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odun

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女人。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西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 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 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 ，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 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滋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 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我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 、王统照、叶绍钧、 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 主义小组。同年7月，我国 党成立，他成为我国 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 联络员工作。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 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 斗争。 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 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 左派的上海市d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 上海市d部代表，赴广州出席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 任代理部长的国民 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 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这时，又遭 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我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我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叔记。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 反动派的血腥 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 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 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 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 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我国的将来。”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我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评价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便是这时完成的。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 ）。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员长。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 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我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生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 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我国 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庆。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 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 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任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 惨遭 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 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 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这时， 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 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 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 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同年底，应我国 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我国人民 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我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任和我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我国作家协会）主任。

我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 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 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任。在“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 反革命集团后，在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任、我国作家协会主任。

我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矛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我国 党员，这将是我一生较大荣耀。” 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我国 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见彩图）

茅盾以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和渊博的学识，为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文学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早的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不断地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又以很多精力整理研究我国的古典文学；他不仅是卓越的小说家，同时也以优美的散文和为数众多的杂文，给人以深远的影响。他和鲁迅、郭生等作家在一起，以辛勤的劳动，开拓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新时代，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

茅盾的创作是以小说著称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巨匠。他的小说是以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和细腻入微的艺术刻画而引人入胜的。他以宏大的构思，敏锐的感受，不断地从艺术的总画面中揭示出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命题，并形象地展示出某些本质方面，展现出历史的发展趋势。他的作品映现出 到新 革命的整个历史时代；映现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迫于黑暗的重压，挺而抗争和自觉革命的艺术画面。《霜叶红似二月花》反映的是 到“五四”前夕的社会状貌；《虹》则呈现出“五四”到“五卅”历史进程中的“壮剧”；三部曲《蚀》所概括的是20年代，即大革命到南昌起义前后的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变动。长篇小说《子夜》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提供了30年代初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林家铺子》、《春蚕》等虽属短篇，却也同样深广地揭示了30年代中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和《锻炼》是以不同的画面献给抗战的图谱；《腐蚀》揭露的是抗战后期雾重庆豺狼当道、特务政治的罪行；剧本《清明前后》则以较大的时空跨度描绘出30、40年代到抗战胜利前夕的黑暗社会。综览这些作品，如果可以把艺术对生活的反映，称为一面镜子；那么，在茅盾这面镜子中，时代风云的变幻，人民革命的起落消长，帝国主义侵略的魔影，旧我国的 与黑暗景象，都得到真实生动的反映，构成形象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这些都不是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背景，而是客观的根据，因而总是与人物悲欢浮沉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使茅盾作品由一幅幅气势宏大、色彩强烈的油画所组成，具有异常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既构成了茅盾创作风格的重要特征，也是他对提高现代文学思想艺术水平的突出贡献。

对于典型人物及其命运的探索，始终是茅盾注意的中心。事实上茅盾的创作不但有独特的艺术天地，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物系列，创造了独具生命的艺术典型。首先，构成茅盾所创造的形象王国的是资产阶级的形象体系。它们互相补充着而又血肉关联着，展示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命运的历史。从时代的进程来说，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霜叶红似二月花》），当属于“五四”前夕资产阶级的人物；到了《子夜》中的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周仲伟的形象，则成功地提供了30年代资产阶级群像。 曾指出，在这方面我们“要寻找自1927年至 以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除了《子夜》，依然不能在别的作品中找到”。与此同时，在不断深化的艺术探索中，出现了何耀先（《第一阶级的故事》）、阮仲平(《走上岗位》)、林永清(《清明前后》)、严仲平(《锻炼》)，其中也包括那个苦心经营、精心划算却逃不脱破产倒霉命运的林老板（《林家铺子》）。这些人物的成就和艺术功力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近亲”。就这一形象系列的丰富性、生动性和艺术塑造的完满来说，无疑地，在茅盾的作品中构成了一个现代我国的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一部资产阶级命运的形象的历史。而这，正是理解 革命的重要方面。这是其他作家所不能代替的，是茅盾为现代文学画廊所提供的新东西。其次，形成自己特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静女士（《幻灭》）、孙舞阳（《动摇》）、章秋柳（《追求》）、梅行素（《虹》）、林佩瑶、林佩珊、张素素（《子夜》）、赵惠明（《腐蚀》）、唐文君、黄梦英（《清明前后》）以及严洁修、苏辛佳（《锻炼》）等等，在茅盾的艺术刻刀下都是栩栩如生的。她们的性格，曲折地留下了时代和社会的投影。她们相似而又有区别，有所联系又有所发展。例如，《幻灭》中的静女士，是具有怯弱、游移、多愁性格的人物。她不断地思有所动，却又犹豫不前。理想和现实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幻灭。这对大革命时期某些小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典型意义。梅行素、严洁修、苏辛佳等人物，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女性王国里的人物，但在梅女士身上，作家则强调她那种因时制变的往前直冲的性格力量；至于《锻炼》中聪明、肯干的苏辛佳和机警中糅合着天真气的严洁修，她们的进步行迹，与梅女士就又有所不同了。她们都以自己的声音笑貌，活在时代的风涛中，或者说，作家通过她们生活和爱情的窗口，看到了大世界。作家除了他所擅长的资产阶级人物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人物之外，也写了农民和市民社会，写了洋绅士，也描绘了土财主，凡此种种，说明茅盾生活的根底是厚实的，所以写人物的路子就很宽。

茅盾的创作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早期的思想和创作都留有自然主义的印迹。但是他不断地摒弃所短，扬其所长，从《蚀》到长篇《子夜》的出世，才五、六年的时间，便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子夜》的创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走上了成熟的阶段，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鲁迅以他的小说，开辟了新文学的纪元；茅盾则以《子夜》奠定了长篇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茅盾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传统，把现代文学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自然，也包容着前进中的教训。

茅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注重冷静的客观描写，力求逼真的再现生活。这使他的作品不只具有“史诗”的轮廓，甚至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常常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尽管如此，他并不为自己设下固定的格套，他不断地吸取西方和古代艺术之所长熔铸自己的创作。他尝试过用古典主义的手法结构小说（如《创造》）；也吸收象征、隐喻的手法展示生活；更长于用直接或间接的心理描写，揭示人物的心灵。宏伟而又精巧的布局，精雕细刻而曲折回翔的语言，莫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丰富细密，而不失之繁缛浮丽；清英刚健，而绰约多姿。 　　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建树，是茅盾文学业绩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除了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这20年间以创作为主外，理论批评是贯彻始终的中心任务。他开始文学事业，便致力于扶植创作，倡导新的文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一面对封建文艺、鸳鸯蝴蝶派、“民族主义文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 文艺以及形形 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倾向，进行勇敢的批判，像一个清道夫一样，披荆斩棘，清除各种阻力，开拓文艺发展的健康道路；一面奖掖创作，培育文艺新人。早在他主编《小说月报》的过程中，便借助鲁迅的支持，和 、 、王统照、冰心等作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尔后，在漫长的文学事业中，更以恳切的批评，培育了几代作家的成长。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或帮助。他的《鲁迅论》、《王鲁彦论》、《 论》、《庐隐论》、《冰心论》等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专论；同时根据文艺运动的切实要求写下了为数众多的漫评、综述，精细品味的艺术赏析，乃至放眼文坛的鸟瞰。像《春季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九·一八”后的反战文学》、《〈我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抗战期间我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以及建国后的《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和《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等，都留下了他这方面的光辉业绩。这些评论，虽然并非篇篇珠玉，甚至一些篇章也会受到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它不仅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留下了重要史料，同时对文学发展的概况或某些侧面也具有一定的透视作用。可以说，在《小说月报》改革前，文学批评只是零星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在《小说月报》改革后，通过茅盾等作家的努力，文艺批评则成为经常性的、自觉地解释创作，指导文艺实践的武器。这自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茅盾作为开拓者的劳绩也是不可泯灭的。从2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好几代青年作家正是从他的文学评论中得到鼓励，受到教益，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并且取得出色的成绩。茅盾以辛勤的劳动为我国现代文艺批评奠定了基石。

茅盾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建树是联结在一起的。他以深刻的功力，系统地研究过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种种流派，也精细地考察了先秦以来传统文学的历史，从而提出真、善、美统一的文学主张。他认为较新的不一定就是美的、较好的，美好，应是真实。这就为“五四”文学理论，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茅盾认为，这种文艺唯其是真实的，因此要直面现实，反映人生。他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文学。在表现人生的问题上，他又把艺术上的真和社会功利、德行的善统一起来，把真实性和倾向性统一起来。他以进步的文艺观提出文艺应该为“平民”、为“被损害与被侮辱者”服务的主张；同时这种文艺必须是美的，它诉之于形象，以情动人。他说，“文学是思想一面的东西，这话是不错的。然而文学的构成，却全靠艺术”（《小说新潮栏宣言》）。但是，他不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认为美，应该与真、善和谐统一起来，他坚持为人生为社会利益服务的现实主义原则。茅盾早期的文艺思想虽然带有某些直观的因素，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在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上，仍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而且，他的理论，不是经院式的，而是和文艺实践密切关联的。

茅盾的文艺思想，在革命现实的发展中不断前进。1923年后，便有所转化;1925年《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发表，阐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他的思想的新发展。这些见解，和恽代英、郭生等的革命文学理论在一起，构成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前奏。此后，在革命斗争中，茅盾的思想虽有起伏，有波折，但是愈加明晰地沿着革命道路前进。30年代后，更加自觉地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大道阔步迈进。这时期，他结合艺术实践所写下的文艺论文，都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文献。从40年代初期起，茅盾针对 统治区的具体状况，在许多论著和批评中，反复宣传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我国成立以后，他再一次以主要力量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所写下的文学论著，概括了丰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学经验，并且作出具有理论深度的阐述，对于发展主义文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写于50年代末期的长篇理论著作《夜读偶记》，针对当时国内外广泛展开的关于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大论战而作，以丰富充实的史实和严密精细的论证见长，是茅盾的一部重要论著，也是新我国文坛的一个难得的文论专著。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茅盾文学业绩的又一个方面。1920年在《小说新潮宣言》中便提出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取西洋写实自然的往规，做个榜样，然后着手创造”是“很急切”的事。他自己从1916年起，便开始译书。从此就不曾间断下来。1920、1921年间翻译作品即达80余篇。此后还有《雪人》、《桃园》、《文凭》、《团的儿子》、《复仇的火焰》、《俄罗斯问题》、《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等译作问世。1934年，在“官府的压迫特别凶”和出版商厌恶翻译的情况下，他协助鲁迅创办了《译文》杂志，为读者输送精神食粮。我国成立后仍然主持《译文》(《世界文学》)的工作，发扬老《译文》的优良传统。茅盾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工作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的。他“介绍西洋文学之目的，一半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在翻译工作中，他努力实现信、达、雅的准则。主张翻译要尊重原作的面貌，也要有创造性，要能把原作的风格和神韵传达出来。他以辛勤的劳动，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

茅盾创作的评论和研究工作，早在三部曲《蚀》问世后，便广为展开了。这时的《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创造月刊》、《新月》、《读书月刊》上，都发表过探讨的文章。1931年末，现代书局出版的伏志英编的《茅盾评传》，反映着那时的研究状况和水平。1933年初，上海光华书店又印行了黄人影编的《茅盾论》。此后，随着茅盾的创作影响的扩大，不断有评论和研究的论文。其中鲁迅的关于《子夜》的通信， 的《〈子夜〉和国货年》等，都从不同方面讲出了精辟的见解。1945年，为纪念茅盾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我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和王若飞的《我国文化界的光荣和知识分子的光荣》，较为全面地评述了茅盾的文学和革命的业绩。自然，从历史的发展来说，这些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只是一个轮廓，但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础。

我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茅盾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期，在出版的《我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大学的课堂上，一般都对茅盾的生活与创作，进行专章或专节的探讨与讲解。1954年，上海泥土社印行了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论者所持见解，自然未必完全妥当，但对茅盾的许多名篇，多所论及。1959年的5月和8月，相继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这是茅盾研究工作的重要收获，尤以后一部论证较为全面、翔实。

不过，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的影响的加深，特别是1964年对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后，茅盾的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直到 反革命集团粉碎后，这一研究工作才得以复苏，而进入新的里程。这反映在：

（1）茅盾的研究资料工作，日益引起教学和研究者的重视。1981年茅盾逝世后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悼念和回忆的文章，为茅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关于茅盾的研究论文，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比过去有较大的进展，并出版了一批有见地的研究专著。

参考书目

　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59。

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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