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huobi sixiang

我国先秦至 战争以前历代思想家及史籍中对货币、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的看法和主张，包括我国古代所特有的货币范畴和货币理论。

货币思想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货币发生的时期。我国的货币发生于夏商时期，最早的主要货币是天然海贝，因而商代的甲骨文中有貯、寳、買、等字从贝。在殷商、西周的金文中从贝的字就更多了，这些字许多都与商品和交换有关。殷商甲骨文中的买字写成等形，从网从贝；贝作为货币，网贝就有贸易市利的意思；尤其是殷彝中每见“子荷贝”图形文字，还有等，形象地显示了殷商时期的商人们携带货币，或肩荷、或船载，引重致远、长途贩运的情景。这些表明当时天然贝已是流通界的主要货币，而且也可推知其时人们已意识到货币的发生与商业和交换有密切的关系。

甲骨文宝字写成等形，像屋宇，货币及玉珍藏在屋内就是寳字；除此，甲骨文中更有字，像货贝成堆；字像人拜倒于货币之旁，这些都形象地显示了人们对货币的宝爱及贪欲心理，而且货币拜物教的观念也发生了。不过，殷商、西周时期还只是我国货币的发生时期，因而这时期人们的货币思想也只处在萌芽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也是金属铸币广泛流通及货币经济确立的时期，因而我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这时，在货币思想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些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由于它们皆发生于我国自身，是在无外部现成思想为旁依的情形下产生的，因而更富创造性，并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时出现的重要货币概念和范畴有子母、轻重，以及涉及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及货币购买力等的一些观点。其中，一些重要货币范畴如“子母”、“轻重”还发展和形成比较系统的看法和素朴的理论，如货币子母相权论、轻重理论及以轻重理论为重心的一套管子学派的货币思想等。这时，货币金属论与货币名目论这两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的看法，以及关于货币价值形成问题的货币数量论思想（见货币数量说），在我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均已有明显的表现。春秋晚期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就是立足于货币金属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主要立足于货币名目论及货币数量论思想。

春秋末，单旗将“子母”这一概念运用于货币流通现象上，并首先作了较系统的表述。单旗，史称单穆公，周景王的卿士，他因反对景王铸大钱而提出了这一理论。他重视货币的“权轻重”的作用，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要适合流通中的需要，如果原来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低，就应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反之，则要铸造较轻的铸币。两种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按它们的轻重维持一定的比价，这就叫做“母权子”或“子权母”（《国语·周语》）。后来人们把它归纳为“子母相权”这一货币术语，并且把子母相权的涵义，从流通中两种不同单位足值铜铸币并行的关系，推广于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以及铜钱与纸币、白银与铜钱间的关系上，成为我国古代长时期人们论述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问题时的一种货币理论。

在先秦思想家的货币思想方面，墨家关于价值论的贡献很值得人们的重视。《墨子》提出“为屦（鞋）以买不为屦”，“买，刀（铜币）籴（谷物）相为贾（价）”（《经说下》）。《墨经》的作者已发现物品用途的二重性，已接触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问题，并看到物品自身不能表现价值，而必须借助另一物品来表现，亦即已接触到价值形态及其表现问题。可惜墨家这些对于科学的价值论至关重要的思想，在我国其后历史的漫长年代中，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

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把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而发展为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重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它论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国蓄》）；“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刀币者，沟渎也”（《揆度》）。所谓“通施”、“通货”，就是有无相通、交易媒介的意思，而它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视为“沟渎”，即把货币流通视为流水的渠道，商品流通离开货币则无法进行。这是一种具有较高概括能力的看法。

《管子》把货币的定义归结为流通手段，并与它的“轻重论”联系起来，形成货币数量论的思想。它阐述轻重论的一般原则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国蓄》），这对于万物（商品）或货币的价值形成都是适用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是：“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至数》），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就会使商品价格发生正比例的变化，或者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发生反比例的变化。据此，它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山国轨》）。《管子》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以轻重论为中心，提出货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它强调指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蓄》）。此后，由《管子》阐发的“轻重”概念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用范畴，如西汉的贾谊、桑弘羊，南齐孔，唐代的刘秩（?～756）、陆贽，北宋的周行己 （1067～?）等，都曾应用轻重论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从秦、汉起我国发展为地主经济制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汉代至南北朝时期，货币思想主要有以下一些发展和变化。

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们在货币思想领域方面，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为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尤其是他的“禁铜七福”论（《汉书·食货志下》）要求由封建 垄断货币材料──铜的主张，对后来封建国家的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贾山和晁错发展了《管子》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名目论思想和国家把货币作为干预经济工具的思想，认为货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但封建君权则可使它成为“易富贵”、“无饥寒之患”的东西（《汉书·贾山传》、《汉书·食货志上》），明确指出了掌握货币铸造权与维护君权二者的联系。桑弘羊是汉武帝实现垄断货币铸造权、建立统一五铢钱制度的主要执行人，他在盐铁会议上极力维护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他说：“统一， 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盐铁论·错币》），第一次提出了“统一”的概念，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树立健全的货币制度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

在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前期，自然经济仍居优势，因而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从西汉中叶以后，就一直不断出现“实物论”思想。贡禹（公元前 124～前44）是主张废钱用谷帛的最早的代表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货币的混乱，经济实物化状态的增强，则更多地可以听到这一呼声。然而这一时期，维护金属铸币流通的“反实物论”思想，以及反对铸币贬损的货币金属论思想，也同时发展了。前者可以反对桓玄（369～404）废钱用谷帛建议的孔琳之为代表，他引述“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宋书·孔琳之传》）的历史事实为例证，并把铜钱与谷帛二者对比，从对币材自然属性的分析上，有说服力地揭示了金属货币的优越性；而南齐孔的《铸钱均货议》（《南齐书·刘悛传》）则是阐发货币金属论、维护足值货币的一篇带有代表性的文章，他所言“不惜铜”、“不爱工”之语，长时期被人们援引为稳定货币、反对封建统治者货币贬损政策的不刊之论。此外，在 4世纪中叶出现了反映货币拜物教现象的鲁褒的著名的《钱神论》（《全晋文》卷一百一十三），而最早见于鲁褒文中的“孔方”一词，一直被后人作为“钱”的同义语。

从唐宋以来，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和金属铸币流通实践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纸币的产生及其流通，促使货币思想又有所前进和发展。

唐代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的成说，维护封建国家垄断铜币铸造权的原则，并在议论中将贾谊的重农抑末思想为主导的“禁铜七福”论，发展成包括照顾商人利益“末利”的“禁铜四美”论；他还运用《管子》轻重论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货币数量论思想。他说：“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旧唐书·食货志下》），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比较东汉张林、南齐孔所言“钱少物皆贱”、“籴不贵是天下钱少”（《晋书·食货志》、《南齐书·刘悛传》），即将物价高下与货币数量多寡相连系的说法，就更前进了一步。在此以后，在中唐“钱荒”问题争议中，陆贽也运用轻重论把对货币数量论的认识概括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宣公奏议全集》）。陆贽和刘秩的说法，都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表述最为清楚的典型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北宋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沈括（1031～1095）在货币思想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他在对当时“钱荒”问题的议论中，提出以贵金属金银为币、利用类似信用货币的盐钞代行货币职能的主张，尤其是他对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关系的认识，极有见地。他说：“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这是他对前人反对货币“壅积”的思想的重要的发展。周行己 （1067～?）也主张改善和推行纸币“交子”，以及茶、盐钞引、公据等信用凭证和证券，并将轻重理论运用于铜、铁钱流通上，以解决当时货币流通混乱和币值不稳的问题。他所言“钱本无重轻，而物（商品）为之重轻”，钱、物“相为等而轻重均”（《浮沚集》）的说法，是接触到了货币价值论的一个可注意的论点。

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出现的一种货币理论。“虚实”是一组相对概念，用来说明商品货币关系。西汉时期，桑弘羊就曾有“以末易其本，以虚（货币）荡其实（商品）”（《盐铁论·力耕》）之语。但用它明确说明货币流通现象，则始于唐代“安史之乱”时第五琦铸造当十、当五十“乾元重宝”大钱，因大钱贬值，遂使流通界的铜钱有“实钱”、“虚钱”之分（《唐会要》卷八十九）。进入宋代以后，出现了纸币；元朝以后，白银又逐渐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于是“虚实”概念也被推广用于说明白银、铜钱和纸币流通现象。

货币虚实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即货币与商品的关系以及不同种类或性质的货币间的关系。在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上，北宋周行己说:“物为实”，“钱为虚”（《浮沚集》）；后来，元初赵孟（1254～1322）也说：“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这里，赵孟虽然主要是着眼于使用价值，视米、绢为“实”，白银、铜钱为“虚”，可是他也约略意识到作为普通商品的米、绢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银、钱，它们全都是具有实在价值之物，因而“虚”、“实”可以相权，并认为“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元史·赵孟传》），这是继周行己以后又一接触到价值论的值得注意的思想。

但虚实概念更多地被用于说明不同种类和性质的货币的关系。唐代最初使用“实钱”、“虚钱”的概念是指流通中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宋代产生了纸币，从此以后，人们运用虚实概念解释货币流通现象，大多是以纸币为“虚”，尤其是贬值了的纸币。大凡宋元人言虚实相权，目的皆为了强调纸币应具有兑换性。到清代，人们综合宋代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并不需要十足准备金和元代不兑换的纯纸币流通的经验，包世臣、王茂荫提出了纸币流通的“以实驭虚”、“以实运虚”的原则。

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纸币流通下所独有的又一重要货币理论。“称提”是宋代产生的一个货币术语，最初并不限于分析纸币问题，如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哲宗元符二年（1099）七月癸卯条有“称提铁钱轻重”之语；但北宋末周行己将称提概念用于分析纸币问题。他在论述“交子”问题时说：“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浮沚集》）。进入南宋以后，伴随纸币流通的推广，人们运用称提概念言纸币问题的就多了起来，如宋高宗就“最善沈该称提之说”（《宋史·食货志》）。进入13世纪，南宋最主要的纸币“会子”因大量增发而迅速贬值，成为朝野人士关心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于是讲求“称提之术”、“称提之策”者一时多至难以列举，这样，称提一词便基本上发展为一个与纸币流通相关的一个专用术语了。

“称提”，有权衡之义。宋人言纸币，原则上皆指可兑换纸币，如南宋人戴埴说：“言楮（纸币）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鼠璞·楮币源流》）。所以，“称提”作为货币术语，其基本涵义即借助兑现保持纸币名义价值与它所代表的真实价值相符之意。推而广之，称提有泛言管理之意。而所谓“称提之术”、“称提之策”，每可理解为纸币发行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然而就其主要内容言，则为用金属货币或实物（钱、银、绢、茶盐钞引、官诰度牒等）收兑流通中过多发行的纸币，即设置纸币发行准备保证兑现，以维持纸币币值的稳定。

纸币制度到元明时期，因停止兑现，禁止金银流通，长时期是不兑换纸币制度，因而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的人，又往往把“称提”解释为新旧纸币的兑换。如钱秉镫（1612～1693）说：“界满则易，谓之称提”（《钱币刍言·先正名言》）。进入清朝以后，由于久未行钞，因而“称提”一词也就甚少为人使用了。

明清时期，在货币思想领域作出贡献的，是15世纪的思想家丘濬，他在阐述货币与纸币问题时，认为作为商品的“物”的价值的多少，决定于“功力”的深浅，即所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多少。这样，便开始接触到商品的劳动价值观点；此外，他还提出以贵金属白银为主要货币，使钱、钞为通用货币，皆“权之以银”的一种货币制度的设想，这些都是他在货币思想方面较前人的进步之处。

然而就明清时期货币思想总的状况看，却呈现出发展迟滞的情形。这尤其表现在明清之际人们关于“银荒”问题的议论中，其时已是17世纪，国内封建经济中已经发生了资本萌芽，但当时一些著名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在政治思想领域虽然都有着较进步的反专制主义的 主义思想，但是在货币思想方面，在对待与“银荒”相关联的赋税征银及白银流通问题上，则多是持明显的否定态度。黄宗羲提出“废金银”的主张。王夫之更是过分强调重农贱商、贵粟贱金，以至主张废金银而专用铜钱。顾炎武对待以银为币、田赋征银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的货币思想的倾向，其实都是违反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从他们对“银荒”问题的具体阐述和议论看，也少有新义，往往是简单地重复唐代人在“钱荒”问题议论中已讲过的言辞。这和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其时仍然迟滞徘徊，缓慢向前蠕动的总的发展状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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