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ongjing

我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动”与“静”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比通常物理学上所讲的运动、静止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复杂得多。如，变易、有欲、有为、刚健等都被纳入“动”的范围，而常则、无欲、无为、柔顺等则被纳入“静”的范围。因此，它被广泛地用来解释我国古代哲学各方面的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一般都肯定天地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但一深入到动静关系问题，看法就很不一致。先秦道家老子是较早从宇宙论方面来探讨动静关系的，他认为“静为躁君”，静为根本，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要求人们“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这里所说的“静”，主要含义不是一般意义的“静止”，而是与有欲、有为相反的无为、无名、无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的自然状态。这种思想在魏晋玄学家王弼那里，有进一步的发展。他释老子“归根曰静”时断言：“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老子》十六章注），并且进一步认为：“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这是说，静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绝对的。

比较多的思想家从动静相互依存、包含或转化等方面来探讨其关系，之后才归结为以动为主或以静为主。《易传·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认为乾坤的动静交替，产生了万物。东晋著名佛 僧肇主张，“即动而求静”，“必求静于诸动”，“不释动以求静”。他通过动静不离的说法，推论出所谓“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把动静的差别完全归结为主观的妄觉，根本抹杀客观世界的运动。他鼓吹“旋岚偃狱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的“物不迁论”。这种以静为本的理论，是大乘空宗中道观在动静问题上的表现。以后，宋明理学家对动静的依存、转化关系有进一步的探讨。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他看到了动静之间互相依存、转化的关系；还把动静区分为太极之动静与万物之动静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后者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这种区别是不科学的。程颐提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肯定动静的相互转化。但强调动的重要，他说：“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程氏易传》）。朱熹发挥了周敦颐和程颐的思想，他说：“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若不与动对，则不名为静;不与静对，则亦不名为动矣”（《朱文公文集·答胡广仲》）。又说：“阴静之中，自有阳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之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认为动静“循环错综，不可以先后始终言”(同前)。他较明确地说明了动静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包含的辩证关系。朱熹还接受了周敦颐两种动静类型的区分，而且为了与其“理为主”、“理生气”的本体论一致，最终还是推导出静者为主，动者为客，“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等以静为根本的观点。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动静不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动为根本的观点。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思问录·内篇》）。又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认为整个宇宙永远运动着，没有静止之时。所谓静，也只是“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他还认为动静之间的关系是“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宇宙间只有动中之静，没有绝对的静。王夫之对于动静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较高水平。

《礼记·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这是最早明确提出的性静欲动说。同时，《乐记》进一步说到，由于“物之感人无穷”，“灭天理而穷人欲”，那就会做出“悖道”、“作乱”之事。基于这种观点，主静说在我国古代修养论中占居了主要地位。老子虽没有明确提出性静欲动说，但他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主张人们复归于朴，做到无为无欲；“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他以“清静为天下正”。庄子要求人们做到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和“心斋”、“坐忘”等，使修养论上的主静说达到了极端。至宋明理学，人性论、修养论中的主静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首先，周敦颐明确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主张，把“主静”作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程颢和程颐继承周敦颐的思想，认为“性静者可以为学”。但是，二程为了与佛道的虚静划一界线，因此以“居敬” 说来代替“主静” 说。程颐说：“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二程遗书》卷十五）。强调“敬” 不同于 “槁木”、“死灰”的虚静，不是绝对的、消极的静。朱熹又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当他回答学生提出的“存养多用静否”问题时，明确地说:“不必然”。他认为，“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其实，“动时也有静，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也”。所以，他主张在修养上应当“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朱文公文集·答许顺之》）。朱熹的这些论述比周敦颐进了一步。但在修养论方面朱熹仍然强调以静为本。如说：“敬字工夫，通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动中有静”等等。至明代，陈献章仍宣扬主静说；王守仁则进一步发挥动静不离说，他认为，静是心之体，动是心之用，既应存此体，也不应废其用，“君子之学，无间于动静”，应该“知得动静合一”之理。他认为“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但他又说：“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从存理灭欲的根本道德来讲，他依然是主静的。在修养论上，王廷相、王夫之等提出主动之说。王夫之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 与性成”、“日生日成”的，性不能离情，理不能离欲。因此，“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圣贤以体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动字上”。其后，颜元亦提倡修身以动为主。

古人以水为镜，认为经验告诉人们“水静则明烛须眉”，人心静也能明烛万物。《庄子·天道》说:“水静犹明，何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管子·心术上》认为“静因之道”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取得相符的主要方法。它说：“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去欲则寡，寡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矣；独则明，明则神矣”。荀子进一步发挥了《管子》的思想，把“静”作为认识主体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他说：“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又说：“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荀子·解蔽》）。因此，“将思道者静则察”。在认识论中注重虚静其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失之片面则会陷入“绝物而始静”、“离物求觉”的歧途。王廷相批评说:“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 上体验”(《王廷相哲学选集·与薛君采书》)。因此，王廷相、王夫之、颜元等均强调“行”、“践履”等活动在认识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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