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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

[拼音]:Alisituofen

[外文]: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446~公元前385)

古希腊旧喜剧诗人,生于雅典。他交游甚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柏拉图曾在他的哲学对话《会饮篇》中提起阿里斯托芬同苏格拉底讨论爱情的起源问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最初的人被神劈成一男一女,后来由爱情促使他们互相寻找,结合为一。公元前427年,阿里斯托芬上演他的第一个喜剧《宴会者》,得次奖。这剧批判智者派倡导的新教育。公元前426年,他上演《巴比伦人》,嘲笑雅典盟邦的使节过于天真,受了雅典权势人物的欺骗。雅典激进 派领袖克勒翁为此以诽谤城邦的罪名控告他,说他是外邦人,不得享受雅典的公民权。阿里斯托芬有三个儿子,名叫腓力、阿拉罗斯和尼科斯特拉托斯。他的之后两个喜剧,即《科卡洛斯》和《埃奥洛西孔》是替阿拉罗斯写的,他想把这个儿子作为一个喜剧诗人介绍给雅典人。他这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了中期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写了44个喜剧,得过7次奖。流传到今天的旧喜剧,只有阿里斯托芬的11个:《阿哈奈人》(公元前425年,得头奖)、《骑士》(公元前424年,得头奖)、《云》(公元前423年,得第三奖,比赛失败)、《马蜂》(公元前422年,得次奖)、《和平》(公元前421年,得次奖)、《鸟》(公元前414年,得次奖)、《吕西斯忒拉忒》(公元前411年)、《地母节女人》(公元前410年)、《蛙》(公元前405年,得头奖)、《公民大会女人》(公元前392年)、《财神》(公元前388年)。

诗人死后,柏拉图为他写了两行墓志铭:

   美乐女神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

 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反映雅典奴隶主 制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终于导致内战,使雅典农村遭到破坏。阿里斯托芬维护自耕农的利益,坚决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阿哈奈人》中的雅典农民狄凯奥波利斯对战争感到绝望,私下与斯巴达人订立和约,遭到烧木炭的阿哈奈人(歌队)的反对,狄凯奥波利斯在“对驳场”中争辩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互相争夺 ,事情不能全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他说服了烧炭人,然后向对方开放市场。这剧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群众中的报复心理,主张重建和平。诗人在《和平》中号召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前来救出被战神禁闭的和平女神。女神出现后,农民都要回乡种地,倒霉的只有贩卖兵器的商人。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双方女人发动 叛变,迫使男子停战。诗人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波斯人再度入侵的威胁。

阿里斯托芬拥护 制度,希望人民当家作主,不要被人牵着走。战争期间,雅典的 制度逐渐衰落,政治煽动家、特别是克勒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诗人在《骑士》中对克勒翁愚弄人民、拒绝和谈、勒索盟邦、侵吞公款等罪行予以猛烈抨击。当时克勒翁作战胜利归来,气焰甚高,诗人却把他描写为德谟斯(人民)的家奴,他欺骗主人,压迫伙伴。伙伴们找来一个腊肠贩,这人更善于向主人献媚,夺取了管家的职位。腊肠贩得胜后,弃邪归正,使德谟斯返老还童,也就是恢复旧日的 制度和抗击波斯人的爱国精神。这剧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深刻揭露了当时雅典政治的 情况。

喜剧《鸟》中有两个年老的雅典人,他们厌弃城市生活和诉讼风气,升到天空去建立一个“云中鹁鸪国”,切断天与地之间的交通。众神由于忍受不了饥俄,只好向鹁鸪国求和,把统治权移交给鸟类。鸟国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那里生存的唯一条件。这剧的主题表明诗人幻想建立理想的城邦,恢复早已被破坏了的农村自然经济。《鸟》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为题材的旧喜剧,情节复杂,抒情味浓,结构谨严,是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杰出作品。

战争结束以后,雅典由于战败,经济崩溃,贫富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社会上产生乌托邦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女人》中的女人从男人手中夺取 ,实行财产公有。《财神》讽刺使人人富有而不触动私有制的乌托邦思想。

阿里斯托芬对农民、穷人甚至奴隶是深表同情的。诗人在《马蜂》中十分关怀那些靠一点陪审津贴维持生活的穷苦人民,怜惜他们受了政治煽动家的欺骗。奴隶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地母节女人》和《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同主人开玩笑。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出现智者派,他们提倡思想自由,怀疑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传授诡辩术,颠倒是非。《云》中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因为负债甚苦,叫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 口才。孩子学成之后,回到家里,为饮酒诵诗的事同父亲发生口角,并用诡辩方式证明儿子打父亲有理。老人在气愤之下,前去把思想所烧毁了。诗人在剧中批判智者派提倡诡辩技巧,破坏传统道德。在上演25年之后,即公元前399年,这个剧成为苏格拉底被判 的罪证之一。

阿里斯托芬在《阿哈奈人》和《地母节女人》等剧中责备欧里庇得斯贬低悲剧艺术,描写女人的 ,鼓吹无神论思想,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他在《蛙》里比较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艺术,认为他们各有长短,埃斯库罗斯以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教育人民,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缺乏教育意义。《蛙》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批评,又是文学作品,这是难能可贵的。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鸟》和《蛙》对神抱嘲笑态度,这种嘲笑是古希腊戏剧节日所容许的,它并不破坏宗教信仰。实际上阿里斯托芬的宗教观点和他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一样,都是相当保守的。

阿里斯托芬认为喜剧诗人应该有严肃的政治目的。他以主持正义、挽救城邦、教育人民为己任。他的作品斗争性很强。恩格斯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古希腊的旧喜剧是政治讽刺剧,受到权势人物的反对。雅典法律于公元前416年禁止喜剧讽刺个人,从此旧喜剧逐渐转变为“中期喜剧”。中期喜剧很少批评政治,只是讽刺宗教、哲学、文学,评论一般社会问题。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女人》和《财神》已经具有中期喜剧的特点。

阿里斯托芬的人物都是一些类型,缺少个性和内心特征。诗人惯于采用夸张手法以产生戏剧效果,因此他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有一定的距离,但本质上是真实的。

阿里斯托芬的歌队多种多样,由骑士、马蜂、云、鸟等组成,带有明显的寓言色彩。在他早期喜剧中,歌队占据重要地位,它参加剧中的活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他后期喜剧中的歌队则失去了重要地位。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剧中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是现实的。戏剧的结构一般都很简单,有些松散。他常常在剧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剧中人物甚至歌队都环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之后出现欢乐场面,以宴会、婚礼等结束。

阿里斯托芬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开场”往往充满民间滑稽剧的插科打诨。他的“对驳场”点明主题思想,比较严肃。在剧中人物代表诗人说话的时候,严肃与诙谐交织在一起。他的诗采用民间的朴素语言,杂有城市人的优雅词句。至于他的合唱歌则是以优美的抒情风格写成的。

阿里斯托芬在古代很受人称赞。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学者十分推崇他的非凡的智慧、尖锐的讽刺和优美的风格。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从17世纪起,他的喜剧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的剧作家拉辛摹仿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写《爱打官司的人》。英国的小说家斯威夫特也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的影响;菲尔丁曾摹仿古希腊旧喜剧写政治讽刺剧。歌德改编过《鸟》,海涅自称是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

参考书目

雅尔荷:《阿里斯托芬评传》,北京,1958。

K.Lever,The Art of Greek Comedy, Methuen,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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