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yu wenzixue

[外文]：Chinese graphology

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一个字可能就是一个有完整意义的单音词，也可能是一个复音词中的一个构词的词素。词素或称为语素。

汉字远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开始是用绘画来表示语义，后来由图画发展为象形字。以后，又以简单的象形字为基础向表意和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方向发展，而以一半表音一半表意的形式为主。但始终没有走上纯粹用拼音符号来记录语音的道路，从古到今汉字一直守着方块的形式没有变，在世界文字中有自己的特点。对汉字进行研究，是了解汉语的重要阶梯。

文字学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 古人称之为“小学”。“小学”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班固(公元32～92)的《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根据西汉末刘歆（？～公元23）的《七略》，把小孩识字用的字书和解释字义的书附在经学《 六艺略 》之后，统称之为 “小学”。后代也就以此来称语言文字之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小学类又把语言文字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 三者各有所侧重。训诂之属侧重解释字义；字书之属侧重辨别字形，兼及音义；韵书之属侧重辨别字音，兼释字义。前人也曾称小学为字学，到近代才称为文字学。

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前人所说的小学的内容，应当照顾到形、音、义三方面。因为三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能全然脱离音义孤立地去研究文字。不过，由于近代音韵学和训诂学都各自独立为一门学科，所以有人主张文字学就以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为主。主要研究文字的结构，形体的变迁，文字的发展，字形的规范化和简化以及文字改革等问题，自成一个系统。然而自从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来，大家对于汉字早期的面貌，形体的结构和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同时西周以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又大量出土，更加强了学者对古文字研究的兴趣；因而古文字学在文字学的领域中蔚为大国，成为专门之学。如果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形体进行研究，就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1）先秦古文字研究；

（2）秦汉篆隶文字研究；

（3）魏晋以后的行书、楷书研究；

（4）六朝唐宋以来的俗字、简体字研究；

（5）近代方言字的研究。这里单就先秦古文字来说，又可按不同的资料分为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品类繁多，各成项目。学者除了做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辨认的工作以外，还要进一步探讨文字发展史上的理论问题和当前使用汉字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如汉字发展的规律，汉字与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汉字的教学法和正字法等等都需要探讨。最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历史上汉字怎样表现汉语，为记录汉语服务的；一个是现在怎样使汉字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上和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的文字学已有长久的发展历史。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学童识字的字书。班固《汉字·艺文志》小学类载《史籀》15篇，他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早已亡佚，许慎《说文解字》还保存了200多字，字形繁复，跟春秋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很接近，据王国维推测，《史籀篇》应是秦国早期教学童的识字书。籀文就是战国时秦国使用的文字。籀文也称为大篆。

后来，秦始皇兼并天下，实行统一文字，李斯等又改《史籀》大篆为小篆，字形既求其整齐方正，笔画又要求简化，偏旁写法也要求一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文字整理工作，对后代汉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李斯又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些书都是教学童的字书，对推行小篆，统一文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汉代初年把三部书合在一起，总称为《仓颉篇》。这种书本为学童识字而设，所以编为韵语，以便记诵。《仓颉篇》是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汉书·艺文志》说：“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所谓正读，就是能认识是什么字，能知道它的音义。《仓颉篇》本用小篆书写，汉代隶书盛行，也就用隶书来写了，所以传 不绝。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凡将篇》是七言韵语，据说没有重复的字，《急就篇》则有三言、四言、七言，而以七言为主。三言、四言隔句一韵，七言每句押韵。到平帝时扬雄又作《训纂篇》，去《仓颉篇》中的重复字，凡89章，5340字。这些书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汉代通行字书的样式。《仓颉篇》既多古字，到东汉光武帝时杜林作《仓颉故》，以解释其中的字义，这是字书有注解之始。《汉书·杜邺传》说：“世言小学者由杜公”，等于说文字之学创始于杜林。

汉代通行使用的文字是隶书，对文字有研究的是一些古文经家。“古文经”是六国晚期的写本古书，如《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古文论语》等都是用六国时期的古文字写的，跟篆书不同。古文经家在朝廷秘阁校书，他们能看到许多古书，他们从篆书和古文、籀文中分析出造字的条例，创为六书说、六书的名称曾见于《周礼·保氏》。 所称的六书细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大都本于刘歆《七略》，所以很明显，六书说是古文经家创造出来的。这种造字条例的分析成为早期文字学理论的一部分。到汉和帝时，侍中贾逵的徒弟许慎根据六书进一步分析篆书的形体结构，建立研究文字体系的方法，作《说文解字》14篇，按照偏旁分为540部，始“一”终“亥”，凡同从一个偏旁的都列在一起，同条共贯，杂而不越；每个字的解说都兼顾到形音义三方面，这是极大的特点。全书以小篆为主，兼收古文、籀文，共收字9353字，重文1163字，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最有创造性的字典，在我国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字典。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和古音古义，对研究文字的功用极大。我国文字学在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后代许多字书都仿照《说文解字》的体例，按部首编排文字，这种方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见《说文解字》）。

汉代篆书不通行，通行的是隶书和草书。《说文》的正文是篆书，在社会上不易通行，所以晋代任城人吕忱作《字林》7卷，用隶书书写，全书沿袭《说文》的编排方法，仍分为540部，而收字有12824字，比《说文》多3471字。在唐代《字林》跟《说文》同为士林所重，但到宋代以后反而亡逸，清人任大椿始有辑本。南朝梁代，吴郡人顾野王又编纂一部《玉篇》，共分30卷，仍沿袭《说文》的编法，分为524部，但是部次有变动。书中每字下详举字义，并引证经传文句和注解，这是前所未有的。字有异体，则分列在两部或数部，也跟《说文》列于一字之下不同。全书收字达16917字，又比《字林》多4000多字，这正反映文字在随着语言不断发展。这部书在唐代跟《说文》一样流行，一直流传至今。不过，今本《玉篇》是唐代孙强的增字本，注文已大加删节，宋代重修，名为《大广益会玉篇》，跟顾野王原书的面目全不一样了(见《玉篇》)。

魏晋南北朝的文字学主要表现在编纂字书上。一是多收罗古今异体，二是多列举训释例证，原原本本，信而有徵。这两方面对后世字书的编纂都有很大的影响。如宋代的《类篇》，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下至清代的《康熙字典》，都合于《玉篇》的格局，广采众书编纂而成。其次，魏晋时代有关文字的杂书也不少，如魏张揖的《古今字诂》、《杂字》、《埤苍》，晋王义的《小学篇》，晋葛洪的《要用字苑》，宋何承天的《纂文》，齐王劭的《俗语难字》，梁阮孝绪的《文字集略》等都见于前代史志，唐人书中引到的很多，他们对文字跟语言的实际配合以及俗语、今义之类都极为重视，这是一大特点，可惜这些书今已亡佚无存。在魏晋时代“仓雅之学”盛行，“仓”即《仓颉篇》，“雅”即《尔雅》。《尔雅》 是秦汉间小学家所编的解释词义的书。张揖、郭璞学识都极为渊博。郭璞尤精于训诂，著述亦多。

南北朝时期解散隶体，行书、草书、楷书盛行，字的写法日趋于混乱。如“惡” 写为“”，“鼓”写为“皷”，“席”写为“廗”之类，都是一些别字讹体，所以到隋唐时代开始刊正文字。隋代曹宪曾著《文字指归》4卷。到唐代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作《字样》1卷，以刊订经籍文字。其基本精神是折衷于篆隶正俗之间，取其适中，以为楷法。后来他的侄孙颜元孙又作《干禄字书》，分字为正、通、俗三体，提倡高文典策应当用正体。其后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一书，以隶书居首，而以篆文附下，以确定楷体的写法。到唐代宗大历中张参又作《五 字》一书，根据《说文》、《字林》、《经典释文》等书审定字体;文宗开成二年(837)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经字样》，补充《五 字》所不备;由此楷书有了一定的规范。这是文字学史上在整齐文字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唐代本是韵书盛行的时期，虽然也有人编制了很大的字书，如武则天的《字海》就有100卷之多，但是没有传布。反之，在社会上却有不少记载日常用语的书，如敦煌古书中的《时用要字》、《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自成一类，很切合实用。

《说文》在唐代虽为应 “书学” 考试的人所必学，可是因为有《玉篇》、《切韵》可以检字，就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说文》的价值去从事整理工作。大历中李阳冰精于篆书，曾刊定《说文》，但多荒谬无稽之说，徒知篆法，不足以言学。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才精究许书，而徐锴尤为精通。徐铉入宋后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使《说文》流传至今。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这是《说文》最早的注本。徐锴认为“文字之义，无出说文”，所以把许书比之于经，而称自己的解释为传。《系传》的主要工作是疏证许说，引书以证古义，并且从文字的谐声偏旁和字音上推寻语义的本源，创见很多。在文字方面特别说明古书中字有假借，由于时移世易，字又有古今之异。辨析精审，在文字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徐锴又有《说文解字韵谱》10卷，把《说文》的字按韵书的韵部来排，颇便于检索。

五代末和宋代初年好古之士注意搜集古文奇字， 编纂成书， 如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都是。他们所根据的材料主要出自书本和一部分的石刻。可是后来商周钟鼎彝器出土日渐增多，有些学者如刘敞、杨南仲、欧阳修等开始从事古器物的著录和研究。一方面摹绘器形，一方面试着认识铭文。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蓝田吕大临作《考古图》，并作了释文，这是属于古文字学的第一本书。他虽然只认识了几百字，但是为古文字学的建立开创了道路。后来类似《考古图》的书有王楚的《宣和 图》。专录铭文的有南宋绍兴年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专门集录文字的有王楚的《钟鼎篆韵》。后来薛尚功又作《广钟鼎篆韵》，集录的文字稍稍加多。这是研究钟鼎文字的先驱。

宋代不单是对钟鼎彝器文字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对石刻文字也很注意。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都有关于石刻的记载。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适作《隶释》一书，凡26卷，收碑碣258通，专门研究汉碑的隶书，考证了不少文字的假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材料，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六书自东 提出以后，应用六书来研究文字构造的不多。宋代王安石作《字说》，过分强调形声字的声旁有义，把形声字都解释为会意字，六书就缺其一。南宋时郑樵创新，不用《说文》系统，专用六书作文字形体的分析，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立330母为形之主，870子为声之主，合为1200文，成无穷之字。他把《说文》的540部归并为330部，开后人归并部首之先河。他的学说保存在《通志·六书略》里。宋末元初戴侗作《六书故》，则不用《说文》部目，而另分为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 ，八曰杂，九曰疑。分为33卷。文字以钟鼎文为主，注用隶书，以六书说明字义，颇有创见，可惜不为人所重视。元世祖时杨桓又作《六书统》20卷，用六书来统摄文字，先列古文大篆，次列钟鼎文字，再列小篆，他想利用古文字来推寻造字本意，但为六书所囿，类例庞杂，反不足取。

自许慎作《说文解字》创以形旁编排文字的方法以后，《字林》、《玉篇》和宋代的《类篇》都仿效《说文》而作，惟《玉篇》稍变许慎部次，而把字义相近的序列在一起，《类篇》则一如《说文》原来的部序不改。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05)，梅膺祚作《字汇》12卷，另外创制新的排列法，颇有革新精神。他按照楷书笔画多少排列部目，自1画至17画列为214部，而一部之内的字也按笔画多少排列次第，这是很便于检查的一种新方法。因为从篆书变为隶书，部首之间已经很难据形系联，为便于查检，势不得不以笔画多寡为序。所以后来的字书如崇祯末年张自烈、廖文英所编的《正字通》，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康熙字典》都沿袭承用。至今还是编排检字常用的方法。《字汇》收字以见于《洪武正韵》的为主，兼采经史中常见的字，怪僻的字一律不收。注释比较简要，在明代极为流行。《正字通》就是根据《字汇》而作的，全书也分为214部。不过收字多于《字汇》，注解也增繁，并援引前代书籍为证，兼及一般俗语意义， 虽稍嫌芜乱， 然比宋代的《类篇》切于实用。清代的《康熙字典》也就是以《正字通》为蓝本修辑而成。收字加多，例证更加充实，惟成于众手，不无错误。道光年间王引之奉命作《字典考证》12卷，刊正其误。

我国文字学到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跟考证经史、推重汉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通五经就不能不通小学，而小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说文》，所以《说文》之学在清代最为盛行，以说文学名家的很多。段玉裁有《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30卷，桂馥有《说文义证》50卷，王筠有《说文释例》20卷和《说文句读》30卷，钱坫(1744～1806)有《说文斠诠》14卷，朱骏声有《说文通训定声》18卷。其他有关《说文》的论述极多，不胜枚举。

他们对《说文》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校勘许书。《说文》经过历代传写到宋代刻板，讹夺已多，明代毛晋、毛扆用宋本开雕，又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段玉裁首先根据不同的宋刻本和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以及其他古籍校订汲古阁本的讹误。段氏以后又有几家刊正《说文》，进一步改正宋以后传本的疏失。

（2）解释许书的体例。为读通《说文》，首先要了解《说文》的体例。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最先指出《说文》中有注文连篆文读例。如“参”字下注文是“商星也”，应读为“参商星也”。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更随注阐发许书通例，王筠极为推重。王氏又作《说文释例》一书，多所发明。后来又有人对《说文》中的“一曰”、“读若”、“引经”等等作考证。

（3）疏证许书的训解。《说文》中保存了很多的古字古义。在清代最先注解《说文》的是段玉裁。他引证经传子史来解释许说，并且从形体和声音两方面说明字义，最有创见。同时注《说文》的还有桂馥、钱坫。桂馥的《说文义证》搜集的古书训解最为完备，对研究许书的训解很有帮助。后来王筠又参照段、桂两家书作《说文句读》，简当易读。

（4）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文字在使用上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古有今。段玉裁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 (《广雅疏证序》)许慎书中有些是古字跟后代通用的字形不同。清人研究《说文》，根据许书的训释而说明古某字与今某字相当，以见文字的孳乳和演变。古人写字，有时同音或音近假借，古书所以难读，往往由于文字有假借。清代研究《说文》的人，如段玉裁、王念孙、桂馥、朱骏声对古书的假借字都有所发现，解释了不少经传中文字训诂的问题。

（5）根据《说文》的谐声字研究古音。古音的研究自宋代就已经开始。郑庠有《古音辨》，吴棫有《韵补》。到明代陈第又作《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主要都是根据《诗经》和《楚辞》等韵文考察古韵。到清代又开始注意到文字的谐声。段玉裁据《诗经》押韵分古韵为17部，又按照《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把声旁按17部列为谐声表，以与《诗经》押韵情况相印证，在考证古音方面创出另一种方法，识见超卓，引起很多学者重视。后来就出现不少《说文谐声谱》之类的著作。影响所及，也就有人利用文字的谐声系统研究古声母的类别了。

（6）根据《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以求义。形声字的声符相同的字，其意义有时相近或相通。在清人的小学著作中，段玉裁阐发的最清楚。他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广雅疏证序》)又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解字注》示部禛字注）他在《说文注》里举出很多谐声字声中见义的例子。如凡“于”声字多训大，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凡“巠” 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 ，如此之类很多。这样把形音义贯串在一起来研究，执简驭繁，掌握规律，使知识条理化，成为新的语言文字之学，这是前所未有的。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霭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间，吴大澂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100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 (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澂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古籀餘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虚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生、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生、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叙述，我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按照时代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时期：

（1）秦汉时期。秦代到西汉以编纂学童的识字书为主。东汉时期古文经家注意研究相传的篆文、古文、籀文，分析造字的原则，创六书说，开始建立文字学。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以篆文为主，兼采古文、籀文，创按形体偏旁编排文字的方法，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成为我国第一部字典，影响极大。

（2）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文字逐渐增多，一字往往有异体，而且有不少增益偏旁的字，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注解详细的字书，同时也出现了按韵编排文字的韵书。还有解释古今字和俗语、俗字的书。这个时期是编纂字书的时期。自东晋以后，也是音义书盛行的时期。

（3）隋唐时期。这个时期为了确定楷书的规范，减少南北朝时期的别字讹体，因而有《字样》之学，目的是确定楷法，使楷书趋于定型。在这个时期内虽然韵书盛行，但是在文字形体方面仍尽量要求纯正，对正体、俗体分别很清，这个时期内，除刊正文字的书籍以外，还有很多属于《时用要字》一类的书和编纂日常口语词汇的书，这类书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唐代篆学衰微，注意篆法的只有李阳冰堪称独步，到五代时，南唐徐锴始有《说文解字》的注解，成为一家言。

（4）宋元明时期。宋代有了《说文》的刻本，字学开始复兴。始而学者注意搜集古文字，编订成书；继而开始根据古器物和古代石刻等实物从事古文字的研究，为文字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古文字学随着古器物学的兴起而建立起来。铜器的铭文由收录于古器物的图录中而被摹录为法贴，成为研究古代文字和文化历史的资料。由南宋到元代又有杰出之士，重新利用六书探讨文字制作的原则，虽时有新解，而所立类例不免支离破碎，明人承其弊，除编有新的部首检字的字书和刊正俗体字者以外，虽有述作，但大都无可取。

（5）清代时期。清代是经学昌盛的一个时期，要通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所以文字学也随之而兴盛。乾嘉之际，学者尊崇汉学，《说文》的研究最为盛行。他们以古音知识为基础，把文字、音韵、训诂融会贯通，向新的语言文字学的方向发展。道光、咸丰间学者注意到以钟鼎文字与《说文》篆书相比较。同治、光绪间钟鼎文字研究成为文字学的新的领域。到近代就有了极大的发展。

（6）近代。近代学者对文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研究的资料包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玺印、竹简、木简、绢帛、石刻等所有的古文字和唐宋元明书籍中的俗体简字，研究内容之广泛为前所未有。而且不单纯局限于识字，由识字进而涉及语词文句的意义和语法结构。有的学者如王国维、郭生更由文字以考证古史和古代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特别重视分辨材料时代的早晚。例如甲骨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铜器铭文分西周和春秋战国来诠释。多数学者能破除六书旧说，根据古器物上的文字探求古人造字的原则和字形结构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从形体上考索字的本义跟引申义的关系。因此文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语言文字学家又从事整理汉字和简化汉字的工作，以促进汉字规范化，使汉字更好地为记录汉语服务。所有这些都是近代的新成就。

文字学虽是以研究形体为这一门学科的主体，但是文字本身具有形音义三方面，所以文字学跟音韵学和训诂学互相有联系。不懂得古音，就不能理解谐声字和声旁在声音上的关系，也就不懂得文字的假借或通用在声音上的关系。

宋代初年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对有些字的谐声就产生疑问，如“代”从“弋”声，徐以为“弋”非声，“”从“睘”声，徐以为“睘”非声，当从“還”声；“翚”从“军”声， 徐以为当从“挥 ”省；“辂”从“各”声，徐以为“各”非声，当从“路”省。诸如此类都是由于不了解古音而疑所不当疑。明代张位的《问奇集》论字的假借，以为内外的“ 内”作收内的“内”，伯仲的“伯”作王伯的“伯”为“意借”，而与声音不相涉，也是不对的。

清人因为了解了古音系统，所以能理解文字的假借。由于理解了假借，所以能讲明古书，发前人之所未发。唐宋学者所不能理解的都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足见研究文字必须以了解古音系统为关键。研究古文字更不能不了解古音，否则就不易识别古器物中的一些不易认的字。

文字通假是秦汉古书中极普遍的事情，反过来从文字的通假也可以考证古音。汉字中形声字占大多数，从文字形体上所标记的声符既可以推求声韵的部类，也可以推求同从这一个声符的字所含有的共同具有的意义，为训诂学增添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清人所说的因声以求义主要是以形声字为根据的。这些都可以说明文字学跟音韵学、训诂学是互相有联系的。清代的小学之所以昌盛，就是由于深切理解三者的关系，以三者互相求的办法来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所以能有特殊的成就。

参考书目

许慎：《说文解字》（清代孙星衍刻《平津馆丛书》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影印一篆一行本）。

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

唐兰：《我国文字学》，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济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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