除多为男子使用外，女子亦有用印的，满城2号汉墓出土的窦绾铜印即是一例。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具有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 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我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

秦汉的壁画，主要绘描于宫殿和陵墓。宫殿的壁画，迄今仅发现于咸阳秦宫殿遗址。陵墓的壁画则大量地发现于各地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的空心砖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中。壁画的题材大体上可分4 大类。第1类包括车骑出行图，燕居、田猎、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享乐生活图，城郭、衙署、仓库、楼阁等建筑物图，以及农耕、畜牧和庄园图等，都是绘描当时的现实。第2类是古代圣贤、忠臣义士、孝子列女等历史人物故事图，但仍多按汉代的衣冠服饰绘描。第 3类是东王父、西王母、伏羲、女娲之类的神话传说图及麒麟、白象、青龙、朱雀等祥瑞动物图，所画神人、奇禽和异兽等出于虚构，但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第 4类主要是日、月、星宿、云气等天象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天文观念。绘描以毛笔为工具，用矿物质颜料着色。绘描方法包括线描、平涂和渲染，已能讲求大小比例和远近透视的效果。（见彩图）

汉代的石刻画像，主要施于河南、山东、苏北、陕北等地区的许多石室墓或砖石混合结构墓的石材上，称为“画像石”。墓域地面上的石祠和石阙，如山东长清县孝堂山石祠和嘉祥县武氏石祠和阙，也由画像石构成。四川成都平原的崖墓也有刻画像的。

石刻画像的题材，与壁画相似，大体上可分5大类：第1类是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如车马出行图，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图，农耕、纺织、炼铁等劳动图，城郭、庭院等建筑物等。第2类是历史人物故事图，如忠臣义士、孝子列女等。第 3类是伏羲、女娲、东王父、西王母、佛像以及各种仙禽、神兽等的宗教神话图。第 4类是日、月、星宿、云气等的天象图。第 5类是作为陪衬装饰的垂幛纹、流云纹、菱形纹、三角形纹等各种图案花纹。

石刻画像的制作，是先构图，后雕刻，当初还使用了彩色。雕刻的技法主要有阴纹线刻、减地平鈒、减地肉雕和透雕等。在同一画像上，有时是两种技法并用，如在减地平鈒或浮雕的图像轮廓上又用阴线刻出细纹。

秦汉时代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木简。前者称“简”，后者称“牍”和“札”等。将简编联起来，便成为册。在罗布泊、尼雅、敦煌及居延地区的遗址中，发现过汉和魏晋的木简和竹简。在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凤凰山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双古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等墓葬中，也发现秦汉的竹简和木简。简的长度大约有69厘米左右、56厘米左右、28厘米左右、23厘米左右、18厘米左右、13.5厘米左右等几种，分别相当于当时的三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一尺、八寸、六寸。每简所写的字数因简的长短而不等，但大体上有所规定。将零散的简编成册，用的是丝纶或麻绳。从简册的实物观察，都是先编联，后书写，纶绳所过之处空而不写。

简册的内容极广，有经典、书籍、诏书、律令、公文、名籍、帐簿、历谱、药方、日忌、杂占、书信，以及用于随葬的“遣策”等类。云梦秦简有《语书》、《效律》、《封诊式》、《秦律杂抄》、《法律问答》、《为吏之道》和《日书》等书籍。阜阳双古堆汉简为《诗经》、《刑德》、《苍颉篇》等书籍。临沂银雀山汉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元光元年历谱》等书籍和历谱。武威磨嘴子汉简为《仪礼》经，并有日忌、杂占以及关于王杖授受的律令等。武威旱滩坡汉简为药方。江陵凤凰山汉简为乡里名籍及关于赋税、徭役、贷粮、钱财收支等的帐簿。长沙马王堆汉简为列举随葬品名目的“遣策”。居延和敦煌汉简则有诏书、律令、牒书、品约、劾状、爰书、符传等公文，以及《尚书》、《论语》等经书和《急就篇》、《苍颉篇》等启蒙读物。

缣帛也是秦汉时代的重要书写材料。用缣帛写成的书籍，称为帛书。当时帛书的数量甚大，只是不易保存，迄今发现的，仅限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帛书的幅度，大的用整幅的帛，宽48厘米；小的用半幅帛，宽24厘米。书写前，先用朱砂或墨在帛上均等地画出界线，每行宽各7厘米左右。书的篇题都写在末行的空白处。帛书的内容有《老子》甲乙本及附写的佚书各4篇，乙本所附佚书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的篇名；有《战国策》及其他史籍；有天文书、相马书、医书；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2幅地图（见马王堆帛书）。

东汉立石经于太学，是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举。通过石经，可以考订儒家经典，研究古代书法，还可了解当时学术的繁荣和太学规模的盛大。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正定经本文字，决定刊刻于碑石。自当年至光和六年(183)，凡9年才完成。共有46碑，立于太学讲堂东侧。其内容为《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经，称“熹平石经”。魏文帝黄初元年(220)，重建太学。正始二年(241)，又新刻石经，立于太学讲堂西侧，称“正始石经”。

20世纪20年代以来，加强了对石经的研究。其成果在于石经碎片的收集、碑的形制和行款的复原，并确定了正始石经共有27碑。1957年以来对太学遗址的发掘，使得对石经置立的地点及其排列次序等都有了新的认识。

秦汉的刻石，主要可分3类：第1类称“碣”，其形状大体上是方而近圆，上小下大，但没有严格的规则。第2类为“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崖壁。第3类是“碑”，完全由人工雕治而成，碑身长方，顶部成圭形或圆弧形，趺座多为长方形。秦始皇刻石纪功，开树立碑碣的风气。到了东汉，碑刻大盛，其影响及于后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先后五次巡视全国，并刻石纪功。据记载，共有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石，字体为小篆。秦二世巡行各地，又加刻诏书及从臣姓名。琅琊残石至今犹存，泰山刻石仅存数字，其他都已湮没，但有重摹本流传。除碣石刻石外，秦刻石都是立石而刻，应该是碣。

按内容不同，可分颂功记事的刻石和墓碑2种。颂功记事的刻石，如“西狭颂”、“石门颂”、“刘平国刻石”、“礼器碑”、“张迁碑”等，有的为摩崖，有的为碑，而“裴岑纪功碑”则不同于一般的碑，应属碣的一类。墓碑都为长方形的碑，见于著录的甚多，有的保存至今。发掘出土的墓碑有天津市武清县的雁门太守鲜于璜碑。东汉摩崖及碑刻多用隶书，但碑额往往用篆体。

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是秦汉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有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面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的影响。特别是西汉中叶以后，随着汉朝 在各边境地区增置郡县，在西域设都护府，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更趋密切。

秦汉时代，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和东胡，后者分乌桓、鲜卑两部。就我国境内而言，匈奴活动范围在内蒙古大部和新疆北部，乌桓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省北部，鲜卑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北部。东汉时，南匈奴入居塞内，北匈奴西迁，鲜卑遂据其故地。

在内蒙古集宁市北察右后旗寒乌拉山。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密集地排列着许多土坑墓。1956年前往调查，收集到许多器物。陶器有汉式的和土著的两种，后者为手制的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为附有单耳、双耳或三耳的罐。铜釜也附双耳。许多透雕的铜牌铸成动物形，也有少数为几何图案形。这里应是匈奴的墓地，年代相当于西汉。

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地当汉辽东郡境内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共有500多座墓。1956年发掘了其中的6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墓，单身葬。出土的铜制和铁制的刀、剑和矛，具有北方民族的特征。透雕铜牌的纹样多为各种动物，也有佩剑武士。汉式的刀剑、马具和工具等也很多。墓地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期到后期。有人认为是匈奴的墓地，但也有人主张应属于东胡族的乌桓。

在内蒙古满洲里木图那雅河东岸。墓地上共有长方形土坑墓约300余座，排列甚密。1959年发掘了其中的30余座。均为单身葬，葬具为桦木棺。出土的陶器为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以大口平底罐和单耳罐具有特色。铜器主要是透雕的动物纹铜牌。铁器有刀、矛和镞等兵器。木弓及其两端所附的骨弭遗留甚多。汉式物品有方格规矩镜和织锦。墓的年代属东汉。一般认为这里是鲜卑的墓地，但不能排除属于匈奴的可能性。

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坑墓。随葬品如透雕铜牌、铜环、金环和铁饰等属匈奴的制品。墓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墓主人可能是死在长安的匈奴使者。

在青海省大通县大通河西岸。这里是一处东汉的墓地。该墓为砖室墓，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其他东汉墓无异。其中的一枚“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驼钮铜印，证明墓主为匈奴的酋长，说明南匈奴入居内地后，已完全与汉族融合。

秦汉时代的西南地区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今贵州省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省滇池周围有滇，四川省西南部有邛都、西北部有冉等。汉代统称之为西南夷。

1977～1978年，在贵州省赫章、威宁境内发掘土坑墓近200座。有些墓采用二次葬，以纺织物或草席包裹人头，置于铜鼓、铜釜或铁釜内，不用棺木，不葬死者的躯肢。随葬品以当地所产的陶器为主。铜器分两类，一类有土著特色，一类为中原的产物。墓的年代属西汉。这里汉初属夜郎，汉武帝以后为犍为郡的汉阳县，故推测为夜郎的遗存。

1955～1960年，在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发掘了数十座土坑墓，其中6号墓有金质的“滇王之印”随葬，确定了它们是滇墓。1964年在安宁太极山，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又发掘了数十座相似的墓。墓的年代约从战国后期到东汉初期。墓坑形状不甚规整，葬具为木棺，除个别的墓为合葬以外，多为单身葬。随葬品因墓的年代不同而有变化。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多为铜鼓、贮贝器（见彩图）、尖头锄、粗茎剑、空首钺、透雕动物纹饰牌等具有浓厚土著文化特征的铜器，货币全为海贝，铁器稀少。西汉中期至后期，上述各种土著铜器减少，洗、熏炉、镜、 机等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汉式铜器大增，半两钱和五铢钱代替了海贝。到了东汉，土著器物近于绝迹，汉式器物占绝对优势，铁器增多，还出现了陶质明器。

1975年以来，在四川省西昌、冕宁、喜德、德昌等县境内发掘了数十座“大石墓”。其构造是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墓室，有的在墓门外立大石，有的在墓室上加封土。墓内埋葬人数甚多，年龄、性别各有不同，尸骨零乱，系分多次葬入。早期的墓年代在西汉之前，随葬品除大量的粗质陶器外，有剑、镯和环等少量铜器，也有刀、镞等石器。晚期的墓年代相当于西汉，随葬品中铜器增多，出现了铁器，而石器不再存在，个别的墓还有汉式的铜印。从文献记载看来，这些“大石墓”可能属当时的邛都等族。

1963年和1978年在四川省汶川、理县和茂汶县境内发掘数十座“石棺墓”。其构造是在长方形土坑内砌石成壁，形状略如棺。一般多为单身葬，少数为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只有少数陶器，个别的墓有许多铜器和铁器，它们都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但也有从中原输入的半两钱等。墓的年代在西汉。对照文献记载，推测上述的“石棺墓”可能属于当地的冉等族。

新疆地区汉代属西域。据记载，南疆有楼兰（鄯善）、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北疆有车师，乌孙等国，西汉初期共有36国，西汉后期增至50余国，统称为“西域诸国”。

在新疆罗布泊之西。1930～1934年我国学者在此参加调查发掘工作，1949年以后又继续进行。这里本属楼兰，西汉昭帝时出兵占领，改称鄯善。孔雀河两岸的墓葬，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船棺葬，年代在西汉前期，随葬品以别针、梳等木制品为多，也有石镞和骨镞，陶器甚少，铜制品仅有少量饰物，羊毛织品以素地的为多。晚期的墓在葬具和随葬品方面保留早期的若干习俗，但有许多丝织品、漆器和“日光镜”等中原器物，陶器和木质器皿也与中原的相似，铁器也已出现，其年代在西汉后期之后。在孔雀河南岸，发现西汉后期至东汉的居住址。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周围用夯土筑围墙，形如城堡。从出土的汉文木简看来，这里应是汉代经营西域的据点，魏晋时继续沿用。遗址中出土许多中原器物，也有不少当地产品，包括织有精美图纹的毛织品和经过染缬的棉织品。

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河沿岸，年代约从东汉前期到魏晋。这里本属精绝国，东汉时为鄯善所并。出土简牍上的“鄯善郡印”封泥、采集的“司禾府印”和许多汉文木简，说明了汉朝在这里的经营。据1954和1959年的调查发掘，房屋的结构与罗布泊的相同。出土的器物以瓢、勺、桶、槌和捕鼠器等木制品为多，陶器甚少。铜制品有顶针和戒指。附近有炼铁遗迹，斧、刀、铲等铁器为本地所产。农作物有小麦、青稞、糜谷等类。从中原输入的物品有丝织品、漆器和铜镜，五铢钱已成为通用的货币。大量的佉卢文简牍是重要的发现。墓地在遗址的北部，多为船棺葬。1959年发掘的一具木棺则为长方箱形，夫妻合葬。遗体保存甚好，除所穿衣物外，还覆盖整幅的丝绸。随葬的“君宜 ”铭连弧纹镜，可证墓的年代在东汉后期。

在新疆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1958、1977和1979年曾3次调查。 遗址是一座方形的城堡，城内西南部有许多土台，似为官衙或贵族的住宅。中部有陶窑，烧制各种夹砂粗陶器。北部居住址内发现一口大陶缸，内存大量西汉五铢钱。东北部有寺庙，遗有壁画和佛像的残块。从各方面来看，这里可能是汉代于阗国的一处城府。

在新疆 市的南山。1976～1978年发掘了80余座古墓，其中4座是“石垣木椁墓”。石垣用卵石堆砌，围成长方形的墓域。竖穴式的墓坑在墓域中部，地面上用石块堆封。墓坑内筑木椁，内置木棺。每墓葬1人或2人。随葬品以各种虎纹、狮形的金牌、金箔带及兽面金饰为最突出，也有银牌、珍珠和玛瑙等。铜器有高足方盘，铁器有刀和镞，陶器为细泥红陶。漆器的花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相似。墓的年代相当于战国至西汉，墓主人应为当地的统治阶级。

分布在新疆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察布查尔等县的境内。地面上有圆形的坟丘，形如土墩。据1961年以来的发掘，墓室为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在一个土墩之下，往往有2个或4个墓室。夫妻合葬有同室或异室两种方式。一般的墓，随葬品甚少。大墓不仅有丝织品、毛织品、金器、铜器和漆器等随葬品，而且还有殉葬人。墓内的铁农具说明当地已有农业。有些陶器和铁器，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从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看来，可能是西汉乌孙人的墓。

参考书目

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收获》，文 物出版社，1961。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王仲殊：《汉 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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