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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和诸葛亮的差距,姜维比诸葛亮差在哪里

《三国演义》里,姜维可以称得上后三国时代最耀眼的人杰之一。在罗贯中的艺术塑造下,姜维武艺高强,智谋超群,加上过人的胆略,以至于其“九伐中原”的精彩程度完全不输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可以说这是小说家笔下极高的赞赏。

然而正史里却不是这么回事。陈寿写《三国志》替姜维立传,对他的评价并不友好: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短短一句话,直接将姜维坚持一生的北伐断言为“追名逐利”、“穷兵黩武”,其言辞之犀利,可谓毫不留情。而与此同时,作为姜维的前任——诸葛亮五伐中原获得的评价却是“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被委婉地称为“有风度”的失败。相比之下,二人高低立见。结果如此,必是原因所致。那么,如果我们以后世人的视角来审视姜维的北伐,他究竟比诸葛亮差在了哪里?

尴尬的内政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公元261年,东吴大臣薛珝因购买战马一事奉命出使蜀汉。归来后,吴主孙休问及当今蜀汉国情,他回答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

大意是:主上暗弱而不知道臣子的过错,臣子也苟且着得过且过,朝堂上没有一句正直的谏言,田野间却满是饥饿的农民。这句来自盟国使臣的答话,因其具备的客观真实性,历来被当作蜀汉后主刘禅主政时期昏庸无能的证据之一。但其实从北伐角度看,这也恰恰暴露出了姜维北伐的第一个问题——内部混乱。这种混乱首先体现在朝政上。在诸葛亮时代,蜀汉的朝政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高效廉明。由于刘备去世前赋予了诸葛亮“君可自取”的政治遗嘱和诸葛亮本人多年来早已积累下的权威,受托孤之命后,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势可谓说一不二。

而他利用这份优势,快速建立了蜀汉最初的朝局:以蒋琬、董允、郭攸之、费祎等为主的优质官员在成都理政,将军向宠等掌管中央禁军,尚书令李严率军把守江州防范东吴,自己则率主力屯田汉中,伺机北伐。这种分工明确、军政结合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蜀汉朝政的高效率运作,故而十分有利于诸葛亮的对外战争。

而到了姜维时期,这种“高效廉明”的朝政格局很快被破坏,其原因在于刘禅亲政。在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以及“嫉恶如仇”的一代贤相董允接连去世后,刘禅之前被约束的昏庸无道很快便显露了出来。他亲自掌政后,不但肆意重用黄皓、陈袛等无能小人,又仅凭诸葛亮的名声连续提拔才能并不出彩的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此外更是随意任用朝堂之上的阿谀奉承之辈……

这种由皇帝带头的做派,引发了朝堂上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甚至互相打压的局面,后果便是直接导致了朝政的混乱不堪,继而严重影响到姜维出兵北伐的后方安稳——甚至到之后姜维本人还不得不远离成都前往沓中屯田避祸。

与此同时,朝政的混乱不堪,又自上及下地影响了蜀汉的民生基础。民生基础是发动北伐征集兵员、粮饷、器械的直接来源。在诸葛亮时代,由于蜀汉朝政的高效廉明,各地的官员严格执行朝廷的诏令,“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大多数时候,诸葛亮通过促进蜀地农业、水利、丝织业等发展,使整个蜀汉的民生基础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以保证北伐战争具备良好的兵员补充、粮饷供给。

然而进入到姜维时期,情况再一次类似。由于皇帝昏庸,朝政昏暗,各地官员大多换成了压榨百姓的无能之辈。在他们的治理下,整个蜀地成了“经其野民有菜色”,人口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民生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这些,自然而然影响到了姜维北伐时筹措兵员、粮饷、器械等,军队的战斗力变得大不如前。因此,在后方不稳以及军队素质下降的情况下,姜维发动的北伐往往虎头蛇尾,甚至会出现大败而归的时候,相比诸葛亮时众志成城、兵精粮足的北伐,便已然输了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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