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ehuizhuyi xinshiqi wenxue

1976年粉碎 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从1978年12月我国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全面纠正“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而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的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从此被称为“主义新时期文学”。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整个社会意识和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对 、 思想体系采取全面理解和不断发展的态度，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以往历史重新认识与评价并积极汲取世界范围现代科学的较新成果。这种开放性的思想文化状态，与“革命”期间的封闭状态恰成鲜明对比，使文艺工作者普遍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创造活力；公众的文化视野得以日益开阔；与此同时对民族传统文化也重新予以批判地继承，并力求发扬光大，从而有利于新的我国式的主义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这一切，都给新时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带来深刻的影响。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可追溯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革命诗歌创作。当时缅怀 和革命先烈的大量诗文，辗转传抄，播及全国，强烈地反映广大群众对“革命”及其错误路线的不满和对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向往，给予后来新时期文学以深远的思想影响。

反革命集团被粉碎，首先出现的是庆祝人民胜利的欢歌和悼念先烈的悲歌。贺敬之的《我国的十月》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便是当时沸涌诗潮的代表作。随之，哀惋动乱中罹难先辈与亲友的挽悼散文，盛极一时。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话剧《曙光》、《报童》等相继演出。1977年底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的脱颖而出，标志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新起点。1978年5月我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我国作家协会恢复活动，《文艺报》等文艺报刊先后复刊，促进了文学评论和创作的开展。整个文学从荒芜中复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不少新作，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卷）、柳青的《创业史》（第2部）两部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相继出版。但由于“三突出”创作思想的流毒和左倾教条主义创作思想的束缚，阻碍着文学繁荣，相当多作品因思想艺术的局限，经不起时间的筛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其正确路线政策的实施，天安门事件获得 ，加上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艺术 浪潮的推进，文学艺术才出现崭新的局面。1979年10月第四次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总结了我国30年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为主义服务的总口号，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肯定和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老作家先后重返文坛；大批有才能的年轻作者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产生了许多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作家群”。文学出版物也空前增多，1982年止，全国仅省、市、自治区以上创办的文学期刊便有 380种。其中，除了原有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收获》，新创刊的《十月》、《当代》、《钟山》、《花城》、《青年文学》、《青春》等刊物的发行量达10万份以上。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儿童文学、科学文艺，近年都出版了大量新作。小说的成就尤为显著。继短篇之后，1979年中篇开始崛起，这是空前的现象。1980年以后，长篇也迭见可喜收获。整个文学的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都在不断突破、开拓中，日益多样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显著提高。许多优秀之作被译成外文，引起国外文学界的注意。这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不仅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积极探索艺术本身的规律，促进文学观念的更新，扶植新人新作。对不健康倾向也展开了必要的批评。

由于这时期文学经过两年复苏后，大步走向新的繁荣，其优异成就比新我国文学的前17年更引人注目，因而，它在新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

这时期文学的题材、主题十分广泛，不仅含义丰富的主义现实题材获得大幅度开掘，而且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题材也获得多角度的表现。

揭露“革命”创伤的“伤痕文学”、审视主义历史曲折的“反思文学”和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变革的“改革文学”，构成这时期现实题材开掘的相互交错和递嬗的三种基本主题意向，突出地代表了作家与人民在历史转折 有的感受和思考。短篇小说《伤痕》(卢新华)所流露的感伤和《班主任》所表现的忧愤，是“伤痕文学”的两种典型思绪。诗歌中悲悼 烈士的《小草在歌唱》（雷抒雁）、散文中哀悼爱妻被迫害的《怀念萧珊》（巴金）、戏剧中描写人们面临社会断裂的痛苦与抗争的《丹心谱》(苏叔阳)和《于无声处》(宗福先)，都属引起广泛共鸣的“伤痕文学”之作。周克芹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莫应丰写部队的《将军吟》，更是描述“革命”创伤的较有历史感的长篇。这些作品不独再现许多悲剧性的历史画面，而且燃烧着对邪恶势力的痛恨和对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念，这正是“伤痕文学”所以可贵的价值所在。

“反思文学”由批判“革命”，而向前伸延到审视整个主义时期曲折的历史、乃至 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这是题材的又一大的突破。象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回顾农村主义发展的坎坷；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张贤亮的《绿化树》反映干部、知识分子长期蒙受左倾的危害，都属审视历史、反思教训的小说名作。而古华描写湖南山村人物浮沉的《芙蓉镇》、李国文挖掘工业战线十年动乱根源的《冬天里的春天》，更是深省数十年历史风云的优秀长篇。张志民的《祖国，我对你说》则属这方面有影响的诗章。“反思文学”中尽管个别作品不无偏激，甚至全盘否定历史，但绝大多数作家仍大力肯定 d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革命精神以及他们为主义所作的一切努力，对历史采取合理的一分为二的态度。

针砭现实，促进改革，鼓舞向主义现代化的进军，是“改革文学”的共同主题。在这方面，最早出现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读者中间反响最为强烈。数年间，“改革文学”的创作深入各个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作家和读者。它不但反映现实政治经济改革，而且描写和促进了当前社会心理和道德伦理的演变。话剧《未来在召唤》(赵梓雄)对思想僵化的尖锐批判，《报春花》(崔德志)对“血统论”的有力指斥，《权与法》(邢益勋)对不正之风的痛切揭露，都广泛触及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改革问题。报告文学《大雁情》（黄宗英）、《船长》(柯岩)，小说《三千万》（柯云路）、《土壤》（汪浙成、温小钰）、《祸起萧墙》（水运宪）、《沉重的翅膀》(张洁)等大批短、中、长篇，更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反映现实变革的尖锐矛盾冲突，强烈表现出振兴中华、改变现状的革命战斗精神。

这时期现实题材的作品尚有不容忽视的两个分支：一是描写中越边界反击战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象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都充满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力求在军队与社会生活广泛联系的背景上去表现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开拓了军事文学的新局面。二是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命运。这方面的作品，前期不无感伤，而到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便焕发一种艰难创业的自豪感和汲自劳动人民的深厚精神力量。陈建功、韩少功、张抗抗、王安忆、孔捷生、路遥、郑万隆等青年作家，均为开拓这片题材领域作出贡献。从这类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代青年的坎坷道路和他们从狂热到迷惘、徬徨，到重新思考和奋起的心灵历程。

历史题材被越来越多作家所描写，是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之一。历史剧和长篇历史小说是表现这方面题材的主要文学样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对暴政的强烈痛恨、对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深切同情，几乎贯穿于所有这类作品中。老剧作家曹禺的《王昭君》写王嫱的自愿和番，实现了作者所歌颂的民族团结的宿愿。陈白尘的《大风歌》揭露吕后的罪恶篡权，以及新作者的《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与魏征》、《郑成功》等，也都以历史为鉴突出塑造了主人公的形象。长篇小说方面，蒋和森的《风萧萧》、凌力的《星星草》、鲍昌的《庚子风云》等，表现了不同朝代农民义军兴亡的悲壮史剧。这方面，姚雪垠的《李自成》2、3卷，结构宏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在长篇历史画卷中尤是翘楚之作。

这时期描写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相当丰富。有的反映长江中游城乡人物在国内外矛盾中从旧 革命向新 革命的转变；有的表现主人公于 后投身无产阶级营垒的历程；有的刻画大革命浪潮起伏中各阶层的分化；有的塑造了土地革命时期揭竿而起的英雄，都有一定深度，并富于时代感。有些长篇描写女主人公走向革命的曲折经历，迹近自传，格外亲切感人。而李準（蒙族）的《黄河东流去》(上、下卷)描绘黄泛区农民在战祸中的顽强凝聚力和生命力，笔墨浓厚，取材角度尤为开阔、新颖，是长篇中的力作。这方面作品的艺术成就虽然还没有超过以往的佳作，但其内容广阔，几近新 革命的编年史。

由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和文学题材主题的广阔开拓，以及作家日益重视自身的创作个性，这时期文学的风格和形式的变化也至为明显。50年代充满欢乐的明朗色调和60年代不断滋长的对现实的矫饰，已从文坛消失。作家们斑斓的笔触普遍透出深沉、真挚和严峻的色彩。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产生互相逆反又互相补充的令人瞩目的趋向：一种刻意于民族传统的发扬，一种致力于外国文学现代手法的汲取。刘绍棠以《蒲柳人家》、《鱼菱风景》所标榜的“乡土文学”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所开拓的“市俗文学”，是前一趋向的典型代表。这类作品注意故事的完整结构和语言的地方色彩，以深切地表现民族心理积淀和乡土韵调风 见长。吴祖光的《闯江湖》、梅阡的《咸亨酒店》、苏叔阳的《左邻右舍》等剧作，也属于这种艺术追求。这时期历史题材创作和受欢迎的多数通俗文学作品，尤注意在师法民族传统方面下功夫。后一种趋向在诗歌、小说、戏剧各个领域，也无不有作家付出相当努力。新诗本得力于借鉴外国。近年无论格律诗还是自由体，都更多追求变形、象征的意象和留出大段想象空白的快节奏跳跃，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舒婷、北岛、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由于整体意蕴朦胧乃至晦涩难懂，遂被称为“朦胧诗”，一度受到倡导以古典诗和民歌为新诗发展基础的一派诗人的异议。而小说创作中以王蒙的《春之声》、《海的梦》等系列作品为代表，采用“意识流”式时空错位的结构与描写手法，尽管也引起争议，但在小说界终亦蔚成流风。至于宗璞的《我是谁》等小说更汲取超现实主义的怪诞手法。戏剧方面沙叶新( )的《 市长》采用以人串事的“糖葫芦”式结构；贾鸿源、马中骏的《路》则以情绪脉络组合场面与人物，并设置主人公的另一自我形象;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致力于舞台多层时空的开拓，以展现人物昨天与今天的联系，揭示事件过去与未来的因果，等等，引进的也正是国外的现代戏剧观念和手法。

当然，还有相当多作家介乎两种趋向之间，追求两者的理想统一。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趋向，反映了作家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外化于作品也就显现为不同的具体风格。这种形式、风格的多元发展，必然促进富于地域色彩的文学流派的形成。这时期以古华、孙健忠（土家族）、韩少功等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其风格明显地不同于以陆文夫、高晓声、李杭育等为代表的吴越作家。而以张贤亮、张承志（ ）、路遥等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作家，与自标“魔幻现实主义”的 作家，其格调也迥然相异。近年西部地区不仅崛起新边塞诗派，而且产生了“西部文学”的内涵更为宽泛的概念。某些论者认为，在高原大漠的雄浑背景下描写人民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丰功伟业和豪情壮志，色调粗犷、豪放而悲壮，这正是新我国西北地区广大作家群所共有的风格。

虽然新时期文学还在继续发展中，已经逐步显示出不同于新我国以往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

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本是我国文学主要的潮流。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原则，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从30年代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以来，以 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便日益成为主流。但我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干扰，特别是“革命”中强制作家服从错误的政策和理论观念，使现实主义自50年代中期便不断受到削弱，终至出现 一伙控制下的“瞒和骗”的文学。

新时期的广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确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抒真情，讲真话，首先成为诗人的箴言。直面严峻的人生，在客观世界矛盾对立的斗争中去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既热情歌颂光明，也尖锐揭露黑暗，成为广大作家自觉的创作趋向。在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中，革命现实主义日益成为创作的主流。这不独广泛见诸小说、戏剧，而且在许多诗歌、散文作品中获得鲜明表现。在艾青的《归来的歌》、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公刘的《仙人掌》等诗集和邵燕祥、流沙河等许多诗人的歌声里，在巴金、冰心、刘白羽、秦牧、郭风、何为等许多散文家的佳作中，读者都可以看到不乏浪漫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们的笔触不仅深入现实社会的广泛斗争，而且深入人们内心世界复杂的矛盾冲突。正由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时期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点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它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都大大加强了。

昂扬和焕发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和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痛切认识到国家的落后和“革命”对于人的权利、尊严、价值以及主义应有的人与人关系的肆意践踏，使人们在新时期普遍觉醒。

实现主义现代化的紧迫感和建立合乎主义人道主义的人际关系的渴望，迅即成为“人同此心，心同此志”的时代精神。文学在反映和传播这种时代精神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变革现实，振兴中华，向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进的奋发精神，在天安门革命诗文中即有强烈表现。后来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骆耕野的《不满》等许多诗歌都在这方面发出更为昂扬的呼声。从徐迟歌颂科学家的系列报告文学、蒋子龙描写“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说，直到《血，总是热的》等许多反映现实改革的戏剧，以至《戊戌喋血记》那样的历史长篇，我们都能从中强烈感受到现代化意识是如何广泛地表现于这时期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作品里。

人道主义在50年代末曾被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而在主义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及其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被作为揭露悲剧性年代的非人境遇和批判现实残存的封建余毒的思想武器。这时期固然有个别作品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大多数作家都是把人道主义作为现实社会道德伦理的准则，作为文学描写人所应采取的主义人道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使文学中人的形象产生深刻变化，普通人的形象得到应有的真实描绘，英雄人物包括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也从“神”变成“人”，赋有了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具感人的力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科学文艺的方针，早在50年代便提出。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这条方针实际上长期未能贯彻。“革命”中更是“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双百”方针，加上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涨。因而，这时期不只文学理论批评空前活跃，诸说蜂起，而且创作探索不断突破种种人为“禁区”和模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进而引起文学观念的多样变化，成为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而在多意向发展中主流仍然沿着为人民、为主义服务的健康轨道前进。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开放的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

参考书目

我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复旦大学等二十二院校编写组：《我国当代文学史》 (3)，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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