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ongdaishi

宋代诗歌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所开拓创造，出现许多优秀诗人作品，形成许多流派，对元、明以后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争。可见在古代诗歌史上，宋诗是继唐诗而取得显著成就的又一高峰。

（1）宋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宋诗比之唐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 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方面都有所扩展;特别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的历史背景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炽热和深沉，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在艺术旨趣和风格上，则主要向思想、显露、精细方面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虽然褒贬态度不同，而指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则同。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指出唐诗重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重赋，“其词径以直。”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诗又追求精细。《石洲诗话》卷四又说：“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颇有见地。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汉魏六朝唐诗的浑成凝重各异其趣。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苏轼诗“情与事无不可尽”，就是一例。另一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中评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讨古书，穿穴异同，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即指出黄诗在句律、体裁方面的穷极变化。与上述数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

（2）宋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宋代诗人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在我国诗歌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和唐代的一些重要诗人相比，各有特色。他们以自己的优秀诗篇，赢得了后人的称赏。其中特别是苏轼和陆游，人们是把他们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的。他们的诗歌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典范的意义。

（3）宋代产生了数量很大的诗歌作品。宋诗流传至今的，估计要超过《全唐诗》数倍，已知的诗人，估计有8000人左右。宋诗不仅数量大，而且其中确有大量的好诗。那些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留下了大量的好作品，即使一些并非特别负有盛名的诗人，也往往有佳篇流传。宋代的诗歌经过了长期的各种探索，一般说来，诗人们都很重视学 唐人，有的偏重模仿，有的力求在学 中创新。前者如宋初的九僧，南宋后期的四灵诗派等；后者则更为普遍，呈现出争奇斗艳、推陈出新的局面。因此，宋诗中流派较多，各种流派之中也常常有发展演变，诗歌的风格也因之丰富起来，不断地产生出大量好诗。

严羽《沧浪诗话》曾论到宋诗的流派。一直到清初，研究宋诗的人，大都着眼于流派的演变。而在流派演变之外，同时注意历史发展变化的，始于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他讲了宋诗的“四变”：一变是仁宗庆历以后；二变是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崛起之时；三变是在四灵派出现以后;四变是宋末。清末民初的陈衍，编选《宋诗精华录》，仿照唐诗，分宋诗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期。他在第一卷开始时说：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元丰、元祐尽北宋为盛宋，南渡为中宋，四灵以后为晚宋。他在全祖望“四变”说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较为合理。

参照陈衍的分期法，可分宋诗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北宋前期，即从北宋开国到英宗(960～1067)末。第二时期为北宋后期，即从神宗到北宋（1068～1127）末。第三时期为南宋前期，即从南宋初到宁宗开禧（1127～1207）末。第四时期为南宋后期，即从宁宗嘉定初到南宋(1208～1279)末。

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诗人们基本上偏于消极地接受唐诗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积极地创造发展。他们主要师法的是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等人。叶燮《原诗》说：“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效法白居易的，以王禹偁为代表。王禹偁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他“五言学杜，七言学白”。实际上他主要学白居易。王禹偁在宋初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称赞他的人说他和欧、苏相伯仲《宋诗醊醨集》），但他的诗毕竟没有多少显著的特征。当时学白居易的还有徐铉，李昉等人。

效法贾岛的，主要有九僧和魏野、寇準等人。他们除贾岛外，还效法晚唐其他某些诗人。他们声气相通，成为一个流派，有名于世。

效法李商隐的主要有西崑体。西崑体以诗集《西崑酬唱集》而得名。收入这本诗集的作者有17人，其中主要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西崑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他们效法李商隐的善对偶，用典故，尚辞藻。其诗伤于雕琢堆砌。

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主要在仁宗、英宗时期。他们都致力于改变当时的诗风，所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西崑体。和他们同时的石介，反对西崑体最激烈，曾作《怪说》加以抨击。欧、梅、苏三人却以他们丰富的创作成果来影响当世。宋诗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发展前进的。

这一派共同的倾向和特点是重视思想内容，力求摆脱唐诗的风调。梅尧臣《答裴送序意》有“我于诗言岂徒耳，因事激风成小篇。词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之句，代表了这一派人对诗歌创作的要求。

由于重视思想内容，他们爱在诗歌中发议论。特别是一些涉及政治、社会问题的较长的诗，往往议论纵横，反复述说，明代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其弊至以文为诗。”“以文为诗”，即散文化，散文化是为了议论化。

由于重视思想内容，他们有意识地矫正晚唐以来直至西崑诗人崇尚近体、专务对偶声律的诗风，因此多作古体，古体在他们的诗集中要占一半以上。

北宋后期的诗歌成为宋代诗歌繁荣时期。这时诗人辈出，形成不同的流派。主宰诗坛风气的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他们的诗歌被称为“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黄庭坚在当时影响尤大，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三人之中，王年辈晚于欧，受到欧的推重。苏出欧阳修门下，黄庭坚又出自苏轼门下，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后期的诗是欧阳修一派的继承和发展。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有共同的倾向和特点：他们都比较重视思想内容，他们写的古体诗，不同程度地有着以文为诗或以议论为诗的 气，这都是接受了欧阳修一派的影响。

王安石早期的诗，叶梦得《石林诗话》说他“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这实际是受当时风气影响的表现。到了晚年，讲求诗律精严，陈师道说他“晚年诗伤工”（《王直方诗话》），可见与早年不同。王安石喜欢杜诗，对杜甫评价很高，曾说“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滹南诗话》引)。他“深得老杜句法”（《苕溪渔隐丛话》），开宋人学杜的风气。

苏轼在接受欧阳修一派的影响方面表现很突出。他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方面，如果不是超出欧阳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但是，苏轼为宋代其他诗人不可及处是他的才气奔放，随物赋形。苏诗风格是多方面的，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刘克庄的所谓“非本色”，大约是说他不受一定体制的束缚。苏轼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放笔快意，纵恣自如，他对于从学的晚辈诗人，也任其自由发展。所以苏轼门下的诗人虽然很多，如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等等，都是一时俊彦，但他们各有特点，不受“东坡体”的限制。

从欧阳修、梅尧臣到王安石、苏轼，一脉相承，完成了自晚唐、西崑以来的一次诗风转变，使得宋诗在唐诗之外开辟了疆土，显出了自己的特色。随后的黄庭坚，就在新的疆土上苦心经营，使得它的特色更加鲜明显著。

黄庭坚写诗，在注重思想内容的同时，用了很大的心思来研究形式技巧。诗歌在他手里，可说是成了专门之学。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学杜甫，如《岁寒堂诗话》所说：“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他从杜甫那里学拗律。他的拗律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杜甫。他极力发展韩愈、梅尧臣以来的那种横空排奡的奇句硬语，使诗中的这类语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又在运用典故、押韵等方面下功夫，功力超过苏轼。他又很好奇，喜用奇事、奇字等。这些都比较易于学步，因此愿意学黄庭坚的人很多，并形成江西诗派。陈师道本来是苏门六君子之一，见到黄庭坚后，就“尽焚其稿而学焉”（陈师道《答秦观书》），自认“初无诗法”，见到黄庭坚才学到了“诗法”。此外，如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等等，都效法黄庭坚。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25人，成为宋代影响较大、最深远的一个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讲究拗律，喜用硬语，本来容易导致杈桠粗犷之病。江西诗派盛行后，这些弊病充分显 来，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陈岩肖《庚溪诗话》说：“山谷之诗，清新奇峭，……然近时学其诗者，……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南宋初期的一些江西派诗人吕本中、陈与义、曾幾等，注意到这一点，想作一些补救。这几个人在北宋末期已开始了他们的创作活动，陈与义在南宋只活了12年，吕本中只活了18年，但他们的创作倾向，和前一个时期的江西诗派中的某些人相比，毕竟有一些区别。吕本中作《夏均父诗集》序，提出“学诗当识活法”，说“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方回《瀛奎律髓》称赞他，说“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陈与义虽然和黄庭坚、陈师道被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但艺术风格和黄、陈有些不同;同时人张嵲为他作墓志铭，称他的诗“清邃超特，纡余闳肆”，独具特色。曾幾的诗，赵庚夫称为“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也不同于江西诗派的词语艰涩。到此时，江西诗派的变化已是势在必行了。

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宋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他们被称为“南宋四大家”，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

“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中，尤袤的诗集已佚，清尤侗辑有《梁谿遗稿》，只有两卷。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流传的作品都很丰富，特别是陆、杨二人，数量之多是惊人的。陆、杨都曾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他们在当时能取得那样卓越的成就，就在于最终摆脱江西诗派，自立门户。由于他们和江西诗派有渊源，在诗里难免留下若干江西诗派的痕迹。如《四库全书总目》说杨万里“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沈德潜《说诗晬语》说陆游“古体近粗”。但是，他们诗歌的风格，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恰好和江西诗派相反。如杨万里的诗被称为“清圆”(曾燠)，被称为“飞动驰掷”（方回《南湖集序》）。陆游诗被称为“敷腴”（《诚斋集》卷八十一《千岩摘稿序》），被称为“熟”（朱彝尊《书剑南集后》），被称为“晚年造平淡”（赵翼《瓯北诗话》）。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陆、杨等人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所作的努力。

这个时期，别具一格的诗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叙》里写他和尤袤的一段对话：“近过梁谿，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从姜夔和尤袤对当时诗歌创作的议论中，可以知道在这个时期，有成就的诗人都在力求突破江西诗派的限制了。

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开始，宋诗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虽矫江西派之弊，但他们的诗，还是上承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四灵”却转学晚唐，似乎又回到宋初的时代。

“四灵”兴起的动机，是出于矫江西派之弊。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这四个诗人都是永嘉人，都出于永嘉学派叶適之门。叶適在替徐玑作的《墓志》里说：“初，唐诗废久，君与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 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这里所谓“唐诗复行”，其实是晚唐诗。具体地说是贾岛和姚合的诗，而且主要是姚合。“四灵”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他们一生的努力就在这方面。他们喜作近体，专工五律，局度狭小。刘克庄《野谷集序》说:“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可见他们的精力不能超出四十字之外。他们写诗不重视思想内容，少用典故，不发议论，少用古体，讲求精工，和欧阳修、梅尧臣以来一直到江西诗派的宋诗传统大不相同。这在当时一些人中间，产生了新鲜的感觉，对于一些腻味于江西诗派的人来说，更能引起兴趣。

江湖派以临安的一个书商陈起刻的《江湖集》而得名。陈起会作诗，结交了一批江湖诗人，即流落不遇或者官位较低的诗人。他在理宗宝庆初刻了一部《江湖集》，收入了刘克庄、曾极等人的一些诗，其中有的诗句触犯了当时宰相史弥远，《江湖集》遭禁，被劈板，史弥远死，禁令始解，陈起又继续刊刻《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书。陈起所收录的，主要是一些江湖诗人的诗，还收入了一些前辈已故诗人之作。

江湖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不象“四灵”派那样专精五言，他们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写。诗风比起宋代盛时的诸家来，气格较卑弱，但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宋末一些地位比较低微的士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写法上也放任而无拘检。江湖诗人中有成就者为戴复古。

宋亡前后的代表诗人，有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人。他们有的投身抗元斗争，被执不屈，壮烈牺牲；有的转徙流离，悲歌慷慨。他们从“四灵”派、江湖派多写自然景物和个人感触的狭小天地中摆脱出来，写南宋灭亡前后的情况，写他们的斗争经历或“麦秀”、“黍离”之思，被目为“诗史”。他们有的接近杜甫的沉郁悲壮，如文天祥；有的接近李贺、孟郊、贾岛的奇崛幽峭，如谢翱。各家诗往往有其独特的风格，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诗歌到四灵、江湖的时代，出现了衰颓的景象，宋末诗人出而振兴，尤以沉郁悲壮的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之后的光彩。

诗分唐、宋，主要是在于时代风格的差别，而后世诗歌的发展，也基本上未能越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好尚和艺术见解的不同，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最早发难攻击苏、黄及江西派，从而开始唐宋诗之争的，是张戒。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 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岁寒堂诗话》卷上）。继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以晚唐为宗，力矫江西派粗硬之弊。严羽《沧浪诗话》又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这些都是南宋时尊唐抑宋的重要表现。而在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下斥黄庭坚及江西派为“剽窃之黠者”，则夹杂着南北地域的成见。降及明代，前后七子创“诗必盛唐”之说。李梦阳提出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编《古今诗删》这部历代诗歌选本，宋元两代诗竟只字不录。前后七子在当时文坛影响极大，这又引起 的不满。袁宏道痛斥他们的复古摹拟，反对“以不唐病宋”（《与丘长孺书》），但直到明末的陈子龙，仍持扬唐抑宋的观点。清代是宋诗受到重视、广为流传的时期，一在清初，一在同治、光绪时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陈《宋十五家诗选叙》亦称：“昔敝于举世皆唐，而今敝于举世皆宋。”吴之振等编选《宋诗钞》大力推广宋诗，叶燮《原诗》提出宋诗后出转精的论点，都提高了宋诗的地位和价值。其时重唐轻宋者亦不乏其人，如朱彝尊、王夫之、毛奇龄以及专主晚唐的冯班、贺裳、吴乔等，但尊宋者亦旗鼓相当，如翁方纲、蒋士铨等。晚清“同光体”盛行，标志着宋诗的“中兴”。这场长期论争，除了门户、地域成见和故作偏激论者外，是有积极意义的。尊唐派往往从批评宋诗缺点和弱点出发，阐发了诗歌的艺术特性，坚持了形象性和抒情性的要求，如刘克庄提出“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相对峙的概念；严羽强调的“意兴”也接触到诗歌的形象思维的特性。而宗宋派从诗歌发展流变的角度肯定宋诗，反对“以不唐病宋”，坚持了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亦颇具识见。如叶燮《原诗·内篇》以“地之生木”喻诗歌发展，自《三百篇》为根，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蒋士铨《辩诗》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十四论宋诗继承唐诗但又“力破余地”、“变本加厉”，而形成独特风格。这些观点都对深入认识和研究宋诗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代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诗人迭出，大诗人一生所作，有达万首以上。据说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首，陆游今存的诗，也有九千多首。加上宋代印刷业发达，刻印方便，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诗文集。《宋史·艺文志》所载诗人将近600家，所录还不全。但是，亡佚的也不少，即使著名的作家如晏殊、尤袤等，他们的集子也不传，只能看到清人的辑佚。《四库全书》所载宋人诗文集，只有400来种，还包括了不少辑佚本。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重刻过一些宋人集。今天看到的明版的宋人集，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刻的。宋代诗文集散佚严重，当和明代中期排斥宋诗有关。

宋人诗文集的被人注意，开始于明末。潘是仁编选《宋元诗四十三家集》，其中有宋诗26家。曹学佺《历代诗选》506卷，其中有宋诗107卷。汲古阁也刻印了一些宋诗。到了清初，许多诗人喜学宋诗，搜集整理曾经成为一时风尚：

（1）重刻宋人诗文集。有些宋代诗人的后裔或同乡，曾取明刊本重刻，宋人诗文集得以刊布流传。

（2）辑佚。如《晏元献遗文》和《梁谿遗稿》等。《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诗文集 140余种，更属规模巨大的辑佚。

（3）编录总集。从明末已开始，如文内提到的潘是仁《宋元诗四十三家集》等。清初陆续大规模地进行。如陈焯《宋元诗会》，所选宋诗有497家。陈有《宋十五家诗选》。吴之振《宋诗钞》列 100家，其中未刻的有 16家。曹庭栋《宋百家诗存》亦列100家，不与上二者重复。厉鹗《宋诗纪事》是一部介于总集与诗话之间的书，它选录宋诗，兼附逸评语，收3812家，搜集甚富。清末陆心源又编《宋诗纪事补遗》，较厉鹗《宋诗纪事》增多约3000家。

（4）藏书家收集。清初一些藏书家很注意收藏宋人诗文集，如季振宜《沧苇宋元书目》、朱氏《结一庐宋元本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元书目》、陆其清《佳趣堂书目》（其书今已大部不明去向）等。这些藏书家对于当时宋诗的收集整理，曾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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