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uenan wenxue
10世纪中叶前,越南藩属于我国,在这段时期里,至今尚未发现有成文的文学,只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传,如《貉龙君传》、《山精水精》、《雍圣》等民间神话故事和一些民歌、民谣等。
民族 革命前的文学10世纪中越南建立第一个独立王朝至“勤王运动”时期(1885~约1900),它的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我国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009年李公蕴建朝后,曾于1010年下诏迁都升龙(今河内),这个诏书是越南至今尚存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越南文学的滥觞。它是用成熟的汉文写成。李朝定佛教为国教,史载1018年曾遣道清和尚赴我国迎请《三藏经》,说明当时佛教思想已成为越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朝廷又大力提倡儒学,1070年在首都建立文庙,塑孔子、周公像。1075年开科取士,一仿汉制。翌年设国子监,以培养人才。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李朝定汉文为全国通用文字。在此时期内虽然尚无较长篇的著作出现,但诗歌书启多有流传。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当时越南文学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正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陈朝(1226~1400)时期,由于独立日久,民族意识发展。据传朝臣韩诠首创越南国音字“字喃”,和汉字掺杂使用。字喃的构成基础仍是汉字,有些比汉字还复杂,不易在群众中普及推广,但在文人中间却逐渐被用以进行创作。15至16世纪时,阮廌、黎思诚等人写出了大量的字喃诗作。18至19世纪时,字喃文学达到成熟阶段,许多古典名著如《宫怨吟曲》、《金云翘传》、(根据我国青心才人著的小说《金云翘传》改写)、《花笺传》、《蓼云仙传》等,先后问世。女诗人胡春香的诗和阮攸的著作,则是字喃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随着字喃的产生,越南诗歌形式也有所发展。作家们依据我国诗歌的音韵格律,结合越南民歌,创造出了一种新诗体──六八诗体;后又将汉文七言诗与六八体诗组合成双七六八诗体。这两种诗体在民间广泛流传。此外,赋这一文体也被采用,19世纪后,更发展为用字喃写赋。
汉文一直受到官方的提倡,一些自认为“正统”的文人也歧视字喃文学,所以在文坛上占优势的仍然是汉语文学。皇帝黎思诚就曾集文臣28人,建“骚坛会”,有组织地进行汉语诗文创作。黎朝后期,社会陷入极端混乱之中。这时期的文学既丰富而又复杂。著名的古典作家阮攸、邓陈琨等人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1885年,法帝国主义全部占领越南。越南文坛开始分化:一部分人不甘心当亡国之君,或以诗文为武器,或投笔从戎;但也有一些人逃避现实或投靠法国占领者。生活的现实直接地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占文坛主导地位的是民族革命者的战斗文学。这些人既是作家又是勤王领袖,他们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檄文、 ,充满对敌人的仇恨和爱国爱民的热忱(虽然尚未完全摆脱孔孟思想的束缚)。如潘文治、潘廷逢等揭露、批判投降派的诗文,阮廷炤、阮春温、阮光碧、阮通等人的诗作,都是越南抗法文学中有价值的遗产。安屠(阮劝)、秀昌(陈济昌)则成为越南讽刺诗歌承前启后的人物。而孙寿祥、黄高凯等,则沦为投降派的代表。
19世纪末,国语(拉丁化越南文)开始被采用。1865年,越南官方在西贡出版了《嘉定报》,1892年在河内出版了《大南同文日报》,在这两种报纸上发表的黄靖虢、张永纪等人的作品,便是越南国语文学的雏型。
民族 革命时期的文学抗法勤王运动失败后,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我国维新派代表梁先生、 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开始组织“维新会”、“东京义塾”、“越南光复会”等团体,传播新思想。日本在东方的崛起,使他们受到启发,于是掀起留学日本的“东游运动”。潘氏的《越南亡国史》、《海外 》等汉文作品,就在此时写成。此外,黄叔抗、阮尚贤、吴德继等人的诗文,也都能阐明团结抗法的意义,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是:旧的韵文已经不能满足复杂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国语散文文学得到发展。“东京义塾”大力号召人民学 国语。一些新办的报刊,对此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进步文坛上一时汉文、字喃、国语文学兼存并茂。在 对越南产生巨大影响后,我国的运动又很快波及越南,反帝反封建的作家队伍更加壮大。
为了抵消爱国文学的影响,法国殖民者在百般加以限制的同时,指派阮文永、范琼等人出面创办《东洋杂志》(1913~1917)和《南风杂志》(1917~1934)等,宣扬儒家和佛教思想,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企图麻痹人民的斗志。但在上述报刊中,也有一部分人如阮有进、阮杜牡、潘继秉、阮文素等,却冲破樊篱,把东西方(主要是我国和法国)一些有进步意义的作品翻译介绍到越南,对越南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统治阶级始料所不及。文学体裁也渐趋完备,报告文学、政论、短篇小说、新闻报道、戏剧等开始在越南文坛上出现。拉丁化越南文逐渐取代了汉文和字喃。作家的创作题材也更多地涉及现实的社会问题。胡表政、阮伯学、范维逊、黄玉珀、阮重术等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成了越南新文学的先驱者。
20世纪30年代,越南安沛起义失败,义静苏维埃 瓦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再加上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文化受到严重摧残。有些作家悲观失望,写了大量伤感主义作品,代表者有团如奎、陈俊凯、东湖、湘浦夫人、伞沱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自力文团”小组,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家族制,要求思想自由、恋爱自由,并提出“青春快乐”的口号,宣扬努力改善生活;出版了《风化》、《今日》两种刊物。主办者一零、概兴等人写出了《断绝》、《蝶魂梦仙》、《花担子》等浪漫主义小说。“文团”中也有一些作家如阮公欢、秀肥、吴必素等则致力于反映社会现实。“文团”的成员在越南语言规范化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使它的表达能力更臻完善。这时期思想自由的要求也影响到文艺形式,年轻的诗人开始写作新诗。刘重庐、世旅、辉通、春妙、辉瑾等都是在这时期涌现的。
1936年,法国平民阵线执政,殖民当局对越南的文化政策略有放松,许多进步的越、法文报刊如《民众》、《人民》、《劳动》、《 》、《我们的声音》等相继出版。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得以在文坛上占一定地位。阮公欢、吴必素、元鸿等人的长篇创作和秀肥的讽刺诗,都在这时期问世。文艺理论领域中海潮和少山关于“艺术为艺术”与“艺术为人生”的争论,关于《金云翘传》以及《暴风骤雨》(武重凤)的不同评价等,都对越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除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等在民间广泛流传外,翻译文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介绍到越南。
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同年9月,日军进驻越南。越南文坛遭到摧残。南高的《死亡线上的挣扎》,较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情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出现一股反动的文艺思潮,以黎文章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揉和了德国尼采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塑造出一些超人的“雄人”形象。纵欲文学也应运而生,它们把在日本占领下的青年引上歧途。
1943年,印度 针对文化阵线上这种混乱局面,发表了《越南文化提纲》,指出文学艺术应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科学性”。此后,在日法势力控制之外的地区都先后成立了“文化救国小组”,团结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为解放祖国的事业而奋斗。
八月革命后的文学革命成功后,“文化救国小组”召开第一次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重新发表《越南文化提纲》,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张酒发表《越南文艺的未来》一文,对印度 党所制定的文艺路线进行攻击,受到邓台梅、阮廷诗、怀青等的驳斥。
1946年,抗战开始,文学艺术获得很大发展,不少作家参加扫盲工作,深入实际,为抗战服务。特别在全国文化、文艺会议召开并成立“越南文艺会”(1948)之后,作家参加游击队或深入敌后,推动了群众性创作活动的开展。1951至1952年首次举办文学评奖竞赛,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家,武辉心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如侬国振、盘才团也在这时被发现。
1954年,越南抗战胜利,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同年10月,越南文艺界在河内召开了包括南方代表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59年,越南文学研究会成立,创办了《文学研究集刊》。1961年,越北自治区文艺分会成立,为少数民族更好地发展文学艺术创造了条件。
从1954至1975这20多年里,越南的和平建设时期只维持几年,大部时间仍处于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但文学创作的体裁和题材都更加多样和广泛,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越南诗选集》(1945~1960)和《越南诗》(1945~1975)收入新老诗人和南方诗人的作品。短篇小说集《文选》收入1945至1956年有代表性的作品。《短篇小说选》收入1960至1970年的作品。 阮辉想、 元玉、元鸿等作家都写出了比较成功的中长篇小说。其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友梅的《领空》(1971~1974)、勇河的《金星》(1974)、潘思的《阿敏和我》(1972)和朱文的《海上风暴》(1969)等。这一时期,武玉潘、阮董之整理编纂的《越南民间故事》(1963)和《越南故事的宝库》(1973)出版;许多越南古典名著(汉文和字喃作品)被译成通俗易懂的拉丁化越南文;收集编印有关古典名作家如阮廌、阮攸、阮廷炤等人的资料;编纂出版各类文学史;开拓了文学领域的新园地──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邓台梅、怀青、张政、阮廷诗、春妙等人有关文学创作的论著,很受文艺界的重视。
50年代越南和平恢复不久,以阮有当、陈寅、黎达、黄琴等人为首的一批作家主办的《人文》、《佳品》等刊物出版,开展文艺批评。作家素友的《越北》诗集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这场激烈的争论涉及面较广,许多作家受到影响,文坛上一时出现混乱,直到1958年才告一段落。
越南南方文艺工作者虽然处在美国和吴庭艳、陈文香、阮文绍等反动集团统治下,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但他们仍能坚持创作,使南方的文学得到不断发展。他们反对殖民文化,反对颓废文学,提倡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古代英雄人物,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如描写人民对地主的斗争的《诺难》,揭露走狗 贼嘴脸的《爬虫的儿子》,描写战争情况的《象飞翔着的鸟翼一样》等。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濒于灭绝的传统剧种如剧、嘲剧等都得到恢复。胡志明主任用汉字写的《狱中日记》诗集也在此时发表。
参考书目
文新、阮鸿峰等:《越南文学史初稿》(5册),河内,1957。
黎贵惇小组:《越南文学史略》(3册),河内,1957。
黄如梅:《越南现代文学(1945~1960)》,河内,1961。
《越南文学史初稿(1930~1945)》,河内,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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