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daiju
[外文]:Ancient Chinese Belt Accessories
我国古代装在腰带上的括结具和其他饰件。不晚于春秋早期,革制的腰带上已装带钩,最早的一例出土于山东蓬莱村里集 7号的春秋早期墓。此钩铜质,长方形,素面,长 4.3厘米。春秋时期中,带钩逐渐流行。如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2205号与 209号、淅川下寺 10号、湖南湘乡韶山灌区65S×10号与65S×17号、陕西宝鸡茹家庄5号与7号及北京怀柔师范西12号等春秋墓均出土了铜带钩。山东临淄郎家庄 1号及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也出土有金带钩。我国北方地区使用带钩晚于春秋晚期,已知最早之例出土于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故带钩应是在华夏族地区创制的。战国时,带钩的使用很普遍,形制也日趋精巧,其材质包括金、银、铜、铁、玉、玛各类。铜、铁带钩还有用包金、鎏金、错金银、嵌玉、嵌琉璃或松石等方法加工的,产生了不少工艺珍品。
汉代除继续使用带钩外,并使用带头和带扣。带头即班固《与窦将军牋》“犀毗金头带”之“金头”。它最先出现于北方东胡文物中。使用时两枚相对,内侧各有椭圆孔,可以贯两孔穿窄带以束结。若干西汉大墓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安徽阜阳汝阴侯墓、湖南长沙曹墓、江苏扬州妾莫书墓等处也有出土。曹墓出土的透雕翼驼纹玉带头一对,制作甚精,但带头和带钩一样,勾括束结的方式均不够灵活。当时带扣的结构已与现代通用的式样基本相同,后部设轴,轴上装活动扣针。带扣起初出现在马具中,尺寸较小,最早的一例见于秦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T12出土的陶鞍马腹带上。腰带上所用的带扣较大,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银带扣、云南晋宁石寨山 7号西汉墓所出错金虎纹银带扣,长度为 5~10厘米左右。汉代的带扣有的极为豪华,如新疆博格达泌古城所出的龙纹金带扣,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所出的龙纹玉带扣等。这种带扣在一条腰带上只装一枚。到了晋代,如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出土的带具,带扣一端均为圆形的长方牌,透雕龙纹或龙凤纹,在弧形穿孔上装短扣针。每枚带扣还要配一枚同样规格的透雕饰牌,图案常为虎纹。然而都不装扣针,还未完全摆脱带头的影响。另外,这时还在腰带的带鞓上装,为长方形的金属牌,两侧各有两弧相连,有四个对称的镂孔,下悬马蹄形环或心形环。在公元3~4世纪中,其造型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故通称之为晋式带具。
汉至晋的大型带扣在设计上有一个弱点,即括结后穿过扣孔的腰带末端,势必覆盖住带扣上的纹饰,所以到南北朝时此类带具已少见,在陶俑和石刻人物身上开始出现装小带扣和方形的革带,如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石函中出土的银带扣、悬环的银方和长条形的银尾,是已知最早的南北朝式带具中各类部件较齐备的实例,也是当时带具的主要形式。
唐代前期仍用下悬环之带。皇帝的带装13环。百官则用 9环带,但存世的实例不多,仅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所出的 10副玉带具中有一副完整的白玉 9 环带,在吉林和龙八家子渤海遗址中出过一副 9环金带。带环原用为系结佩物之窄带(鞢),到了唐代中期,带多不附环,仅在上穿孔(古眼)以佩物。后来穿孔亦消失,本来作为带环之基座的遂完全变成一种饰件了。这时带的质地有玉、金、犀、银、铜、铁诸种。唐代最重视玉。玉以素面居多,也有雕琢出各种图案的。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白玉,雕狮子纹,辽宁辽阳出土的玉,雕抱瓶童子纹。腰带末端的包头名尾 (亦作挞尾、獭尾、鱼尾或插尾 ),如果上面也有纹饰,则与带相配套。
宋代特别崇尚金。金无素面的,皆有花纹,以荔枝纹最受重视,如江西遂川北宋郭知章墓与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均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荔枝金带具。其他纹饰的金带具如人物纹金带具在出土物和传世品中亦有其例。
明时“蟒袍玉带”是当时大官僚的显赫装束。南京洪武四年(1317)汪兴祖墓出土的全镶玉高浮雕云龙纹带具,琢制精巧。江西南城崇祯七年(1634)朱由木墓出土的白玉,透雕喜字和花卉,别具一格。这时皇帝的玉带除双尾外,装22枚。臣僚的玉带装18枚。但装上18枚以后,带子已相当长,束不着腰,所以在袍服两胁有细纽穿绦将腰带悬挂起来。原为束腰之用的腰带,这时已变成累赘的装饰品。清代,由于服制改变,革带系在补褂之内,一般不外露。所以带具在服饰中的重要性也就与前代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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