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richang yuyan zhexue

[外文]：philosophy of ordinary language

分析哲学的主要支派之一。又名语言分析哲学。它着重研究如何通过分析日常语言解决哲学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叶出现于英国，并盛行于50年代。主要受G.E.摩尔和L.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尤以后者为甚，有人甚至把维特根斯坦看作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创始人或首要代表。

日常语言哲学与逻辑经验主义是分析哲学的两个并列的支派，它们观点上的主要分歧是：

（1）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日常语言不精确，容易引起哲学混乱，有必要构造精确的人工语言以消除混乱；日常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哲学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哲学家们背离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就能“医治”这一哲学的痼疾，因此没有必要构造人工语言。

（2）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哲学家应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它；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形而上学命题虽然荒谬，但却带有启发性，哲学家应通过对它的研究了解概念系统的结构。

（3）逻辑经验主义者研究语言，主要是为了消除形而上学的语言混乱；日常语言学派要求进一步研究语言本身的细节，研究那些与认识有关的词汇的日常用法。

日常语言学派又分为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剑桥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它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基地，主要代表人物是J.T.D.威斯顿。牛津学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的 时期是50年代，它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基地，以G.赖尔、J.奥斯汀、P.F.斯特劳森、F.韦斯曼等人为主要代表。相比而言，牛津学派比剑桥学派的影响大得多，它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派别，有些哲学家甚至把二者当成同义词使用。牛津学派全部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关于反对构造人工语言、关于哲学的任务主要是研究自然语言中词和语句的日常用法等观点，部分地接受了他关于哲学问题仅仅产生于哲学家违背语言的日常用法、关于哲学问题的解决只是对语言的日常用法的恢复等观点，牛津学派比维特根斯坦更加强调研究日常语言本身的细致区别。

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之间虽有一些分歧，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重视语言分析。这两个学派尤其是牛津学派把语言分析看作是哲学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任务，强调自然语言中概念的丰富性以及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认为概念能够完成多种多样的功能，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这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日常语言进行十分细致的分析，希望通过弄清楚词或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阐明语言的多种功能，以揭示日常语言的丰富内容。他们往往在一篇文章中仅仅分析二、三个语词的区别；人们一般认为这些词是同义的，他们却力图证明其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强调它们不能交换使用。为了确定这些词所能起的不同作用，他们仔细研究这些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在这个方面，奥斯汀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在《他人的心》一文中，仔细分析了“知道”这个词的各种用法；在其《请求原谅》一文中，仔细分析了“错误”、“意外事故”、“疏忽”等相关的词，并阐释这些词在构成责任判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由于语言分析哲学家们十分强调研究日常语言本身，其他流派的哲学家们指责他们不是研究哲学，而是研究语言。对这些指责，他们反驳说，只要这种研究是有用的，就不在乎人们究竟称之为哲学研究，还是称之为语言研究。他们表示自己并不怀有维特根斯坦那样的抱负，并不认为自己的分析方法是真正的哲学方法，它能帮助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不过，他们强调说，日常语言的研究对于解决哲学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要进行有成效的哲学研究，就不能不首先了解我们使用的语言手段。通过这种研究，会发现许多哲学问题产生于对语词的误解。因此奥斯汀宣称，对日常语言的这种研究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总目标，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日常语言哲学家们尽管如此强调语言分析，但就他们自己来说，特别是奥斯汀和斯特劳森，却倾向于用“阐释”一词取代“分析”一词，认为前者比后者更能说明哲学的任务。他们指出，哲学的任务在于阐释某些语词的逻辑语法，收集有关这些语词作用的提示，描述这些语词所能完成的不同功能及其完成这些功能的条件。

（2）肯定形而上学的积极方面。这两派的代表人物都对形而上学持肯定态度。威斯顿强调，形而上学命题一方面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有启发性，因为人们可以从形而上学的矛盾中发现许多隐藏的真理。在这些语言分析哲学家们看来，形而上学命题的错误，主要是往往把一些类似的词使用于不同的事例，或者把不同的词使用于类似的事例；形而上学命题之所以具有启发性，在于它能提醒人们注意日常语言所掩盖的那些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因此他们呼吁不要全盘否定形而上学，而要加以“治疗”，排除形而上学中的混乱，从其中找出有价值的成分。斯特劳森到50年代明确把“描述的形而上学”作为其研究的主要课题。他强调描述的形而上学要致力于发现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认为这种研究对于人类知识的发展将有重大贡献。他指出，描述的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校正的形而上学”，是因为它的任务仅仅在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而不在于构造一个更好的结构；它也不同于通常的概念分析，因为它的研究范围比后者大得多，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3）强调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这两派哲学家在意义理论方面持大致相同的观点，都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关于命题的意义在于命题的证实方法的观点。威斯顿批驳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认为这个原则既不是重言式的命题，也不是经验陈述，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因而不能以它为根据来反对形而上学。赖尔和奥斯汀都把词的意义看作这个词所完成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反对把意义看作某种抽象实体。赖尔还认为意义的体现者是词或短语，而不是语句。斯特劳森强调词和语词使用的区别以及语句和语句使用的区别，认为意义是语词或语句的功能，指称是语词的使用的功能，真值是语句的使用的功能。他还指出，谈论词或语句的意义，不是谈论它们在特定场合下的使用，而是谈论在一切场合下正确地把词运用于指称某事物，或者把语句用做断定某事物时所应当遵循的惯例。

60年代以后，日常语言哲学逐渐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主要代表韦斯曼和奥斯汀相继去世，赖尔和威斯顿年迈退休；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后期的代表斯特劳森、S.汉普舍尔(1914～　　)等人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他们不满足于前期的赖尔，特别是奥斯汀等人的研究，转而强调研究的系统性，强调对问题作全面考察，试图揭示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尽管如此，这个学派的某些传统观点，如语言分析、意义理论、语言行为理论等等，对此后的一些分析哲学家，如美国的W.S.塞拉斯、R.M.齐索姆、J.R.塞尔等人仍有一定影响。

参考书目

James Opie Urmso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xford， Clavenden Pres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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