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yu yufa

[外文]：Chinese grammar

研究汉语结构规律的学科。它包括词、短语、句子的结构规律。

汉语的词是用方块字记录下来的。有的词只有一个音节，用一个字记录，这就是单音词。有的词有几个音节，用几个字记录，这就是多音词。比如“学而时 之”，说出来是5个音节，写下来是5个汉字，语法上是5个语素，同时又是5个词。古汉语里单音词占绝大多数，所以古人 惯上把字既当作书写单位，也当作语言单位，不加分别。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古汉语里的多音词，主要是双音词，所占比例很小。单纯的多音词多数是所谓联绵字，由两个字组成，其中每个字不单独表示意义，如“玲珑、造次、披靡、觳觫”。合成的多音词是由几个单音语素组合而成的。有多种组合方式：

（1）并列式，有的是近义组合，如“道路、商贾、风云、牺牲、爪牙”。有的是反义组合，如“长短、存亡、昧爽、缓急、成败”。这些词往往在原有的字义上有所引申，如“爪牙”指党羽，“昧爽”指黎明。少数词有偏义现象，如“缓急”指急，“成败”指败。近义组合的方式现代还在应用，反义组合的方式现代很少用了。

（2）偏正式， 如“匹夫、门人、生民、附庸、燕居”。在古汉语里，偏正式组合多半是名词，动词不多。现代汉语里除名词外，动词也不少，如“回忆、后悔、迷信、误会 ”。古代有一些偏正式名词是大名加小名的组合，如“帝喾、城濮、祖乙、母辛、鸟乌、虫蚁”，这种特殊的偏正结构，汉代以后就少见了。

（3）动宾式，如“司寇、牵牛、惊蛰、知音”。这一类词在先秦时代多数属专有名词，如官名、星宿名，汉代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近代并且不限于名词，如“起草、效劳、出席、担心”。

（4）主谓式，如“冬至、秋分、地震、耳鸣、胆怯”，这一类词为数极少，在先秦语言中更属罕见。有些双音形式，原来是由两个单音词组成的短语，到后来逐渐变成双音词。如《孟子·公孙丑上》：“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这里的“具体”指具备大体，即大体相似。现代汉语的“具体” 是一个词，与“抽象”相对。又如《汉书·苏武传》: “女为人臣子， 不顾恩义，畔主背亲。”这里的“臣”对“主”而言，“子”对“亲”而言，“臣子”是并列的两个词。现代汉语的“臣子”只是一个词。

汉语里很少构词性质的前缀、后缀。秦代以前，少数词带有类似词缀的标记。有些名词前边带“有”，如《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经·小雅·巷伯》：“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在《诗经》中，有些动词前边带“言曰、聿、于”，它们在语音上有密切联系，可能属于同一来源。如《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小雅·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脩厥德。” 《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于将之。”但这些标志用得并不普遍，而且在秦汉以后大部分消失了。使用时间较长的是“有”，多用于朝代名，如“有唐、有宋”之类。形容词和副词后边有带“然、尔、而、若、如”的。如《列子·汤问》:“杂然相许。”《论语·阳货》:“夫子莞尔而笑。” 《诗经·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论语·乡党》:“訚訚如也。”这里边只有“然”字的应用一直延续到现代，如“井然、 茫然、枉然、猛然”等。汉代开始出现的名词前缀“阿” 也一直沿用至今，古代有“阿母、阿兄”，现代方言里有“阿爸、阿哥”。

现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是名词后缀“子、儿、头”。这些原来都是一般的语素，在构词过程中逐渐虚化，位置趋于固定，意义逐渐抽象，语音也变成轻声，在普通话和某些方言里“儿”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了。我们可以比较“菜子、莲子”和“桌子、刀子”，“女儿、健儿”和“花儿、亮儿”，“额头、葱头”和“舌头、看头”，“和”字前面的例子里的“子、儿、头”是一般语素，“和”字后面的例子里的“子、儿、头”是构词的后缀。这种虚化现象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词缀 “子”在上古已经出现了，例如《礼记·檀弓下》:“使吾二婢子夹我。”“儿”在唐代开始产生，例如金昌绪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头”的出现比“儿”略早一些，可能产生于六朝。例如《水经注》：“沔水有物如三四岁小儿……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 便杀人。” 现在也还有一些语素正在虚化的过程之中，如“教员、议员、演员”的“员”， “公家、作家、行家”的“家”，“博士、志士、名士”的“士”，“对手、猎手、能手”的“手”，“懦夫、脚夫、屠夫”的“夫”。这些可以称为类后缀。

现代汉语以双音词占优势，不过在最常用的词中单音词仍占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动词。古代双音词中的联绵字，有一部分已经逐渐淘汰，如“侘傺、觳觫、栗烈”之类。现代沿用的联绵字有的是上古遗留下来的，如“从容、参差、磅礴”等，有的是中古及近代才出现的，数量不很多。

汉语词汇中有一部分是借词，其中有些很早就出现了，如“葡萄”是西汉时借自西域的词。佛教传入我国，东汉魏晋时代流行很快，从此汉语中出现许多来自梵语的借词，如“菩萨、罗汉、比丘、刹那、伽蓝”等。近百年来，由于翻译欧美书籍，又增添了不少借词，如“沙发、可可、芭蕾、坦克、尼龙、幽默、苏维埃”之类。同时，还引进了好些日语词，如“主观、动机、义务、企业、有机、手续”等。

汉语的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类。

现代汉语同古汉语相比，各类词都有部分成员新陈代谢，这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但介词和语气词几乎全部更换，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上古汉语介词常见的有“于(於)、以、为、与”，由于数目少，往往一词多用，有时不免表意含混。在现代汉语里，代替“于”的有“ 在、向、给”等;代替“以”的有“用、把”等;代替“为”的有“被、对、替”等；代替“与”的有“和、跟、同”等。现代汉语里出现的“于、以、为、与”，多半是在成语或者带点文言色彩的语句里。介词的不断丰富，在中古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现代汉语的介词都是由动词演变而来。如“被”，在先秦两汉时用作动词，表示“遭受”的意思，后边接名词宾语。如《史记·高帝纪》:“高祖被酒。”后来出现了“被”与动词组合的形式，如“被杀、被诛”之类。到了南北朝时期，“被”常用来引进施事名词，如《世说新语·方正》:“亮子被苏峻害。”这里的“被”已经是介词了。这种“被”字句逐渐广泛运用，在近代和现代汉语中，动词用法的“被”基本上已经消失。又如“把”，原来也是个动词，是“握”的意思。如《战国策·燕策》：“左手把其袖。”一直到唐宋还有动词的用法。如韦应物诗“把酒看花想诸弟”，苏轼词“把酒问青天”。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介词。现代汉语里有些介词还兼属动词，如“在、对、给、比、到”等。

语气词或称助字、助词。古代表示陈述语气常用“也、矣、焉、耳”，表示疑问语气常用“乎、邪（耶）、哉、与（欤）”，表示感叹语气常用“哉、夫”，有时也用“也”，表示祈使语气常用“矣、也、乎”。有时连用两个语气词，如“也夫、也哉、也耶、也欤、乎哉、矣乎、焉耳、焉哉”，有时连用三个语气词，如“焉耳矣、也乎哉、也欤哉”。大都是在陈述语气之后加上疑问或感叹语气，而重点在疑问或感叹。语气词一般用于句末，有时也用于句中，表示停顿。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的语气词有“的、了、吗（么）、呢、吧、啊”。“的”表示事情确实如此，“了”表示出现新的情况，多用于陈述句。“吗”表示可疑，多用于是非疑问句。“呢”有两个，一个用于特指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一个用于非疑问句表示确认事实。“吧” 表示半信半疑，常用于疑问句，有时也用于祈使句。“啊”用来增加感 彩，它的变体有“呀、哇”等。这些语气词也可以连用，如“的么、的呢、的吧、的啊、了么、了呢、了吧”。“呢”和“啊”叠用写作“哪”，“了”和“啊”叠用写作“啦”，“吗”原来也是由“么”和“啊”合成的，现在“么”已经很少单用了。

代词由繁而简，这又是古今汉语演变的一个方面。上古第一人称代词有“吾、我、余、予、朕、台、卬”等。第二人称代词有“汝（女）、若、尔、而、乃、戎”等。第三人称代词有“彼、夫、其、之”等。指示代词，近指用“此、兹、斯、是、若、之、时”等，远指用“彼、夫、其、尔”等。疑问代词中，“谁、孰”主要是问人，“何、曷、奚、胡”主要是问事物，“恶、安、焉”主要是问处所和事理。中古以后逐渐淘汰了一些，如“台、卬、戎、时”等，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如“身、侬”（第一人称）、“渠、伊”（第三人称）、“底” (疑问代词)等。形式的多样或者由于书写异形，或者由于方言异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日趋于规范化，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代词在数量上明显减少，读音和书写形式也统一了。人称代词主要是“我、你、他、咱”，指示代词主要是“这、那”以及由它们派生的“这儿、那儿、这么、那么”等。疑问代词主要是“谁、什么、哪、哪儿、怎么、 怎（么）样”。这些疑问代词除了表示疑问之外，还可以用来泛指或虚指，如“谁也没有来过”、“谁先到，谁买票”、“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好就买什么”。

古汉语有词类活用现象。最常见的是形容词、名词、数词活用作动词。这种活用的标志是带上了宾语。如《史记·留侯世家》：“然上高此四人。”“高”，形容词，用作动词，意思是说皇帝尊重这四个人。《史记·项羽本纪》：“范增数目项王。”“目”，名词，用作动词，是“看”的意思。《诗经·卫风·氓》：“士也罔极， 二三其德。”“二三”， 数词，用作动词，是“改变”的意思。形容词、名词用作动词，有时含使动(致动)的意义。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能富贵将军者，上也。”“富贵将军”是“使将军富贵”的意思。《史记·项羽本记》:“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王我”是“使我为王”的意思。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也可以表示使动的意义。如《史记·项羽本记》：“项伯杀人，臣活之。”“活之”是“救活”的意思。形容词、名词用作动词，有时含有意动的意义，就是以为如何如何。如晁错《论贵粟疏》:“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贵五谷”即“以五谷为贵”，“贱金玉”即“以金玉为贱”。《战国策·齐策》:“孟尝君客我。”“客我”即“把我当客人看待”。

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表现在词类上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词的普遍化，二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

在上古汉语里，数词多与名词直接组合，或在名词之前， 如“五犬、十羊”； 或在名词之后，如“弓一、矢百”。也有在名词后边用上数词再带上原来的名词或表示事物单位的词的，如“牛十牛、马五匹”，但比较少见。中古以来，表示事物单位的词逐渐丰富，它们与名词有特定的选择关系，而且作为数词与名词的中介而存在。于是普遍出现“五只狗、三朵花、十匹马、几封信”之类的用法。这样，一种区别于名词的语法范畴──量词就形成了。同时，表示动量的词，如“番、遍、次、下、回、顿”等也广为运用。

现代汉语动词的时态，是用附加时态助词表示的。时态助词“了、着、过”原来都是实词。“着（著）”在先秦文献中是个动词，意思是“附着”，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风行而著于土。”汉代开始，“着”也用在别的动词后边作为补语，但没有改变词性。如王充《论衡·雷虚篇》：“今钟鼓无所悬著。”南北朝以后，动词后边的“着”逐渐虚化，出现了新的用法。如《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 》：“初闻道著我名时，心里不妨怀喜庆，”“道著”是“说到”的意思，“著”的词性近似助词。再往后，到了元明时代，就完全变成时态助词了，如《水浒·第二十五回》：“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正从那条街上来。”由于有了“着”、“挑”和“来”在时间上发生了“同时”的联系。“了”原来也是动词，是“完结”的意思。如《晋书·傅咸传》:“官事未易了也。”后来出现“了”的虚化用法。如《敦煌变文·欢喜国王缘》：“夫人闻了，又自悲伤。”又如《水浒·第四回》：“行了几步，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由于用上“了”、“闻”和“悲伤”，“行”和“望见”，在时间上发生了“先后”的联系。“过”出现比较晚，到宋代才多起来，如《朱子语类》：“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过底文字也未看，何况其他。”除了上述“了”表示完成态，“着”表示持续态(进行态)，“过”表示经验态之外，现代汉语动词还有短时态（尝试态），如“你说说，我听听”;可能态，如“说得清，听不懂”。

现代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能够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虚词。实词和虚词各包括若干次类，如表。

实词里边有几个附类值得注意。方位词是比较特殊的名词，它虽然有一般名词的某些特点，但是经常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边，组成表示处所或时间的名词或短语，如“屋里、国外、开会前、假期当中”。非谓形容词跟一般形容词一样，能充当名词的修饰语（大型屏幕、初级中学），但是不能做谓语。趋向动词除了有一般动词的特点之外，还经常用在别的动词或形容词后边充当补语，如“拿来、寄出、说下去、热起来”。动词“是”在意义上表示判断，在功能上起着联系主语和谓语里主要成分的作用。助动词从一个方面看，有点象副词，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从另一个方面看，又象是主要动词，拿后面的动词做它的宾语。有时候能单独充当谓语，如:“我会”，“谁敢？”

虚词的作用表现在“ 连接”和 “附着”两个方面。连词的作用是连接，有的连接词或短语，有的连接分句。列表如：

A、B两组跟C、D两组之间的区别，在于连接的单位不同；A、C两组跟B、D两组的区别，在于表示的关系不同。

介词的作用是附着在别的词语（主要是名词或名词短语）上边，组成介词短语，用在句中表示施事（“被他”）、受事（“把他”）、范围（“关于这件事”）、时间或处所（“在昨天晚上、在桌上”）、根据（“凭这个” ）、 比较（“比他”）、目的（“为工作”）、起点（“从此”）、方向（“朝前”）等。

结构助词里边，“得”的作用是引进表示结果或程度的补语。“的”的作用是附在别的词或短语后边，组成“的”字短语，如“我的、教书的、从前方回来的”，在句子里的功能与名词相当。“地”的作用与“的”相似，组成“地”字短语，如“慢慢地”、“轻易地”，在句子里的功能与副词相当（“的”和“地”是书面上的区别，语音相同）。

叹词和象声词是特殊的词类。一般 惯把它们划归虚词，其实它们并无连接或附着的作用，不跟句子里别的词语 。

汉语的基本句型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感叹句有时候改变这种次序。古代的例子如：《尚书·牧誓》：?板岩樱魍林耍　薄堵塾铩ぷ勇贰罚骸耙霸眨梢玻　毕执睦尤纾骸暗昧税桑悖　薄昂媚鸭。阏馕豢瞥ぃ　币晌示湟灿欣嗨频睦印９糯娜?:《礼记·檀弓上》：“谁与，哭者？”现代的例子如：“吵什么呀，你们？”“跟谁学的，这是？”

在有宾语的动词谓语句里，一般次序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但是在古代汉语里，如果宾语是代词而句子是疑问句或否定句，宾语在动词之前。如《论语·里仁》：“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之”是“见”的宾语，前置。《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谁”是“欺”的宾语，前置。在现代汉语里，如果宾语表示周遍性的事物，位置在动词之前，并且动词之前常有副词“都”或“也”。例如:“不用说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他忙了一天，一件事儿也没办成。”

动词性谓语是说明事实的过程的，事情的过程往往同施事、受事有关。古汉语的主语表示施事或受事，用的动词相同，一般没有虚词作标志。如《庄子·胠箧》：“鲁酒薄而邯郸围。”这里的“围”是“被围”的意思。《史记·春申君传》:“而吕不韦废。”这里的“废”是“被废”的意思。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式是逐渐形成的。

（1）用“为”或“为……所”加在动词前边，如《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②动词后边用“于”，如《论语·公冶长》：“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③动词前边加“见”，如《孟子·梁惠王上》:“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④之后产生的是用“被”的句式，已经是汉代以后了，如《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这种句式一直保留到现代。

在动词谓语句里，如果不止一个动词，动词可以有多种关系。以古代汉语为例，有并列关系，如《论语·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有修饰关系，如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有动宾关系，如《左传·庄公十年》：“惧有伏焉。”有连动关系，如《史记·项羽本纪》：“项庄拔剑起舞。”有递系关系，即兼语式，如《木兰诗》:“送儿还故乡。”现代汉语的动词谓语里同样有这种情况。但现代的动词谓语句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常有多种连带成分，形成多层次的动词短语，形式比古汉语繁复。试以结果补语为例，先秦时期动词很少带结果补语，汉代才比较多见，以后广泛流行，沿用到现代，所表达的意义更加多样，形式也更为灵活。补语可以是说明主语的，如“我吃饱了” ；可以是说明宾语的，如“ 我已经看完了上册”；可以是说明动词的，如“看准了方向”;可以是说明动作的次数或时间的，如“读了两遍”、“读了三天”。用结构助词“得”连接的补语，始见于唐宋之际的白话，现代汉语里广泛运用。连动句和兼语句在现代汉语里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往往互相套叠。连动中套兼语，如“我马上发电报催他回来”；兼语中套连动，如“他让我留下来整理记录”。

现代汉语里有一种广泛运用的动词谓语句，就是用“把”字把代表受事的词语引到动词前边去。这种句式开始出现在唐代，除用“把”外还用“将”。在唐诗里有时一联之中一句用“将”，一句用“把”。例如：“如将月窟写（泻），似把天河扑”（皮日休诗）。后来用“将”的越来越少，现代只用“把”了。这种句式原来只是连动式，“把”和“将”的意义比较实在，后来逐渐虚化，变成了介词。这种句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补语发展的影响，因为补语和宾语都需要靠近动词，如果动补结构比较复杂，后边再带宾语就不方便了。

名词谓语句，如果是肯定句，在古代是不用系词的（否定句用“非”）。古汉语里典型的结构是在主语后边用“者”，句末用“也”。如《庄子·逍遥游》：“南冥者，天池也。”也可以单用“者”或“也”，如晁错《论贵粟疏》:“粟者，民之所种。”《庄子·德充符》:“夫子，圣人也。”“者”、“也”都不用的，如《资治通鉴·汉纪》:“刘备，天下枭雄。”加进系词“是”字的句式，大概在战国后期已经产生。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幅根据天象判断吉凶的占书，当中有“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蒿彗”等句子，这些句子里的第二个“是”字显然是系词。这幅占书是汉初人抄录的，原书为战国后期楚人所著。现代汉语使用“是”字就十分普遍了。“是”字后面的名词对主语的语义关系多种多样。首先是认同和归类，前者如“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后者如“熊猫是熊，不是猫”。这是汉语和别的语言相同的，但是象下面的例子就比较特殊了：“初中一是算术，初中二是代数”，“人家是丰年，我们是歉年”，“人是衣裳马是鞍”，“山坡上全是栗子树”。

主谓谓语句古代汉语里就已经有了，例如《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孟子·告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里的“之”、“其”、“所”都可以视为这种句式的标记。现代汉语里的主谓谓语句，固然有有标记的，例如：“老张，他肯帮助人，人也愿意帮助他”；“事不过夜，这是我们公约的第八条”；“可我有我的工作呀，整天这么着，那算怎么回事！”可是没有标记的也很多，例如：“二华这家伙，人不错”；“她跟爹妈一样，小事心粗，大事心细”。

以上略述汉语的基本句式，也就是所谓单句的结构。句子分单复，来源于西方的语法学传统。印欧语系语言靠词语形态的帮助，分别单句和复句比较容易。拿书面语来看，汉语则议论文字还不难分别单句和复句，因为复句的几个分句常常用连词衔接。日常谈话里边很少用连词，因而往往难于决定某一语段是一个复句还是几个单句。关于断句，我国有我国的传统，古人所说的“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可能是复句里的一个分句，也可能是一个单句，还可能只是一个单句的一个部分。我国旧时的断句，主要依据词语的长短，也就是诵读的方便。这可以用黄侃的话做代表：“文以载言，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黄侃曾经拿《马氏文通》里引来做区别句和读的例子的一段《孔子世家》加上他自己的断句，断得较长；《马氏文通》的划分句读也跟现在分别句和分句有出入。这就说明区别句子的大小繁简，我国和西方的传统很不一样。

拿汉语同印欧语系语言作比较，它显示出一些特点。首先是没有词形变化。有人认为汉语里的“们、着、了、过”等，没有独立的词汇意义，在句子里不能独立运用，总是附着在实词后边表示某种语法意义，它们也有词形变化的语尾性质。尽管如此，它们同印欧语言中的语尾有相当大的差别。拿“们”同英语里表示名词复数的“-s”比较，①“们”不但可以附着在单词的后边，而且可以附着在并列的几个成分后边。如“子女们”、“大哥哥大姐姐们”。

（2）汉语中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对立，“学生们”是复数，但“学生”并不一定是单数。“们”的使用没有强迫性，“工人们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表示的都是不止一个工人、不止一个农民的意思。

（3）“们”字的使用也没有普遍性，一般只能加在人称代词和指人的名词后边（指物名词后边加“们”是修辞的用法）。此外，带“们”的名词的句 能也受到限制，比如可以说“学生们”，不能说“三个学生们”；可以说“我们是学生”，不能说“我们是学生们”。“着、了、过”同“们”的性质相似，它们都可以附着在短语后边，如“打扫干净了大客厅”、“正在研究和讨论着的问题”、“无论试验或未试验过的方法”。它们的使用有一定的灵活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不用，如“你看见（了）没有？”以上事例足以说明汉语缺少象印欧语言那样的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是汉语同印欧语言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一系列其他特点。

（1）语序是汉语里的重要语法手段。a.同样的语素，次序不同，构成不同的词，如“前门”和“门前”，“上边”和“边上”。b.同样的词，次序不同，组成不同的短语和句子，如“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方便群众”不同于“群众方便”，“一吨煤用不了一个月”不同于“一个月用不了一吨煤”。c.句法成分的次序一般是固定的，即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如此等等。为了适应语用上的需要，有时可以改变语序，如“我没有什么印象”和“我什么印象也没有”。

（2）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印欧语言里，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大致说来，动词跟谓语对应，名词跟主语、宾语对应，形容词跟定语对应，副词跟状语对应。动词和形容词只有通过构词手段或句法手段转化成为名词性成分之后，才能在主语、宾语位置上出现。汉语则不然，动词和形容词无论是做谓语还是做主语、宾语，都是一个样子。汉语的名词，除了充当主语、宾语之外，还可以做定语和状语，在一定条件之下，也可以做谓语。名词做谓语，古代很普通，如：“孔子，鲁人也。”现代一般是表示日子、天气之类，如:“今天中秋。”“昨天阴天。”如果名词前边带有修饰语，就不限于表示日子和天气了，如“鲁迅浙江人”，“那个人大眼睛，黄头发”等等。名词直接修饰动词，在古汉语里是常见的现象。如《左传·庄公八年》:“豕人立而啼。”《史记·项羽本纪》:“吾得兄事之。”现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是时间名词、处所名词直接修饰动词，如：“我明天动身”、“您屋里坐”。其次是表示某种方式，如“要礼貌待人”；有时表示使用的工具或材料，如:“电话联系”、“冷水洗澡”。以上事实表明:汉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是多功能的，这与印欧语言不一样。

（3）在现代汉语里，音节多寡影响语法形式。a.有些单音节词不能单说，比如称呼姓张的人，可以叫他“老张”或“小张”，但不能叫他“张”。b.有些双音节词要求后边也是一个双音节词，如“进行调查”、“加以整顿”、“互相埋怨”、“共同使用”，不说成“进行查”、“加以整”、“互相怨”、“共同用”。c.双音节词常常联合起来造成一个短语，如“先进经验、宝贵意见、图书仪器、轻松愉快”等。这样，汉语里就有大量的四字语存在。

（4）简称是很多语言中都有的现象，但是现代汉语里的简称不但数目多，并且有它的特点。a.常常是两个平列的修饰语合用一个中心语，如“中小学”、“动植物”、“进出口”（早先已经有过少量例子，如“南北朝”、“新旧唐书”）。b.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如“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c.简称的地位介乎词和短语之间。一方面简称代表全称，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短语，另一方面，简称比全称更加凝固，更象一个词。实际上简称是一种过渡形式，用得多，用得久，往往就变成一个词，以致很多人都忘了它原来是一个简称了。例如：“语文、科技、疗效、外贸”等等。

（5）汉语里有丰富的量词和语气词。

1919年运动以前的语法研究　1898年的《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言语法著作。在这部书出版之前，语法研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关于语法的论述散见于两类著作，一类是文字训诂学家的著作，一类是文艺理论家的著作。训诂学研究古书的词义，在随文释义的时候，必然要注意到词义与上下文的关系，往往涉及语法现象。如《诗经·小雅·常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传》加以注释：“求矣，言求兄弟也。”这里说明，“兄弟”是“求”的受事，而非施事。又如《诗经·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毛传》加以注释：“王命南仲于大祖。”这里说明：

（1）原诗两句实为一句； ②“命”的对象是南仲；

（3）“大祖”（太庙）是“命”的处所，原诗省略了表示处所的“于”。训诂的另一种方式是逐字为训。《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把9000多字分部首排列，逐个地加以解释。即使是虚词，也从词义上加以说明。如：“矣，语已词也。”“乎，语之余也。”后来出现了专门解释虚词的著作，如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特别是《经传释词》，例证多，可信的程度高，对语法研究很有启发。因为虚词同语句结构的关系密切，所以说明它们的作用须寻求出现的语境。如《助字辨略》解释“而”:“而，承上转下，语助之辞。《论语》‘本立而道生’是也。又如《论语》‘敬事而信’，此而字，但为语助，无所承转，去‘而’字则不可以句也。”这样就把逐字为训与随文释义结合在一起了。

然而文字训诂学家从古籍中抽出词语，分类编次，并未能从用法上加以概括。开创这一工作的是几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他们根据自己使用虚词的经验来归纳其用法，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概括成类。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劄句之旧体，乎、 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 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 中说：“所谓乎、欤、耶、 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刘勰按照虚词在句中的位置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类，柳宗元按照虚词的表意作用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类，都给后世的研究以深远的影响。此外，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注意到词在功能上的异同。如从唐代开始的格律诗，讲求对仗，上下句相应的词语大体上有相似的功能。如杜甫《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可以想见作家心目中已经意识到词的功能类别。在宋代，文学家重视虚实的划分，更重视虚词的使用。南宋张炎在《词源》中说：“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此等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诸如此类的论述和实践，多少都涉及语法现象，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语法科学。讲虚词的专著，有虚词词典的性质，但并非语法书。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论述，着眼点是诗文的创作，并不打算总结语言结构的规律。因此，《马氏文通》以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只是汉语语法学的萌芽。

《马氏文通》的写作目的，在帮助人们阅读古书和使用文言。作者马建忠在序言中说:“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全书引证古书达七八千句，可以说已经集文言句式的大成了。至于研究方法，一方面模仿印欧语法建立体系，同时也注重汉语的特点，不少地方突破了西方语法的框架。在汉语语法研究上，马建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马氏文通》给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以深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第一，重视句法。在马建忠的时代，西方的一般语法书多详于词法而略于句法。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不可能象印欧语法那样叙述各类词的形式特点。因此《马氏文通》尽管全书10卷中有8卷讲字类，但莫不联系句法来论述。第二，划分词类着重意义标准。书中说:“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又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第三，列助字一类。拿汉语和印欧语言相比，助字（语气词）确是一大特点。马建忠认为助字是“华文所独”，所以单独列为一类。

此后陆续有语法著作问世，大都以《马氏文通》为范本，或多或少加以修补。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注重字和词的区别，较为合理，在术语上也作了一些改变。(见彩图)

从“五四”时期开始，汉语语法研究者渐渐对《马氏文通》不满， 企图有所改革。刘复的《我国文法通论》（1920，(见彩图)）颇受英国语言学家H.斯维特的《新英语语法》的影响。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参照刘复的书而又有所变通。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在词类区分上分别本用和活用，这在辨识词性方面有所改进。稍后有杨树达的《词诠》(1928)和《高等国文法》(1930)，两书内容大部分相同，只是编排方式两样。《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与《马氏文通》相近，但在细节上有所修正。

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以 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最为著名。这本书首创“句本位”语法体系，在词类问题上主张“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在句子分析方面，采取以主语和述语为中心的分析法，拿J.C.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1910)作参考来确定句子成分。同时还采用A.里德等人的图解法来表示句子分析的结果。这本书多次重印，对语法学界，特别是在大中学校的语法教学上，影响很大。

如何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研究汉语语法，这是许多学者想解决的问题。刘复、陈承泽等人对此发表过原则性的意见。30年代末开展的文法革新问题讨论，主张“根据我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我国文法体系。”(《我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这次讨论，为摆脱语法研究中的机械模仿、为革新汉语语法研究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40年代初，一些语言学者既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又重视汉语的实际，撰写了一批新著。吕叔湘的《我国文法要略》(3卷，1942～1944)和王力的《我国现代语法》(上册1943，下册1944)是这一时期的硕果。《我国文法要略》拿文言和白话对照，着重语法现象的描写。“词句论”探讨了句子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系，细致深入。“表达论”以语义范畴为纲描写汉语句法，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进行全面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我国现代语法》十分重视汉语的特点，特别是在句法的描写方面，对推动汉语语法研究有重大影响。这本书在句型上提出“能愿式”、“使成式”、“递系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等，对于后来的研究起了引导和启发的作用。在40年代，学者们开始重视近代汉语的研究，但大都偏重词汇方面，在语法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吕叔湘所作的一些专题研究。

无论从规模看，从成果看，从培养人才看，都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有下列特点：

（1）注重社会实践的效用。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同时连载吕叔湘、 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帮助读者掌握语法修辞知识，用来指导语言的运用。于是，掀起学 语法的 。研究工作者都十分重视语法知识的普及工作，包括在中学开展语法教学。与此同时，语法知识也成为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重要内容。

（2）开展了全国性的专题讨论。影响较大的有3次：词类问题的讨论、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析句问题的讨论。词类问题的讨论是1953年开始的，延续了一年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a.根据什么标准划分词类？b.如何理解形态和功能?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是1955年7月开始的，延续了一年左右。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汉语的主语和宾语的判定是根据意义（施受关系）还是依据形式（语序）？句法成分的标志是什么？析句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前两次讨论的继续，因为词类问题和主宾语问题都与析句问题密切相关。从整个语法体系来看，析句的目的、方法以及有关的理论，是更根本的问题。讨论从1981年开始，历时一年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孰优孰劣？它们各自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怎样？两种方法是否矛盾？能否结合？不属于这几次讨论的产物之列，但对于汉语语法里种种问题作了系统论述的，有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

（3）借鉴和吸收现代语法学理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说在50年代初引进我国，由李荣摘译赵元任的《国语入门》的序论开始，接着是在《我国语文》上连载的《语法讲话》，这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60年代出现若干篇立足于汉语而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论文，如吕叔湘的《说“自由”和“黏着”》(1962)、《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1962)， 熙的《说“的”》(1961)和《句法结构》(1962)。同时，国外一些语法学者，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汉语语法，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参考书目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

王力:《我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

吕叔湘:《汉语语 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

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Yuen　Ren　Chao， A　Grɑmmɑr of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68.)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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