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清代统治者对道教缺乏信仰和了解，为笼络，政治上也利用道教，但由於当时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秘密会社的关系密切，故对道教严加防范，以防其「蛊惑愚众」。顺治要求正一道「不得惑乱愚民」，对全真道在北京的阐教活动予以支持。康熙认为长生久视於世道无补，求方药是愚蠢的，对正一道首领照例行封赐。
雍正提倡三教各有所长，缺一不可，故对道教的用也给予肯定，优礼天师後嗣及龙虎山道士娄近垣。
从乾隆起，清廷对道教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道教的地位不断下降，组织发展基本停滞，教理教义毫无创新。乾隆将正一道的组织发展限制在龙虎山，禁止到其他地方传道授箓，又将正一真人的品秩由二品降至五品，道光时更下令停止正一真人上京朝觐，正一道与统治者的关系被隔绝。但正一道在民间，其活动还在进行，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还是有的，并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中传播。
清朝对道教的抑制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的角度出发，抑制的程度较为宽松。顺治册封第52代天师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天师，册封全真道龙门派领袖王常月为“国师”。
康熙沿袭了册封张天师的定制，但明令禁止跳神驱鬼等道术活动，给正一道很大的限制和打击。雍正是清朝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他主张利用儒道佛三教为统治服务，对道教的治世作用持肯定态度，宠信龙虎山道士娄近垣，也迷恋仙丹方术。
然而，从乾隆开始，满清皇室对道教的贬抑越来越强。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的宗教，他将正一真人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对道教的活动限制不断加强，嘉庆、道光皇帝对张天师的地位继续贬降。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道教更是江河日下。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原本昌盛的道教。
娄近垣是清朝正一道中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著有《龙虎山志》等，他提倡三教合一，特别融合禅学，主张性命双修，从无心、无住、无为为要点的性入手，继而炼化精气来得道成真。清朝正一道的地位很低，但在民间影响很大，乾隆废除度牒制度后，传播到东北、新疆、台湾等边远地区。
全真道在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北京白云观方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吸引了大批道士到北京求戒，并率南下传教，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建立支派。王常月是“龙门中兴”之祖，他的宗教思想体现《碧苑坛经》、《初真戒说》上，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法门，“戒行精严”是他的修道思想主体，又是他振兴龙门派的主要措施。
全真道在内丹学上成绩斐然，闵一得、刘一明著书立说发展丹道，李西月著有《三车秘旨》、《三丰全书》等，建立了内丹西派；柳华阳继承了明末伍守阳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伍柳派。清朝全真道也走向了世俗化和民间化，兼行斋醮祈禳，谋取香火收入。
战争后，清室加封了一些道教神仙，如吕祖、文昌、关帝、妈祖等，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盛行。各种民间宗教延续明末的热潮，虽然派系繁多、思想复杂，但都与道教思想和组织有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变相的道教，如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八卦教、混元教、天理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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