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i tang wudai tiyu

隋唐时期(581～907)，是我国封建经济向上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盛的时期。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封建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在开元天宝年代，出现了体育上的鼎盛局面。除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盛行的各种与体育有关的观赏娱乐性项目（如舞蹈、杂伎、围棋等）外，武艺、各种球戏、角抵及民间体育活动也得到复兴和明显的发展。五代时(907～960)，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体育活动逐渐衰退，但某些项目如击鞠、角抵等，仍然在流行。

隋唐时期推行的府兵制和武则天设置的武举制，推动了武艺的普及和提高。主要用于军事的武艺，向健身、娱乐的“武术运动”演进的趋势也日益明显。隋唐的府兵制规定被检点服役的府兵“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攒手、步射”（《新唐书·兵志》）。在这种“寓兵于民”的政策下，民间 武比较普遍。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新唐书·选举志》）。可见武科考试，极重视武艺和力量，连身材、体格也列为一个条件。这对民间和军中的练武都有推动作用。

隋末大动乱中，民间涌现出一批武勇人物，有的后来成为名将，尉迟敬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和李元吉比武，据《资治通鉴·唐纪四》载:“齐王元吉以善马矟(丈八长枪)自负，闻敬德之能， 请各去刃相与校胜负”，“元吉操矟跃马，志在刺之， 敬德须臾三夺其矟。”这种将枪头取掉比武的方法，和空手夺枪的技巧，都带有武术运动的色彩。又如柴绍 “幼悍， 有武力， 以任侠闻”（《新唐书·柴绍传》）。其弟飞檐走壁，“尝著吉莫靴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指缘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时人号为壁飞”（《朝野佥载》）。唐末，李克用善射，曾于广明元年(880)北入鞑靼，“时与其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

两晋南北朝时期濒于湮没的击鞠、蹴鞠活动，到唐代，不仅恢复，而且有了发展。

亦称“击球”或“打球”，唐初再度流行。如永徽三年(652)，笃好此戏的高宗李治登安福门楼，曾看见宫外“有群胡击鞠”（《资治通鉴·唐纪十五》）。中宗李显“好击鞠，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这表明，当时宫廷、府第中击球成风。唐代皇室墓葬的壁画中， 有的还绘有击球图(图1)。唐代的左右神策军中有专门的击球能手。击球的方法：“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胡三省注）儒生中也有“鞠会”，据《唐摭言》载:乾符四年(877)，新科进士举行“月灯阁打球之会”。时进士刘覃与两军球将校艺。“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眎。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俛而去。”可见儒生中也有能者，甚至超过军队中的高手。长安还有所谓“驴鞠”。郭英乂曾“教女伎乘驴击球”（《新唐书·郭知运传》），表明唐代开始有女子击球活动。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之句。还有一种女子徒步持杖打球的活动， 因与骑马“打球”相区别， 故名“步打”。王建《宫词》有“寒食宫人步打球”句，指的就是这种球戏。

唐代由于充气球的发明和用球门代替“鞠室”，大大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增加了人们踢球的兴趣。唐人徐坚所撰《初学记》说：蹴鞠之球，“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又仲无颇《气球赋》谓:“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清楚地表明我国远在1200年前就采用了和近代足球相似的设备和方法。《气球赋》中还记述了“交争竞逐，驰突喧阗”的激烈场面；而“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两句，则是“远球”和踢到半空的情景。唐代女子蹴鞠不用球门，谓之“白打”。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句，即指宫女们的踢球。“步打”与“白打”都是唐代创始的球戏。

唐代还创造了一种“十五柱球戏”。其法为置瓶状木柱于地，十柱上硃书“仁、义、礼、智 、信……”五柱上墨书“傲、慢、吝、贪、滥”等字。参加者抛滚木球以击柱，中硃书者为胜，中墨书者为负，并有赏罚。与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地滚球极相似。

隋唐时“角抵”一词，主要指摔跤而言，又称“相扑”或“角力”。《续文献通考·乐考》谓：“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既毕， 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 说明这一项目深受欢迎，常在“群戏”之后演出，列为“压轴戏”。据《续高僧传》载，隋初时，僧人法通曾奉文帝杨坚之命与西番人大壮作相扑赛。由于胜负与我国的威望有关，所以较高统治者甚为关注。

角抵是唐代宫廷娱乐的主要项目之一，如穆宗李恒常到神策军观角抵，“日昃而罢”；“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旧唐书·穆宗本纪》）。敬宗李湛“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旧唐书·敬宗本纪》）。当时的左右两军中均有专门从事角抵的力士，据《角力记》载：“蒙万赢于咸通(860～873)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相扑朋”就是摔跤队。蒙万赢作为角抵力士，“累累供奉”于懿宗、僖宗、昭宗三朝，从事这一专业达数十年之久，因在竞赛中屡次获胜，“万赢呼号自此起”。唐亡后，万赢离开长安，仍积极传授角抵技艺，“五陵年少，幽燕任侠，相从诣教者数百”。可算是唐末、五代初的职业摔跤家。

五代时，角抵仍然风行，并有以角抵赌得大官者。《旧五代史·李存贤传》载:"存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庄宗（李存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博，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

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的摔跤活动也比较普及。据《酉阳杂俎》续集载：“荆州百姓郝惟谅，……武宗会昌二年(842)，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又《角力记》载：“五陵、 鄱阳、 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为乐。” “相”即“角抵”的方言。

隋代的百戏盛况空前。炀帝时，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演出。据《隋书·音乐志》载：大业六年(610)，“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百戏之盛，振古无比”，百戏里面有很多杂伎项目。这一时期的杂伎，除宫廷经常演出外，市井乡里亦随处可见，就其形式和技巧而论，可分为以下几类。

以舞龙、舞狮等为常见。隋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长鼻。”说的就是化装成各种兽形的杂伎戏。白居易《西凉伎》诗中有“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句，可以看出它同近世杂技和民间体育活动中的舞狮大致相同。

以履绳、缘竿等为主。刘言史的《观绳伎》一诗说：“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屐背行仍应节；两边圆剑渐相迎，侧身交步何轻盈。”描述了当时绳戏的高超技艺。缘竿之戏形式多样，也最为盛行。《朝野佥载》记载：“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杜阳杂编》载：“石火胡本幽州人也，絜养女五人，才 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又《独异志》载：“德宗朝(780～805)，有戴竿三原女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上引各例说明当时缘竿技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并有音乐伴奏。《安禄山事迹》卷下载:“或一人肩符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长百余尺。至于竿杪人，腾掷如猿狖飞鸟之势，竞为奇绝，累日不惮，观者汗流目眩。”这是古代竿上戴人最多的记录。

以力气为主，间以技巧。如《隋书·音乐志》谓:“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

以弄丸、跳剑为主。《唐会要》卷33所记之“跳铃”、“掷剑”也是这类项目。贞观间(627～649)，每当赏赐群臣及四夷来使时，均有“跳丸”、“弄剑”等节目的演出。

以筋斗、倒立等为主。《新唐书·礼乐志》载：睿宗时(710～712)“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曲终而不伤”，即为此类节目。这也是中印文化体育交流项目之一。

以上各类杂伎项目，大多传自汉代，其中许多内容和动作，仍保留在近代体操技巧运动和民间体育活动中。

隋唐乐舞，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有“太常寺”、“教坊”专司其事，是我国古代乐舞的极盛时期。丰富多彩的舞蹈，大抵可分为“健舞”和“软舞”。此外尚有花舞、字舞、马舞等。

大型舞蹈的创作，首推《破阵乐》，是唐太宗李世民令人编制的，后更名为《七德舞》。据《资治通鉴·唐纪十》注谓：“一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显然是一种包括阵法变化和兵器演练的武舞。还有《九功舞》、《上元舞》，属有名的三大舞。

武则天时，又创编了 140人的《圣寿乐》，“舞之行列必成字， 十六变而毕”(《旧唐书·音乐志》)。这是类似近代团体操的组字舞。王建《宫词》有“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之句。

小型舞蹈也有软舞、健舞之分。据崔令钦《教坊记》和段安节《乐府杂录》， 软舞有“凉州”、“绿腰”、“苏合香”等; 健舞有“阿辽”、“柘枝”、“剑器”、“胡旋”等。健舞与体育活动的关系尤为密切。如“剑器”舞，既是舞蹈又是剑术表演。杜甫《观公孙大娘徒弟舞剑器行》描绘了剑光闪耀，舞姿雄健的生动形象。又如“胡旋舞”， 是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舞蹈。 白居易《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这些舞蹈均流行于民间。

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唐代围棋又形成了新的 。所用棋枰已达纵横各19道。通用术语已达30余字，如“立、 行、飞、尖、粘、干、绰、约……”等（徐铉《围棋义例》），各字之下，并有注语。可见棋艺和弈理都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围棋仍盛行于文人学士之中，民间亦有高手。据《云仙杂记》记载：翰林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说明在路上也能遇见会弈棋的平民百姓。唐代帝王多喜爱围棋，并设有“棋待诏”陪他们下棋，或使两人对弈以供其赏鉴。唐玄宗李隆基甚至避难奔蜀时，也有围棋国手王积薪随行。张籍《 宫棋》诗云：“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也说明唐代女人弈棋之爱好(图2)。大中二年(848)，在长安举行了一次中日围棋手比赛，当时有日本国王子来唐，“王子善围棋，上（宣宗）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杜阳杂编》）。顾师言为当时第一国手。

隋唐帝王多热衷于养生术，尤以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为突出。如潘师正、孙思邈、司马承祯、张杲等，均曾 入宫，宣讲养生之道。《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养生术的著述甚多。《隋书》和《新唐书》的“百官志”中载有“ 博士”的设置；《唐六典》中还载有 工、 生，说明这一时期对 术的作用相当重视。隋唐养生术与两晋南北朝一脉相承，但在实用方面有明显的进步。例如孙思邈养生术的中心思想，是身心并重。他主张根据自然界的变化而调理日常生活，尤其注意精神思想方面的舒畅和宁静。在养生方法上，他很讲究行气与导引。

此一时期（以唐代为主），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体育方面也呈现全面兴盛的局面，各类体育活动多有发展和创新。民间体育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而女子体育娱乐活动的开展是隋唐时期一大特色。除杂伎、舞蹈与前代相同多为女人演出外，各种球戏、射箭、围棋等也有女人参加。此外，我国与外国的体育活动交流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见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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