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较高国家机关。基本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同时,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较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
另外,军机处在办公场所和官员设置上没有正式的规定,也无品级和俸禄。需要强调,军机处虽然是国家较高权力机构,但归根结底听命于皇帝,成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历史发展
机构萌芽
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非常大。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基本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较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
正式设立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没有专门的官员。
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
成为定制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十月,罢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将军机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
乾隆时期,军机处扩大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其职责几乎无所不包。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
乾隆十四年(1749年),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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