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Riben meishu

[外文]：Japanese art

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在进入历史时代后，日本没有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在长达万年的时间内，保持了完整独立的连续性。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界，日本先后受到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它对外来的先进文化采取先全盘接受，后逐步吸收的方法，滋养并厚实了本国文化。日本美术随日本文化同时发展，以深厚的文化传统和频繁的外来影响的背景，形成独特体系。它注重内在的含蓄甚于外在的辉煌。它外观简洁，内涵高雅，讲究形式、程式和技巧，因而工艺美术占有重要地位，美术的其他门类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都无不具有工艺性质，这些门类的艺术家往往同时是工艺美术家。

包括先陶器文化、绳纹文化两个历史时期。

相当于旧石器文化，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万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群马县岩宿发现了旧石器文化遗址，证明了先陶器文化的存在。当时的石器有：砍器、砸器、砾器、斧、锤、削器、刨器、雕刻器、尖状器等。这些石器虽然是为功利目的打制的，但是已注意到外型美观。

80年代以来，在九州佐世保郊外的泉福寺洞穴发现了具有豆粒纹的陶器片，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10800年前遗物。它被命名为豆粒纹陶器，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因此，先陶器文化应该改称绳纹初期文化。

相当于新石器文化，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万年至前300年。它的范围遍及日本全境，因当时的陶器上多有绳纹而得名。19世纪后期以来，从日本东部的一些贝冢中发掘了许多绳纹文化的遗物。除绳纹陶器外，还有用鹿角、野猪牙等动物的角、牙、骨雕制的垂饰品，翡翠制的有孔垂饰品、勾玉。一些陶偶、陶版、陶面具、石偶、石版，既为原始宗教的遗物，也是精致的美术作品，从中还可窥见当时的 俗和服饰等经济文化生活。当时的人们利用近山傍海的自然环境，从事着狩猎和渔捞，在鹿角制的钩、锬类劳动工具上已见出优秀的技艺。出土的树脂涂料遗物，说明树脂涂料技术很早已从大陆传入，绳纹陶器是绳纹文化最典型的器物，轮制而成，类型有深钵型、香炉型等，有的还施有彩绘(见彩图)。

大约为公元前300～公元300年，因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发现典型的陶器而得名。它是日本最早的农耕文化，已拥有青铜器和铁器。水稻栽培技术可能来源于我国和 半岛，各地农耕村落的发达，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显著变化。大陆体系的农耕磨制石器的制作和使用，使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工成为可能。日本的铁器早于青铜器，从九州的一些族长古墓中发现了从我国来的青铜宝镜和利器。后期出现日本制青铜器，以近畿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发现铜铎。弥生式陶器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它一般呈明褐色，质地坚实、细致，基本形态有壶、瓮、钵、甑、高足杯、器台等，丰富多样。

约为3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因当时大兴坟墓而得名。古坟时代的日本已成立了以畿内为中心的统一国家，文化受大陆影响取得飞跃发展。古坟文化可以通过古坟及其出土物，或从祭祀遗址、居住集市遗址、手工业遗址来具体考察，还可以参照《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坟丘配置的埴轮，是典型的古坟文化遗物，它包括人物、房屋埴轮等，其中人物埴轮是引人注目的美术作品。陶器除土师器外，还有 半岛来的工匠制作的须惠器。玉类先后有勾玉、管玉、锹形玉、车轮玉等，材质和形制上都很丰富。金属工艺技术上盛行大陆传来的镀金、透雕、镶嵌、细线细工等。一些古坟中有以矿物颜料绘成的壁画，表现人物和各种纹样。民居有木结构的，但竖穴居室仍很普遍。这时，汉字由我国传入后逐渐普及，有利于文化的提高。

飞鸟时代，约始于佛教开始传入日本的6世纪前半叶，止于大化改新的645年。白凤时代，始于645年，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年。这是效仿我国，无论政治还是宗教，都立法并由法来支配的时代。在我国文献中一直被称为“倭”的日本，这时已作为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开始使用“日本”这一国名了。日本朝廷积极导入以佛教和儒学为主体的大陆文化，美术上受我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影响。另外，由 半岛来的工匠集团非常活跃，担任着日本佛教美术各分野的工作。这一时代并存着延续的古坟文化和新兴的佛教美术。

以佛教寺院为代表的大陆建筑影响到日本，成为飞鸟、白凤建筑的主体。最早的真正佛寺──飞鸟寺，是百济来的工匠于588年建立的。它以塔为中心，3面建金堂，绕以回廊。斑鸠寺（创建期的法隆寺）比它稍晚，主要堂、塔纵置于轴线上。现在的法隆寺西院中心一部为白凤时代重建，柱子粗重而腹胀，云形斗拱、人字拱、角斗拱向斜方向突出，可窥测斑鸠寺的面貌。白凤时代导入和普及了我国唐朝建筑风格，可以认为奈良时代建筑的样式和技术大都始于这里。唐朝样式的先例是7世纪60年代建的川原寺，伽蓝布局为在中金堂前、回廊内并置塔和西金堂。各地都在营建大陆式寺院，遗迹已知数百处。宫廷和都城也模仿大陆而修建，丈量也主要使用我国唐尺。

雕塑多为佛教题材，飞鸟时代流传经 半岛传入的我国南北朝样式，白凤时代流传我国隋唐样式，由稚拙美风格向大方的古典美风格急速发展。从 6世纪前半叶起，来自百济的工匠带来佛像后，日本才开始制作佛像。从事造佛的多是来自我国和 的工匠及其子孙，著名的有鞍作止利。飞鸟雕塑一般可分为两大系统：

（1）占主流的我国北朝（主要是北魏、东魏）样式，如止利派的严峻风格，代表作为飞鸟大佛、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梦殿观音像；

（2）我国南朝样式，风格柔和，代表作为百济观音像。这一时代的佛像都重视正面观照，佛像的背面简略，在止利派的作品中，衣纹左右相对，面部稍长，眼呈杏仁形，嘴唇带有古朴的微笑。雕塑中，铜像（主要是金铜佛）和木雕(大多是一根整木头)占主要地位。白凤时代的雕塑，如观心寺的金铜观音菩萨立像，体型略有起伏，胸满臂鼓，还戴有三面头饰，身上挂满璎珞。它显示出 7世纪中叶流行的我国北齐、北周样式。这时起，又增加了漆像、塑像、砖佛等新样式。7世纪末期，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体躯 ，日光、月光菩萨姿态自如，衣纹自由，呈现初唐风貌。

6世纪前期以来，由我国和 三国尤其是百济来的画师传来大陆绘画的技法，这些画师及其子孙形成了集团，服务于朝廷。其中，东汉末贤等3位画师于622年制作了天寿图绣帐，它虽仅存残片，但上面的人物、花卉还是反映了我国南北朝古拙的绘画样式。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台座(623)的山岳、 神仙、四天王等图样亦如此。《玉虫厨子》（7世纪中叶）的画，虽已古旧，但富有流动感，极为洗练，风格上更先进，可能已与隋朝绘画有直接接触。法隆寺金堂壁画（7世纪末），有规模宏大的净土图和富丽堂皇的菩萨像，明显是吸收我国初唐样式而成。《橘夫人厨子》（8世纪初期）中，唐朝样式获进一步发展。在高松冢古坟壁画中，以男女侍者群像为主的墓室装饰，既迅速反映出7世纪末8世纪初的大陆样式，又自由描绘了日本宫廷的生活。

4世纪末以来，从 半岛来的工匠已开始生产须惠器，陶艺以畿内为中心获得发展。6世纪后，须惠器窑渐次传播到地方。金工、染织、玉器、漆器等技术由外来工匠传播发展。飞鸟时代，这些为朝廷、贵族生产工艺品的工匠分为锻冶部、鞍作部、玉作部、石部、锦部、服部、陶作部等品部──工匠集团。大化改新后，许多品部被解散，部民转入宫廷工房。当时优秀的工艺美术品有法隆寺的梦殿观音像的金铜透雕宝冠(7世纪前期)、献纳宝物灌顶蟠(7世纪后期)、《玉虫厨子》；中宫寿的天寿图绣帐。

日本书法是汉字传入后产生的。一般认为，汉字传入以4世纪末百济的王仁传来《论语》、《千字文》为最早。飞鸟时代多流行我国魏晋南北朝书风。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615）是日本最早的书迹。白凤时代，书法逐渐流行，并开始由遣唐使传播唐朝书风，以初唐书风的《金刚场陀罗尼经》(686)最早。

奈良时代，始于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的710年，止于迁都于平安京的794年。它受我国盛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遣唐使、派往我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和美术繁荣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全国大兴造寺、造像，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今天仍见于奈良的寺院和正仓院宝物中。

奈良时代建筑悉仿唐朝样式，平城京完成了宫殿，宫殿中有庭园，全国各地大兴建造寺院、官衙。743年，圣武天皇发愿而建造东大寺，并为此设立造东大寺司，还营建了西大寺等超大型伽蓝和全国的国分寺、国分尼寺。唐朝高僧鉴真754年建造的唐招提寺，影响到奈良后期以至后代的建筑样式。现存奈良时代建筑共26栋，全在今奈良县境内。

佛像雕塑采取新传来的唐朝样式，并作为国家事业而盛行。形象均匀、写实、优美、理性，完成了古典风格。造东大寺司的造佛所，活跃着许多工匠大多为大陆人后裔，制作了东大寺大佛等大型造像。技法上，金铜像、夹纻像、木心干漆像、塑像是主流，代表作有：东大寺诞生释迦佛（金铜）、东大寺法华堂不空索观音（夹纻）、唐招提寺毗卢舍那佛（夹纻）、圣林寺十一面观音（木心干漆）、东大寺戒坛院四天王(塑像)等。

我国唐朝绘画的技法和样式被广泛吸取，绘画制作受到国家支持。现存遗品虽少，但通过正仓院文书等文献资料仍可以了解到画家的活动情况。首先是佛教绘画盛行，东大寺华堂的《释迦灵鹫山说法图》（波士顿美术馆），通过致密浓厚的色彩和复杂的山水结构消化了盛唐样式。药师寺《吉祥天像》(约771)、《鸟毛立女图屏风》（正仓院），令人想到丰腴的唐朝 画。其他代表作有传存正仓院的琵琶和阮咸上的捍拨画，荣山寺八角堂内的装饰画、《绘因果经》等。

奈良时代盛行唐朝样式，也流行印度、伊朗的样式，在宫廷和寺院中使用优秀的工艺品。现存正仓院的宝物，显出高度的技术水平。金工采用唐朝先进技术大量生产。漆工艺广泛用于各种器皿、武器、乐器，加饰法有金银泥绘、密陀绘、平纹、螺钿、末金镂等。染织中，大方华丽、色彩丰富的纬锦盛行，还有精致的罗、丰富的刺绣及﨟缬、缬等纹样染。又由仿我国唐三彩而产生了奈良三彩。

遣唐使、留学生带来了唐朝的书迹，唐风书法很流行。晋人王羲之的书风也倍受尊重，光明皇后的《乐毅论》便是临摹王体之作。由于倡导佛教，转写了大量唐经，其中不乏书法杰作，如《五月一日经》(740)、《绘因果经》等。

平安时代，始于迁都平安京（今京都）的794年，止于平氏灭亡的1185年。它一般以894年废止遣唐使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平安前期是唐风文化达到极盛并向国风文化过渡的时期，最澄、空海入唐求法后新开创了天台宗、真言宗。神道与密教的交流产生了本地垂迹说。宫廷中盛行汉诗文，书法出现高水平。9世纪后期出现假名，平安后期与我国文化的联系中断，兴起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从10世纪起，华艳的王朝文化产生了，敕撰《古今和歌集》以后，和歌的兴盛，促进了优美的假名书法与对自然怀着纤细情感的大和绘迅速发展。在美术的各领域都成立了和样，和样风格洗练耽美，成为以后日本民族文化的古典。11～12世纪，与我国宋朝文化的接触，在美术发展上又成为新的兆头。

平安京在大规模地建设，前期受唐朝影响，后期逐渐日本化。和样建筑首先在神社、住宅中出现，以后甚至还被波及佛教寺院。平安后期，和样化更为发展。10～11世纪，寝殿式已经作为贵族住宅定型，代表作有东三条殿、堀川殿。净土信仰逐渐兴盛，建造了平等院(1052)等以园池为中心的日本式新伽蓝，又出现造寺的盛况。神社的春日式、流式、八幡式流行，流式具有曲线屋顶，轻快优美，受到欢迎。

平安前期的雕塑有两个系统：原造东大寺司等官营造佛所工匠的唐风雕塑，民间佛师的木雕。它们在样式、技法上的融合，形成平安后期的和样雕塑。康尚及康尚派的作品，面部圆满，表情增添笑容，肩线变得平滑，衣纹刻线变浅，如东福寺同聚院不动明王像(1006)、广隆寺千手观音坐像(1012)。定朝综合父亲康尚的作风和奈良的传统，恢复前期干漆像中就已出现的塑形表现，在其代表作──平等院凤凰堂阿弥陀如来像（1053）上，圆满和谐的佛姿，满足了人们对净土的幻想。飞光背光、九重莲花座上产生华丽的样式，技法上完成了多木雕。他还组织大规模的佛所从事雕塑。定朝式在以后长达 1个世纪的时间内成为雕塑界的主流，并且渗透到地方。

奈良时代的画工司解体后，画工被吸收到宫廷、寺院。806年归日的空海等入唐八家，移入密教方面的彩色画、白描画，给日本佛画带来新的面目。世俗画方面有重大发展，宫廷、官邸喜用唐朝风格的山水画、风俗画装饰，被称为唐绘；随后又代之以日本的山水、风俗，被称为大和绘。与和歌相联系的月历绘、名胜绘从9世纪末流行于屏风、障子上。随着假名文字的发展，又出现物语绘、日记绘。与这些题材变化相适应的新的表现手法，由巨势金冈等宫廷画师在整个10世纪才逐渐完成。大和绘师充满诗意地描绘身边的景观和生活，技术上日臻完善，确定了日本民族绘画的古典样式。它的耽美风格也使佛教绘画变质，而趋于技巧的纤细化和装饰主义，如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十二天像》(1127)。以后在佛教绘画中又出现我国宋朝的影响，如高野山《阿弥陀圣众来迎图》（12世纪后期）。11世纪以来，绘卷物成为大和绘最重要的形式，它的题材多是物语、传说或改编著名文学作品。绘卷物的代表作──《源氏物语绘卷》（12世纪前期），以同名小说为题材，用致密的技法绘出没落贵族迷醉、细腻、华奢、朦胧而含哀怒的情绪。著名的绘卷物还有《信贵山缘起绘卷》、《鸟兽人物戏画卷》。平安末期出现形象逼真的肖像画，如藤原隆信的《源赖朝像》（神护寺）。

前期，以空海带回的唐物为规范，制作的密教法具、梵钟，显示出我国和 的影响。后期，工艺美术品普遍呈现鲜明的日本特色，优丽细腻。例如，镜鉴从唐镜逐渐脱颖，12世纪初生产薄而小型的和镜，以纤细的浅浮雕表现鸟和花草。莳绘中开发了日本独特的研出莳绘。

前期流行我国晋唐书风，出现日本书法史上鼎盛时期。当时，书家中最杰出的是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被誉称为书道三笔，代表作有空海的《风信帖》、嵯峨天皇的《光定戒牒》。后期的小野道风以晋人王羲之的书法为摹本，创始了合乎平安贵族好尚的和样，具有丰富的日本趣致;继之又出现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3人被誉为书道三贤或三迹。代表作有道风的《屏风土代》、佐理的《离洛帖》、行成的《白乐天诗卷》。一时衰落的和歌在9世纪末再度兴盛，假名开始广泛运用，再由道风的手书而洗练化，产生出优美的假名书法。11～12世纪是假名书法烂熟期，代表作有《高野切》、《三十六人集》（西本愿寺）等。

镰仓时代，始于平氏灭亡的1185年，止于镰仓幕府灭亡的1333年。这是京都朝廷的公家文化和镰仓幕府的武家文化对立和交融的时代，也是古代走向中世的变革期。前期，公家文化仍是主流，13世纪初以后，受到武家支持的禅僧将我国南宋文化移植到镰仓后，武家成为文化的中心，它表现为武家以新传入的禅宗、宋学、南宋画等来建立自己的文化，以反对朝廷公家文化所依据的佛教、儒学、唐画与大和绘。

1180年毁于平氏兵火的奈良东大寺，进入镰仓时代后在幕府的支持下由重源复兴，并且采用了我国南宋的新样式，被称为大佛样，从而成为新时代美术的出发点。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1199)，可以证明大佛样的真正价值。以后随禅宗而入的南宋样式，称为禅宗样，代表作为荣西的建仁寺(1202)、建长寺(1249)。和样建筑仍以奈良、京都为中心，在保持传统造型感觉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新样式的影响，于是发展出一种折衷样。

雕塑界流派众多，除了延续前代的定朝后裔外，主要有院派、圆派、庆派。院派、圆派在京都为宫廷、贵族造佛，风格保守，沉溺于程式化。庆派试图脱离拘泥于一般美感变化和专注古典的定朝样式，他们与武家关系密切，在东大寺复兴时的造佛已崭露头角，以后形成镰仓雕塑样式的主流。庆派的代表人物是运庆、快庆。运庆注重于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内向性表现。快庆则以秀丽的表情为特色，如波士顿美术馆的弥勒菩萨立像（约1189）。13世纪中叶起，运庆样与宋风相结合，产生以镰仓大佛为代表的地方样式。

绘画界出现多元、多层次和相互交叉的复杂面貌。南宋画的影响早已出现，它与传统样式的交错、融合和更新，构成时代特色。世俗画中有宫廷特色的，是13世纪由藤原信实完成的写实性肖像画，被称为似绘。与这一技法相联系，产生了伴随歌学而兴盛的歌仙绘。绘卷物仍盛行将著名文学作品绘画化，表达着对王朝古典文化的怀旧和憧憬之情。代表作《紫式部日记绘卷》以机智的构图、细腻的线描和纤弱的色彩，流 不安和忧怨。《平治物语绘卷》由同名演义小说改编，描绘武士战争的壮阔场景。《蒙古袭来绘卷》(1293)则实录了蒙古人两次进攻日本而失败的历史。这两个绘卷以大和绘的形式迎合了武家的好尚，讬麿胜贺笔《十二天屏风》（1191，教王护国寺），使用肥瘦变化的线条表现衣襞，已见出南宋画的影响。13世纪后期，南宋新样式又与传统的技法样式融合，产生《文殊渡海图》（醍醐寺）这种佛画样式。这时，伴随中日禅僧往来而舶入的南宋画，在幕府的政治支持和经济资助下，在禅寺中大量收藏，形成水墨画发展的契机。南宋水墨画也对大和绘、佛绘、神道垂迹绘画进行了形式更新。

镰仓工艺美术主要是继承传统。莳绘出现许多新表现方法，高莳绘在平面性意匠上增添立体性和写实性，代表作有梅莳绘手箱（静冈三岛大社）。佛器、甲胄的饰金艺术，运用了透雕、浅浮雕、高浮雕等精巧的雕金技术，表现了量感和写实性，代表作为赤丝威大铠（奈良春日大社）。中日禅僧的往来，带来诸多唐物。唐锦、唐绫被大量仿造。濑户成为陶瓷主要产地，仿我国的青瓷、天目釉，生产出灰釉、黑釉和饴釉的瓶、壶。

初期的藤原良经以法性寺流为宗，又适应时代精神，书风有笔势，被称为后京极流，而广为流布。末期的伏见天皇学 平安中期的三迹书风，字形端正平稳，流行一时，被称为伏见院流。一些禅僧学 宋代名笔，书风个性强烈。假名书法初期为后京极流的硬而强劲的线书，末期趋于伏见院流的平稳书风。

室町时代，始于镰仓幕府灭亡的1333年，止于室町幕府灭亡的1573年。新兴的足利氏实现全国统一，确立幕府权力，利用对明朝的贸易，以武家文化兼并公家的文化，并成为其领导者。这一时代的美术以禅宗和武家的美术为代表。应仁、文明之乱(1467～1477)以后，幕府权力衰退，各地方势力增强。人们的兴趣转移到书院、庭园、茶道、花道等方面。室町末期，出现装饰性障屏画、城郭建设、工艺美术兴盛的兆头。

室町初期，仿我国南宋健全了五山、十刹及诸山的制度，京都、镰仓及各地都广建禅寺，形成禅宗样。禅宗样还渗透到以和样为主的密教寺院建筑中。住宅的寝殿式逐渐变化，向书院式过渡，如北山殿金阁，东山殿银阁。以 园，首先在禅寺中受到重视，梦窗棘石擅长造园术，完成了著名的枯山水式庭园。末期城郭、茶室的建筑见出端倪。各式建筑中开始注重室内装饰。

庆派佛师与南都佛师进入活跃期，但样式上没有新的发展。新兴的禅宗在顶相雕塑上反而不乏杰作，如瑞泉寺的梦窗国师像、酬恩寺的一休和尚像。后期在能面具、狂言面具上开拓了雕塑的新天地。

初期在禅寺和武家中，以备受重视的南宋画为规范，勃兴了顶相和道释画，出现可翁、默庵等禅僧画家，随之兴起水墨画。15世纪中叶，京都五山禅僧中兴盛诗画轴山水画。佛绘师明兆也打破传统，采用水墨画法，画域广阔。继而，如拙、周文等与幕府关系深厚的相国寺画僧非常活跃。周文又被任命为御用绘师，在画坛上影响深远，他摄取我国南宋和 李朝山水画样式，对日本化的水墨画──汉画起了开拓作用。周文以后，汉画进入鼎盛期，诸多流派涌起。雪舟访问我国后，在山口等地活跃，以我国南宋画和明朝浙派坚实的造型能力为基础，融入民族情感，达到汉画较高峰。追慕雪舟者代不乏人，著名者有雪村周继。狩野正信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俗人画家，他在汉画中加以民族饰味，被视为狩野派之祖。其子狩野元信再融入大和绘的手法，完成了狩野派风格的基础。大和绘萎缩不振，但土佐光信吸取汉画手法后略有新意，完成了土佐派以后，日本绘画脱离宗教束缚，向市民化、装饰化的障屏画形式发展。

由我国而来的唐物，开发了新技术。又由于书院式建筑和茶会的兴起，茶道具的发展引人注目。

尊圆亲王学 世尊寺流和我国南宋书风，风格平稳而有笔力，合乎世人好尚而长久流行，被称为青莲院流。京都五山兴盛书法，仿南宋风和明风而成，被称为五山样。禅林墨迹，以宗峰妙超、一休宗纯的为优秀。

桃山时代，始于织田信长灭室町幕府的1573年，止于丰臣氏灭亡的1615年。一方面，统治者构筑规模宏大的城郭，集美术各门类之长创金碧辉煌的装饰美术；另一方面，市民和茶人中产生简素、闲逸的审美意识，怀念古典文化，与统治者的豪奢之美形成对极。通过与葡萄牙人的接触，西方美术首次传到日本，满足好奇心的南蛮画开始流行。

桃山建筑的主要特色是营建大城郭。 首领首先大兴土木，极尽壮美，如信长主建的安土城，秀吉主建的大坂城、聚乐第、伏见城等。各地方领主也纷纷力于城郭建设以显 严，如姬路城、松本城、彦根城、名古屋城（见日本城郭）。室町时代发展而来的书院式建筑已见完善。茶室与豪华的书院式相对照，呈现闲寂的草庵风格。它以农舍的意匠为基本，使用自然中的原始素材与中和色彩的土壁。

佛像肖像雕塑程式化，失去了新的创造力和活力，但又试图维系运庆以来的传统。新兴的能面具和建筑附饰雕塑上，略有新意。

现世主义的生活观与审美意识，在绘画中表现得很显著。障屏画迎来了黄金时代，在武家的邸馆、城郭御殿、宫殿和公家殿宅、佛教各宗的大寺院，纷纷装饰着华丽的障屏画。金碧障屏画大胆明快，万紫千红，视觉效果好，故成为时代花簇。小书院等私家住宅，喜好枯淡的水墨画。障屏画中，大型花鸟图成为主体，鹰、龙、虎、狮等武士喜好的勇禽猛兽尤为盛行。另外还有大型风俗画，如《洛中洛外图屏风》。障屏画的中坚力量是狩野派，代表人物狩野永德制作了安土城、大坂城、聚乐第障屏画，后继者有狩野光信、狩野山乐等人。长谷川等伯、海北友松、云谷等颜等人各领一派，画风自成体系。宗达光琳派以市民为基础，以画坊展开制作活动，开市民艺术先河。武人画家中有宫本武藏。乘葡萄牙船而来的 教传教士，带来了西洋画，被称为南蛮绘。早期的南蛮画家，在摹写圣画的同时，还描绘了取材西洋版画的异国人物图、世界图，甚至还制成南蛮绘屏风，表现来日西洋人的风俗。

城郭的建设也将工艺美术引向隆盛。建筑装饰上使用了金银细工、七宝金具等，出现崭新意匠。莳绘广泛用于室内装饰和器皿装饰，还开发了莳发、针描、平莳绘等技法，高台寺莳绘是其代表作。在金银箔地上以色丝刺绣的绣箔小袖，成为织物的代表。由于茶道流行，茶道具的需求量增加引起陶瓷工艺的发展。千利休在茶道上追求闲寂的美学风格，成为时代特色。

前代的青莲院流因易 、易读，仍广泛流行。末期，书家又开始以古笔为摹本，试图复兴平安样式。本阿弥光悦在书风和用纸上成就突出。

江户时代，始于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创幕府的1603年，止于推翻幕府的1867年。美术上以绘画最活跃，各种画派并起。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的力量增加，培养了以浮世绘为代表的市民美术。又通过长期接受我国清朝和荷兰的影响，产生了日本文人画和洋风画。幕府末年，幕藩体制日趋 ，日本接受开国思想和西洋技术后，走上通往现代之路。

桃山的建筑样式在前期仍很流行，代表作为1636年改建的日光东照宫。茶室建筑进入新阶段，在不到约10平方米的平面中设计了 100种以上的变型方案。茶室意匠的影响还波及书院式，雅致的茶室多采用于贵族、大名的别墅，桂离宫是其代表作。中期以后，市民文化的娱乐建筑大兴于江户、京都、大坂等地，剧场建筑的发展也很惊人。末期，受西方影响，出现生硬的洋风建筑。

江户时代的雕塑急速衰落，仅建筑附饰的木雕差强人意。末期从佛师中涌现出高村东云，将雕塑引向现代。

桃山样式的金碧障屏画，由花鸟画题材转向风俗画，主要表现花街柳巷和歌舞伎。俵屋宗达以市民为基础，使大和绘的传统产生装饰性和工艺性特色，从而创始独特的绘画、工艺结合的样式。这种样式至尾形光琳而达至极，被称为宗达光琳派，代表人物还有尾形乾山、酒井抱一。前期决定画坛大势的仍是狩野派，狩野探幽到江户而被任命幕府御用绘师，产生了江户狩野的淡泊风格，与传统相异。在江户，菱川师宣创始浮世绘，反映市民逸乐的气氛。浮世绘技术从肉笔彩色的丹绘向色印版画发明，1765年，铃木春信发明了多色印的锦绘，完成了技术革命。浮世绘 画中出现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风景画中出现葛饰北斋、安藤广重，迎来了浮世绘的全盛期。圆山应举一度学狩野派，以后受我国和西方影响，注重写生，发展为圆山派。门人中松村吴春又展开了具有丰富抒 彩的画风，自成四条派。它们合称为圆山四条派，影响波及现代日本画。受我国明清画的影响，开始兴盛日本文人画，其先驱有祇园南海、柳泽淇园，又通过池大雅、与谢芜村达到鼎盛，后人有浦上玉堂、冈田米山人、青木木米、田能村竹田、谷文晁、渡边华山等。中期，清人沈南来长崎，其写生画派对各种画派俱有影响。著名的写生画家有伊藤若冲。由于禁止 教而一度受挫的洋风画，又随兰学的勃兴而再兴，涌现出以司马江汉、亚欧堂田善为首的早期洋画家，洋画的影响也波及各画派。

在京都、江户等地，适应市民需要，发展了复兴传统技术的工艺美术。刀和刀具装饰华丽，流行于市。小袖色彩和纹样漂亮鲜艳，又以非对称的大曲线纹样与黑色宽纹相配。京都风味的所谓友禅染迅速普及。在莳绘上，光悦和光琳的大胆创新，反映出市民的审美意识。

青莲院流从幕府普及到民间。由于重视汉学，我国风书法又复盛行。著名的书家有石川丈山、隐元隆琦、池大雅、良宽等。

明治时期、大正时期及昭和前期始于明治维新(1868)，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的时代，东方式缓慢的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了。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日本产生了新的美术形式和内容；日本传统美术受到西方潮流冲击后，以新的面貌走向现代。日本美术开始走向世界。

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推行与全面开放方针互为依存的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它的目的在于，既学 西欧而使日本加速现代化和西洋化，又追求与西欧先进国家对等的独立性以及对东方各国的扩张性。所以在当时的思潮中，强烈的欧化意识和维护传统、保存国粹的意识互为表里。美术领域中，西方传来的明暗法、透视法、解剖学等新的表现方法及新材料，引进的油画等新形式，开拓了日本人的视野，带来了传统造型观念的改变。在美术现代化的道路上新鲜事物层出不穷：1871年设置博物馆，1876年开办附属于工科大学的工部美术学校，1877年起不断举行劝业博览会。一方面，不惜重金聘请西方专家到日本传授西方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等技术，另一方面有大批日本人远渡重洋去欧洲留学美术。总之，当时的日本人对于学 西方美术及文化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和热情。这一切被直截了当地概括为“脱亚入欧”。不过，他们学 和追求的不是艺术，而是技术。换言之，当时西方美术不是作为艺术，而是作为殖产兴业的技术被接受过来的。追慕西方的另一方面，导致了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运动，传统美术遭受摧残。同时，日本的浮世绘、工艺美术却在西方受到推崇，由此掀起的日本主义思潮，成为西方美术通向现代主义的桥梁。

1878年，美国学者E.F.芬诺洛萨受聘到东京大学讲授哲学和经济学。他发现了日本美术之美，于是到处讲演，慷慨陈词论证日本美术比西方美术优秀，继而满腔热情地呼吁保护和复兴日本传统美术。他启迪了冈仓天心等有识人士。1884年，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一道组织鉴画会，发起日本美术复兴运动，保护古代美术，扶持以狩野派为主的传统绘画，资助狩野芳崖的创新活动。在他们的倡导和推动下，1889年，东京美术学校开学，培养出日本现代第1代美术家。1898年以后，冈仓天心领导桥本雅邦、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下村观山等人，创立日本美术院并开展新日本画运动。黑田清辉从西方带来的外光派写实主义画风，则使油画界焕然一新。至此，日本美术的现代化已见成效。

大正时期(1912～1926)， 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潮明显高涨。留学的美术家增多，许多人主张在艺术中解放个性，表现自我，迎来了个性主义、理想主义的盛期。反正统派的在野美术运动兴盛发达。与官方的文展相抗衡，油画界结成了木炭会、二科会、草土社；在日本画界，日本美术院东山再起，还结成了国画创作协会。1920年前后，左翼和右翼尖锐对立，艺术领域产生了“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等论争。

从大正后期开始，先锋派美术和无产阶级美术先后登场。不久， 主义横行，无产阶级美术运动首先被 ，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的先锋派美术，也于30年代偃旗息鼓。在昭和前期(1926～1945)，大批美术团体被解散或被迫停止活动。帝国主义 力图使美术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出现所谓战争画，喧嚣一时， 派遭到压制。

早在江户晚期，一些强大的地方藩主就在建筑炮台、高炉、工厂中积极采用西方技术。因外交上的原因，幕府也需要建造洋式建筑，于是租界中急速地出现洋式公馆、商馆、教堂。当时的建筑师将西方古典洋式简略化，再混合日本木构建筑的技术和趣味，创造了奇特的东西合璧的早期洋式建筑。明治 的早期公共建筑中，聘请了包括英国人T.J.沃特斯在内的许多西方建筑师来设计。从1876年开始，日本决心培养本国的建筑师，聘任英国建筑师J.康德为工部大学建筑学系教授，1879年毕业出第1届学生。1886年，以德国建筑师H.恩德主持日比谷 街的建设计划为契机，日本的建筑活动开始走上正轨。欧美建筑思潮和建筑技术渗透日本的同时，日本独特的传统建筑也被重新认识并现代化，从而形成了西方式和日本式两种典型。西方风格的典型有银行本店(辰野金吾设计，1896)、三菱二号馆（康德、曾祢达藏设计，1895）。赤坂离宫（今迎宾馆，片山东熊设计，1909）；日本样式的典型有仿正仓院的东京歌舞伎团（冈田信一设计，1925）。号称新技术的西欧现代建筑运动，从1902年前后波及日本。大正时期，在新样式的 下，建筑师努力表现其个性。以前曾为难题的防震构造，日益得到科学的解决，建筑的工程学性质逐渐被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实利主义的美国高层建筑成为主要影响。20世纪30年代前期，表现主义、包豪斯、Le科布西埃的影响，逐渐被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接受和消化。至1945年，日本已具备了世界建筑中的全部构成要素和全部流派。

明治初期的雕塑有两种倾向：石川光明、高村光云等人试图采用西方写实手法来复兴传统的木雕；意大利雕塑家V.拉古萨到工部美术学校任教，则全面推行西方的雕塑风格，大熊氏广、长沼守敬、朝仓文夫等继其后。明治末年，由于私淑罗丹的狄原守卫、高村光太郎归国，雕塑向西方体系进了一大步。大正时期的日本美术院雕塑部中，中原悌二郎、户张孤雁等人继承狄原守卫的理想，平栉田中、佐藤朝山等遵循冈仓天心遗志，重视木雕。A.罗丹晚年的助手藤川勇造，在二科会中创立雕塑部。进入昭和时期后，又涌现出一些有名雕塑家，如日本美术院的桥本平八、国画会的清水多嘉示、新制作协会的本乡新、官展的斋藤素岩。在立体主义的影响下，笠置季男、堀内正和从事抽象雕塑。

明治绘画分为油画和日本画两大门类。日本油画的奠基者为川上冬崖和高桥由一，但他们尚未脱离日本传统绘画的束缚。意大利油画家A.丰塔内西到日指导工部美术学校画学科后，日本油画开始接受西方学院派影响，迎来第1次 ，从中涌现出五姓田义松、小山正太郎、浅井忠、原田直次郎等一批活跃的油画家。黑田清辉致力于外光派绘画后，成为油画界新派的旗帜。他与藤岛武二、冈田三郎助、青木繁为首的白马会，形成与太平洋画会的对立。前者色调明朗，被称为紫派；后者色调灰暗，被称为脂派。太平洋画会中出现了满谷国四郎、中村不折。由于文展的推动，日本油画至20世纪初已完全成熟。在芬诺洛萨、冈仓天心的倡导下，狩野芳崖、桥本雅邦改革狩野派，吸收西方手法，奠定了现代日本画的基础。新日本画以恢复传统为目标，又吸引西方绘画的长处。从东京美术学校到日本美术院，新日本画运动蓬勃发展。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第 1代日本画家运用西方光、空气等表现方法，创造朦胧体，建立了浪漫主义新风。竹内栖凤则在京都融合西方手法和日本 ，蜚声京都画坛。20世纪初，印象主义以来的现代各流派深刻影响油画界，油画家突破正统画风，开始强调个性，追求创作自由。岸田刘生、万铁五郎等有创新精神的青年画家结成木炭会。石井柏亭、坂本繁二郎等创立二科会，产生梅原龙三郎、安井曾太郎等大家。在野的美术运动生机勃勃，出现了草土社、春阳会等与官展对立的团体。1914年再兴的日本美术院也与官方对抗，出现第2代日本画家安田靫彦、小林古径、今村紫红，他们尊重和维护传统，其画风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土田麦仙、村上华岳在京都结成国画创作协会，发展个人风格。 画家镝木清方和上村松园都采用写实手法，但在 上，镝木的清丽恬淡，上村的华贵典雅。从20年代初起，先锋派绘画和无产阶级画并起。前田宽治、里见胜藏、佐伯祐三创立1930年协会，反映了巴黎画坛的动向，以后发展为独立美术协会。此外，新制作派协会、自由美术家协会、美术文化协会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也被引进。1935～1945年间，由于日本投入侵略战争，出现战争画。日本画领域中，前田青邨、川端龙子、速水御舟、富田溪仙、奥村土牛、平福百穗、松冈映丘、伊东深水形成各人风格。

工艺美术有两股潮流：继承和发展传统工艺；吸收和推广欧美现代工艺。明治以来，日本 为了殖产兴业，一方面设立劝业所、博物局，还在东京开成学校设置工艺专业，以图培养工科性质的工艺家;另一方面，在积极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同时，大力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并设立工商社等出口传统工艺品的专门公司，鼓励工艺品出口。这些措施使先前依赖幕府、贵族、巨商等特定顾客的传统工艺，面向更广泛的国内外顾客，从业者不仅有民间工匠而且还有工艺美术家。进入昭和时期后，在东京美术学校工艺科、日本美术协会的推动下， 主办的帝展中设置了工艺部，工艺与绘画、雕塑并列，直接向观众展示作品。以后，工艺创作还逐渐发展为个人的独立活动。官展和帝室技艺员的制度，对工艺技术的提高起着重大作用。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更使陶瓷、染织大为变貌。20世纪中，欧美现代工艺，特别是新艺术、分离派工艺运动，对日本有深刻影响。包豪斯运动从昭和初年传入后，兴起了新的工艺意识──将工业制品艺术化。1927年， 设立工艺指导所，使这种潮流成为主流，出现工艺新种类──工业设计。另一方面，柳宗悦从1925年起发起民艺运动，阐述农舍市井日常用品之美，使地方上幸存的民间手工艺传统得到恢复。其间主要的工艺家有：铸金家冈崎雪声，雕金家加纳夏雄、海野美盛，陶瓷家宫川香山、富本宪吉，玻璃工艺家岩田藤七，漆工艺家柴田是真，染织家川岛甚兵卫，图案家杉浦非水。

明治初期，和样书法过时，唐样复流行。1880年，清朝学者杨守敬倡导向我国古代碑拓学 书法，遂流行所谓碑学派，唐样逐渐衰微。20世纪初，我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到日本，日本书法篆刻界受其启发，开始广泛学 我国古代书迹，不仅写楷、行、草，而且还写篆、隶。假名书法上，明治初期仍是沿袭江户末期的流风余韵，不久亦以古代书迹为范本。著名的汉字书法家中村梧竹，师六朝法书。日下部鸣鹤，西川春洞则奠定了现代汉字书法的基础。假名书法家有小野鹅堂、尾上柴舟。此外，副岛苍海、严谷一六、犬养木堂、内藤湖南等非专家也善书法。著名篆刻家有浜树藏六、中井敬所、河井荃庐。

日本美术一方面继续从我国美术吸取营养，同时又对我国现代美术有较大影响。我国的油画技法乃至西方美术知识，主要是从日本间接输入的。我国现代美术的开拓者 、高剑父、高奇峰、陈师曾、刘海粟、徐悲鸿、吕凤子、潘天寿、丰子恺、张大千都曾在日本考察或留学过。20世纪30年代前后，到日本留学的美术家更是众多，著名者有陈之佛、傅抱石、许幸之、常任侠。1931年，日本木刻家内山嘉吉受鲁迅之请来上海讲 木刻，推动了我国现代版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争中被解散或被迫停止活动的美术团体几乎全部恢复，画坛上 空气浓厚，渴望创作自由的呼声强烈，它带来了反传统派画展和个人画展的兴盛。美术家中明显具有现代派和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种倾向。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不断参加在外国举行的国际展览，同时热心介绍外国美术的新动向，在日本举办大型的外国古典的和现代的美术展览，出版大量印刷精美的名画。60年代以后，则频繁在世界各国举办日本美术展览。这样，既大量吸收外国美术的长处，也使日本美术走向世界。以后，不属于任何美术团体的美术家，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如果说明治时期的“留洋”是为了学 ，那么战后的“留洋”主要是输出。60年代，战后青年美术家中间，反传统艺术的倾向和“表演艺术”的倾向显著发展。这些倾向促进了美术与工艺、摄影、影视的交融，由此带来了表现形式的扩大。但是，战后美术的创作实践和群众欣赏能力之间的距离增大，也成为严重的问题。70年代以来，无论 还是民间，都出现了兴建美术馆的热潮。随着美术概念在内涵上的变化和外延上的扩大，如何反映现代美术的多样化趋势，成为这些美术馆的重大课题之一。另外，室外雕塑剧增，城市中设置雕塑相当普遍。

战后不久，出现了藤村纪念馆（谷口吉郎，1947）、广岛和平中心（丹下健三，1949）等令人注目的纪念性建筑。以 战争为背景的经济起飞激发了建筑热潮。建筑界的对外交流也加强了。第 8次现代建筑国际会议(1951)以来，提出了城市中心的问题，介绍了地域主义的倾向，1955年还在日本引起“是搞传统，还是搞现代”的论争。地方城市的建设获得重视，继香川县厅舍(丹下健三，1958)之后，营造了许多厅舍建筑。还兴建了京都会馆（前川国男，1960）、东京文化会馆（前川国男，1961）等文化设施。这些建筑过程，使日本掌握了欧美现代建筑的几乎全部技术。60年代，在东京世界设计会议以后，乘经济高度发展之势，开发了庞大的住宅区，兴建了一批超高层建筑。在国立剧场、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东京代代木体育馆(1964)、大阪万国博览会(1970)等大型设计中，聚集了许多建筑师。菊竹清训、黑川纪章提倡城市和建筑的新陈代谢，矶崎新倡导独特的空间论，形成战后派。他们分别完成了出云大社(1963)、西阵劳动中心(1962)、大分县立图书馆(1966)。但是，东京海上大厦（前川国男，1964）、佐世保怀霄馆（白井晟一，1975）建成后，大规模的建设被指控导致了各种公害，于是出现建筑的危机。从爱知县犬山市的明治村（谷口吉郎，1965）开始，产生与大规模建设相对抗的建筑保护运动，甚至发展为城镇保护运动，出现了迎宾馆（村野藤吾，1974）等优秀作品。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盛行不衰，代表作有：琦玉县立博物馆（前川国男，1971）、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矶崎新，1974）、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黑川纪章，1977）。7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方法遭到指责。与此相关，建筑界开始重新评价日本建筑和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安藤忠雄为代表的年轻建筑师崭露头角。

战后的雕塑发展缓慢，战前的本乡新继续活跃。1960年前后出现流政之、江口周、小田襄、若林奋等雕塑家，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新的空间意识。60年代对人类活动及其环境的关注，使雕塑明显多样化。具象雕塑中，佐藤忠良、柳原义达的作品有特色，一般明显是人像的解体。使人像抽象化而获成功的是丰福知德。

随着艺术团体的恢复，油画家野口弥太郎、海老原喜之助、乌海青儿的活动引人注目。进入50年代，利根山光人等战后派以反正统的面貌出现。50年代后期，抽象主义旋风般席卷日本列岛。具体美术协会的吉原治良、战前派的斋藤义重、长住巴黎的菅井汲，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1960年前后，达达主义形成一股潮流。荒川修作为首的新达达主义派中，工藤哲巴等先后登场。60年代以来，波普艺术、大地艺术、观念艺术此起彼伏。60年代末，出现关根伸夫的被称为物派的新动向。到了70年代，回归纯绘画的现象显而易见。各种现代流派在日本应有尽有。战后的日本画界分为三大派系：以福田平八郎、山口蓬春、高山辰雄为代表的日展；以奥村土牛、小仓游龟为代表的院展；以福田丰四郎、上村松篁、山本丘人为代表的创画展。它们分别以新古典主义、传统装饰主义、现代主义为特征。

60～80年代，日展的东山魁夷、院展的平山郁夫、创画展的加山又造的创作活动深受人们注意，他们被称为“三山”。东山魁夷常在细小的自然景物上寄寓深刻的人生哲理，形成和谐宁静的风格，雅俗共赏。平山郁夫开创了佛教和丝绸之路的题材，气派宏伟。伊东深水师承镝木清方，开拓了现代 画的新天地。丸木位里、丸木俊（赤松俊子）夫妇创作的反战题材绘画，引起人们注意。栋方志功、滨口阳三、池田满寿夫等版画家技法和风格多样，并且能闻名海外，继浮世绘之后，再次为日本版画赢得荣誉。

1946年的第 1回日展成为战后工艺美术复兴的契机。国画会展览也吸收民间艺人参加。1947年，陶艺家富本宪吉等人创立新匠美术工艺会（今日本工艺会），给工艺界带来生气。1950年，日本公布文物保 ，工艺技术成为无形文物。1955年，芜川丰藏、富本宪吉、木村雨山、海野清被评定为重要无形文物保持者。他们创立日本工艺会，开始吸收日展中重视传统的画家举办日本传统工艺展览。另外，山崎觉太郎、楠部弥一、帖佐美行等日展中崇尚创造性的艺术家，1961年创立日本工艺美术家协会。

相对日展方面的动向，以八木一夫的先锋派陶艺集团──走泥社为首，出现许多工艺小集团，还有众多无派别的工艺家在活跃着。他们受现代派的影响，重视造型性或形式感。

设计这一概念在日本流行是1960年以后，今天的设计包括从城市规划到插画制作等广大领域。工艺美术也以手艺设计的名义追求新的质感和机能。在图版设计上，龟仓雄策、原弘等战前派，山城隆一、早川良雄等战中派在战后更加活跃。1951～1970年结成的日本宣传美术会，出现了田中一光、粟津洁、杉浦康平、永井一正、横尾忠则等许多战后派图版设计师，起到重大作用。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宣传广告的需要剧增，可以说开创了战后设计史的新局面，不仅设计师和美术家的交流十分活跃，而且美术家也广泛参加设计活动。为了提高工业设计的质量，1957年通商产业省制定了优秀设计奖章，并向80种产品颁发了这种奖章。1952年成立的日本工业设计师协会和以柳宗理为首的GK工业设计研究所的活动，推动了工业设计的发展。在室内设计上，剑持勇的成就突出。在广告和陈列的设计上，福田繁雄具有幽默特色，在国际上获高度评价。从60年代至今，许多摄影家也参入设计工作，取得一定成就。

战后复兴的书法，从50年代以后越发兴盛。现代的书法，一方面是为了书法展览会的展览艺术，称为书家的书法;一方面又普及到民间包括小学教育上，是民众的书法。在传统的书法之外，还流行先锋派书法。有的人甚至利用书法工具和材料随意描写形象，创造出介于书法和绘画之间、抽象和具象之间的艺术。在书法工具和材料上面也有突破，与毛笔书法（软笔书法）相对的，开始流行使用钢笔、塑料笔等硬质工具的硬笔书法。由此，书法概念的内涵在发展，外延在扩大。著名的书法家有丰道春海、西川宁、金子鸥亭、饭岛春敬、田中冻云、川村骥山、柴田木石。战后的刻字艺术也有新的发展。

日本战后美术与我国有频繁的友好交流，两国美术家及其代表团互访连年不断。日本美术来华展出数以百计，它包括古代和现代，涉及日本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刻字、工艺、设计等领域。著名的个人展览有雪舟画展(1956)、尾形光琳画展(1958)、葛饰北斋画展(1973)、东山魁夷画展(1978)、平山郁夫画展(1979)、富冈铁斋画展(1986)等。

参考书目

常任侠、袁音译，秋山光和：《日本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0。

山根有三監修：《日本美術史》，美術出版社，東京，1977。

河北倫明、高階秀尔：《近代日本繪画史》，中央公論社，東京，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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