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fuguo sixiang

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使封建制国家富强的理论和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农业所生产的耕织产品是最为重要的财富，因此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重视土地的开辟和农业劳动力的利用，并由封建国家集中掌握所生产的大量财富。这一种经济思想直接涉及农业以外的工商业发展问题和生产者保有多少生产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儒家和法家在论点上和在政策措施上都是有分歧的。

我国古代的富国思想，是在战国中后期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这种思想已经出现。孔丘曾提出“足食足兵”的主张，有若（公元前518～？）曾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论点（《论语·颜渊》）。稍后，墨翟也说，“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战国中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已经掌握了 ，富国强兵、统一我国的历史任务被提了出来，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力求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完成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商鞅在秦国变法，实行农战政策，成为法家富国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以后韩非继之，影响很大。约略同时或稍后，齐法家《管子》作者阐发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的政纲，亦有“务本”和富国论述，与商鞅之说有相同处，但其中包涵儒家学说，是其不同处。随后，荀况以儒家学说为本，兼采商鞅之说，写成专著《富国》篇，把富国思想理论化，成为以后我国长期封建社会政治家经世的重要指导思想。

他们的富国论，概括地说，就是“重本抑末”，“强国弱民”。他们认为“富”，主要是指人们生活必需的粮食和布帛，这些产品是农业所生产的，因此农业是“本”业，必须专力发展农业。《商君书》中提到，“民不逃粟，……则国富”（《去强》），“事本不可不抟”（《壹言》），韩非说，“富国以农”（《韩非子·五蠹》），都是说富国必须重本，即重视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技艺之士”是生产无用产品的人，商贾是不生产者，二者都是“末”业，是消耗财富的人，韩非说这些人是社会的蠹虫。为了减少财富的消耗，为了免使农业劳动力流入工商业，他们主张“事本而禁末”（《商君书·壹言》）。在“富国以农”的理论指导下，他们对于农业生产的两大因素土地和劳动力的利用，极为重视。《商君书》对于地广人稀和地狭民稠两种情况都提出了政策措施。《算地》篇说：“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也就是说，地少人多，要尽力开发土地；地多人少，要招徕外地劳动力。至于怎样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从事生产而又保证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商、韩根据人民求利之心，主张采取刑赏手段，对贫者以刑罚相威胁，使之不得不从事于农业生产，对富者则以爵赏办法使之献出大量粮食，此即“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说民》）的“民弱国强”（《弱民》）的政策。所谓“民弱国强”，就是使直接生产者不能保有多量的财富，要把生活所需以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这是商、韩法家富国论的一大特点。

《管子》论述富国问题的篇文不只一篇，各篇写成时期有先后，作者非一人，有些提法也不尽一致。但其主旨是清楚的。首先，富国必须务本和多粟，在这一点上是与商、韩相同的。但是关于“末”的问题，《管子》有自己的看法，提出“务本饬末则富”（《幼官》）。“饬末”显然与“禁末”是有区别的。而对于“末”、“末产”，《管子》都是指“刻镂”、“文章”的工事而言的。所以篇文一再主张"禁文巧"（《牧民》），认为“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立政》）。至于制造器械的百工，《管子》是非常重视的。《七法》篇说，“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在这一点上，商、韩虽未明言，恐亦如此主张。不可能想象为准备对外战争而提出的富国论，可以缺少百工发挥制器的作用。对“末”的不同含义，还表现在《管子》对商贾的看法，通观《管子》全书，除《轻重》各篇主张用货币、价格政策打击富商大贾活动而外，并不歧视商贾活动。不但不歧视，并且还把商贾与士、农、工同列为四民。即使在被认为集中论述富国问题的《治国》篇，虽然提出“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但同时也指出“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所以《管子》所说的“末作”、“末产”，不包括一般商贾的贩运懋迁活动。这一点与其他篇文提出市场交换的重要性，说“无市 乏”（《乘马》）等，也是一致的。《管子》对工商业的这一观点，与齐国有“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的传统很有关系。《管子》富国论另一不同于商、韩之处的是，在重视重刑赏的法治外，还注重德治。《五辅》篇认为“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 、“宽其政”、“匡其急”、“赈其穷” 的“六兴”，是“民之所欲”，“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这事实上是一种富民思想。《管子》这一思想，是齐法家思想的特点之一。

荀况著有《富国》篇，这是他以儒学为本，吸收和总结了各家富国思想的著作。在荀况以前，儒家已有不少关于富国问题的论述。孔门有若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孔丘、孟轲关于薄税敛主张，都是重要论点，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富国这一口号。荀况吸收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商鞅的富国思想，接受了管仲“相地而衰征”（《荀子·王制》）的主张，可能也吸收了《管子》的富国思想。荀况总结了这些论述，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这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是有其特殊地位的一篇著作。荀况也是“重本”论者，他说“务本事，积财物”，“则国家案自富矣”（《王制》）。他也有过“务本禁末”言论。但是他的“禁末”论的本意，是指“工商众则国贫”（《富国》）。他肯定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为了辨贵贱，雕琢刻镂黼黻文章都是必要的，更不用说通流粟米了，他所强调的是工商业者之数不能太多。他的富国论的较为完整的论述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是他的重本论；“省商贾之数”则是他的“禁末”论。在他的重本论中，他着重地提出“田税什一”、“轻田野之税”、“相地而衰征”等，明确地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他说:“故王者富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要“上下俱富”（《王制》、《富国》）。他的富国思想，显然不同于商、韩，而与《管子》相近，但在理论上更自成体系，是以儒学为本的富国论。

汉代以后的富国思想基本上是承袭荀况的论述而随着时代的需要加以某些增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等实行盐、铁、酒等官营工商业，筹集大量财政收入，以“富国非一道”（《盐铁论·力耕》），“开本末之途”（《本议》）之说，与儒生提出的“崇本退末”、反对“与民争利”（《本议》）之说相争辩。儒生所说固然有些是搬用旧的教义；但桑弘羊之说，是在于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为封建官营工商业辩护，并非旨在发展工商业。以后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其中有旧说，但亦有新义。李觏亦是重本论者，他主张尽地力，垦田地，也主张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富国策第二》）。他所谓的“末”是“竞争机巧”之工与“竞通珍异”之商，类似《管子》所说的“末产”，而所谓“游民”，则指四民之外的释老和过多的吏胥等，他主张使这些人复归于农。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因袭前人之说。但李觏的富国论提出了“一切通商”之说。他主张盐由官卖改为“鬻与商人”，茶亦“官勿卖买，听其自为”。他说，于是“有息焉，有税焉”，“利国便人，莫善于此”（《富国策第九、第十》）。李觏此说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具有突破传统的富国论的意义。

王安石的“新法”，从经济思想方面来说，是在于通过各种理财措施，讲求富国之术，以解决当时宋王朝国用亏空问题。他的理财和富国思想的特点，是兼采荀况和桑弘羊的论述，从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措施。他认为生产是根本的，理财要以社会生产为基础。他说，“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要做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王安石也很重视采取“开阖敛散之法”，即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政策方面，采取官营特种商品和官贷谷贷钱取息等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可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之效，同时可免使富商大贾擅轻重敛散之权。可贵的是，王安石认识到从流通中增加财政收入，是社会财富的转移，而不是天地间新生产的财富。

到了17世纪清代初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思潮的兴起，唐甄提出了以富民为主的富国论。他认为“立国之道无他，唯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为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唐甄主张以养民为施政目标，反对封建扰民政策。他说，“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富民》）。可知唐甄的富国思想，是对《管子》的“富民为先”、荀况的“上下俱富”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的新的发展，具有反映时代要求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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