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jiayao wenhua

我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它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发现于20年代初，大量的考古工作则是在50年代以后才开展起来的。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甘肃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等20多处。目前对这个文化的性质、特征、年代、分期、来龙去脉以及与相邻原始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已逐步地明确起来。

对马家窑文化曾有不同的命名，至今也还没有完全统一。最早进行调查发掘的安特生，曾将临洮马家窑与和政半山两处性质不同的史前遗存合在一起，认为都属仰韶期或仰韶文化；有时为了同河南省的仰韶文化遗存相区别，便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后来，夏鼐到甘肃进行田野考古工作，认识到这类遗存同河南的仰韶文化颇多不同，主张以马家窑遗址为代表，另立新的名称，叫做马家窑期或马家窑文化。从50年代开始，考古界多数主张把以青海民和马厂遗址为代表的另一类史前遗存，与马家窑、半山的遗存合在一起，统称为甘肃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认为是与仰韶文化平行或略晚的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后来由于在临洮马家窑、渭源寺坪、甘谷渭水峪等地发现了地层关系，证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而与仰韶文化晚期诸类型大体同时，只是结束的时间更晚。从文化因素上分析，也可看出马家窑文化承袭庙底沟类型而产生变异的形迹。可见它实际上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有人认为它直接属于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在整个陶器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多达80％以上，在我国的所有彩陶文化中，这个比率是较高的。画彩的部位也比其他文化的广泛得多，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花纹，不少大口径器物的里面和其他夹砂的炊器上也常画彩。纹饰繁缛多变而又具有明显的格律，表明画彩技术已达到成熟的程度。

马家窑文化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文化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把它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3个类型，分别代表3个发展时期。不过，有的在马家窑类型之前插入一个石岭下类型，有的则把以石岭下（见石岭下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作为马家窑类型的早期；有的在马家窑类型之后插入一个小坪子期，有的则把小坪子期归入马家窑类型的晚期。不论怎样划分，它们的相对年代顺序是清楚的。

马家窑类型（或称马家窑期）因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分布于陇东山地、陇西平原、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前3300～前2900年。它的彩陶多为橙黄黑彩。画彩的器物主要是碗、盆、瓶、罐。花纹繁缛，多用等粗的线条构成，均匀对称，浑然一体。其中动物花纹有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几何花纹则有垂幛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和草叶纹等。无彩陶主要是罐、瓮、甑、砂锅等，其中泥质陶多为素面，有的打磨光滑，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不少陶器的形制和花纹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相似或接近，显然是从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的。马家窑类型的晚期，彩陶花纹多用较粗的笔道，小口高领罐的形制及其所饰的大漩涡纹、大锯齿纹等，都表现出向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有人为了把它同典型的马家窑类型相区别，遂单独列为一个文化期，并以较早发现的地点兰州市郊陆家沟小坪子命名，称为小坪子期，年代约为前2900～前2650年。

半山类型（或半山期）因半山遗址而得名。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同马家窑类型分布区大部分重合而稍稍偏西，年代约为前2650～前2350年。其特征表现在彩陶上，主要是用红黑两色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诸如漩涡纹（见彩图）、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和平行带纹，也有变体蛙纹和棋盘格纹。彩陶器形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夹砂陶则多系各种罐类，肩部饰较细的附加堆纹，有些夹砂罐为白陶。

马厂类型（或马厂期）因马厂遗址而得名。分布与半山类型相仿，只是西部更向西伸展到酒泉、玉门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前2350～前2050年。其彩陶带有红衣，早期用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圆圈纹、螺旋纹、变体蛙纹和波折纹等；晚期则用单色线条，以黑色为主，有时单用红色，构成波折纹、菱形纹、编织纹和变体蛙纹等（见彩图）。器形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新器形主要是单把筒形杯。夹砂陶器也多饰附加堆纹，只是条带较粗而已。马厂类型晚期的双耳罐耳部加长，彩纹用单色，以菱形纹和编织纹为主要母题，都已很接近于齐家文化，应当是齐家文化发生的前驱。

过去有一种说法，以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等地经新疆和甘肃走廊传到中原的。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完全可以肯定，包括彩陶在内的整个仰韶文化，是在黄河流域独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已知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又从马家窑文化本身的分期、各期遗存的分布及其来龙去脉分析，目前普遍认为它是继承仰韶文化而逐渐向西扩展的。在扩展的过程中可能同当地的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发生变异，以至有人主张可单独划分出一个考古学文化。这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彩陶源于中原，进一步证明我国的彩陶是独立发展的。

青海西宁朱家寨与民和马厂塬发现的分别属于半山期和马厂期的50多具人骨，经鉴定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他们在种族上同仰韶文化的居民没有什么区别，与现代华北人种也有许多相同之点（见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甘肃和青海一些地方发现的陶塑人头像或作为陶器附饰的人像，也多是圆脸，面部较平，颧骨较高，鼻梁较矮，象蒙古人种。有些头像看来是披发的。在甘肃，作为马家窑文化直接前身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塑人像也是披发的。历史文献记载，古代的戎、羌都披发。马家窑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所以，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马家窑期）和兰州青岗岔遗址的房子中（半山期），柳湾墓地马厂期的墓里也随葬有粟。翻地的农具仅见石铲一种，通体扁薄，略呈长方形，数量很少。收割的农具很多，主要是石制的和用陶片改制的爪镰，其形状主要有长方形穿孔和两侧打成缺口的两种；另一种也呈长方形，而在一端刻成锯齿，是马家窑文化所特有的。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马家窑文化的居民饲养猪、狗、羊等家畜。有些墓中曾发现用整只猪、狗或羊随葬。家禽仅见鸡一种。有些遗址出土了石镞，还有骨镞，都是用于狩猎的。遗址中往往发现许多鹿骨，说明狩猎的对象主要是鹿。

原始手工业有石器制造、木作、纺织和制陶等。石器多属磨制，常有穿孔，少数地方有打制的细石器。尚未发现木器，木作工具石斧、石锛、石凿等则很普遍。纺纱工具有石纺轮和陶纺轮。柳湾许多墓葬的人骨附近有布纹痕迹，当是麻布一类的衣着。

在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发现一把铜刀和若干铜器碎块，在永登蒋家坪遗址的马厂期地层中也发现过一把残铜刀，经鉴定都是青铜。由于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有人评价较高；但也有人推测那可能是用含锡石(SnO2)的铜矿石冶炼的，而不一定是人工合金的产物。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有很大的制陶窑场，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的窑场即是一例。该窑场紧临黄河北岸，高出河面60余米。发现5组12座陶窑，还有另外一些被破坏的陶窑残迹。每组陶窑共用一个烧火坑，各窑的窑门都朝向烧火坑。窑场中有一个备料坑，内有制造陶器的熟料和余料，其中的红胶泥条正与马家窑文化陶器多用泥条盘筑而成的情况相印证。窑场中还出有研磨颜料的石板和配色调料用的陶碟，都是描画彩陶花纹的工具。陶碟分格，中配紫红色颜料。

白道沟坪的窑场属马厂期，窑室都呈方形，窑箅上有9个火眼，三三排列，十分整齐。与它同一时期的青岗岔的陶窑，以及更早一些属于马家窑期的陶窑，窑室也都是方形的。这是马家窑文化陶窑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圆形窑室迥然不同。

象白道沟坪那样大规模而又分组排列的窑场，充分显示了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组织地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景。在这里生产的陶器，不仅是为了公社内部的需要，当有相当一部分转入同其他公社之间的交换。乐都柳湾的马厂期墓葬中，曾发现有海贝和石质、骨质的仿贝制品。贝类在商周时代即是一种货币，它本身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交换得来的。可见马家窑文化的晚期已经有了商业交换的萌芽。

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多数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马兰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房屋遗迹平面呈方形、圆形和分间3大类，以方形房屋为最普遍。

方形房屋的平面呈正方或长方形，一般为挖入地下0.5～1米的半地穴建筑，面积约10～50平方米。屋内有一个圆形或瓢形的火塘，门口建台阶，门外常设一个方形窖穴以存放什物。如青岗岔1号房子，依坡建筑，长7.4米、宽6.5米，门向东开，进门处火塘前立一石板，紧贴房后有一方形窖穴。房内有半山式彩陶罐、带嘴锅、夹砂罐、石斧、石锛、敲砸器、石璜、刮削器和陶刀等共20件器物，在一件彩陶瓮附近还发现了谷物皮壳和茎叶痕迹，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圆形房屋的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平地起建或挖一浅坑，居住面上抹草筋泥或红胶泥，比较坚硬。进门有火塘，火塘旁边立一中心柱，周围再立若干柱子。复原起来当是圆锥形的屋顶。分间房屋见于林家和蒋家坪。林家的房子为地面起建，主室中间设一火塘，侧边分出隔间，门外旁侧又建小屋一间。蒋家坪除双套间房子外，还有多元的套间房子，以半地穴式为主。分间房屋的出现，应与家庭成员组成和家庭生活内容的变化有关（见屈家岭文化）。

马家窑文化经发掘的墓葬约有2000余座。当时流行公共墓地，一墓地常有数百座墓，多数墓地和居住址相邻，有些则位于较高的山岭或山坡上。墓葬的排列不甚规则，但在同一墓地内，绝大多数墓的方向是相近的，多数为东或东南。这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墓葬一般向西或向西北恰好相反。

盛行土坑墓，小孩死者很少用瓮棺埋葬。墓坑的形状不大规则，近长方形、方形、圆形或椭圆形的都有。有的墓设有斜坡形墓道，墓门用数排木棍或石板封闭。许多死者都有葬具，包括石椁、木椁和木棺等。石椁是用大石板镶成的，一般有盖无底。木椁有时用圆木，有时用木板拼接成长方形，多数无底无盖。椁中除埋死者外，也放若干随葬器物。棺多用木板做成，大小仅能容身。在白道沟坪等处，还发现有用树枝掩盖遗体的情况。

葬式因时期和地区不同而有变化，不外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和二次葬等几种。绝大多数墓是单人葬，也有少数是两人或多人合葬。马家窑期未见合葬，但青海大通上孙家遗址268号墓埋一成年男性，随葬一彩陶壶口及颈，369号墓埋一成年女性，随葬同一彩陶壶的腹部和底，可见这一对男女关系不同一般。半山期有成年男女的合葬墓，见于兰州土谷台。马厂期合葬墓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一对成年男女合葬，有的是成年人与小孩合葬，有的是不同性别年龄的集体合葬，有的则是奴婢对墓主人的殉葬。成年男女合葬有同椁的，也有两棺的，反映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见我国古代墓葬制度）。

柳湾93号墓为5人合葬，包括1个老年男人、1个中年女人和3个约一岁半至七岁的小孩，很像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墓的上部填土中有一屈肢的老年女人，这种安排表明她的身份不同于其他家庭成员，应是殉葬的家内奴婢。同地327号墓内两男性青年并排合葬，仰身直肢，均有垫板；另一男性青年夹在中间，四肢屈甚，似为捆缚所致，垫板特短且其一角压在别人垫板之下，其身份也应是家内奴隶。这种情况表明，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经出现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一般都有随葬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少数墓葬随葬粮食和猪、狗、羊等家畜。有些墓地的随葬器物，男性多石斧、石锛和石凿等工具，女性多纺轮和日用陶器皿，反映出两性间的自然分工。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差别，而且越到晚期差别越大。早期较大的墓随葬器物约30余件，比一般墓多几倍；晚期的大墓近百件，较一般墓多十几倍，而且器物大，质量好。柳湾564号墓单是陶器就有91件，其中彩陶87件，个体甚大，琳琅满目；粗陶瓮中则盛放着已经干朽的小米；还随葬有石斧、石锛、石凿和绿松石饰等。多数墓只有不到10件的随葬品，有些甚至一无所有。而且随葬品多的墓往往墓坑也较大，有较好的木椁或木棺；随葬品少的墓坑也小，多数根本没有葬具。这种贫富分化的情况，充分地反映了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

马家窑文化的埋葬 俗，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很大不同，表明它的居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柳湾的一件彩陶壶上，用彩纹和捏塑方法塑造出一个似为男性老人的全身 像。在甘谷灰地儿曾发现过陶祖，即陶质的男性生殖器。这两种生殖崇拜物的出现可能与祈求丰收有关，也可能是父权制建立后在意识上的一种反映。

马家窑文化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彩陶花纹，数量多，内容复杂，达到了一定的成就。由于大规模进行陶器生产，必定存在陶工和画工的相对专业化，这就为成熟的彩陶艺术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此外，马家窑文化中还常有人形或动物形陶塑，有陶制房屋模型。上孙家还出过舞蹈纹彩陶盆，花纹描绘5人一组携手起舞，腰带为之飘动。这些都应是人们实际生活的一种艺术再现。

马家窑文化中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带缺口的骨片，在柳湾的一个墓中就发现49片，每片各刻1个、3个或5个缺口不等，这当是一种记数的工具，说明当时已有某些数的概念。到马家窑文化的晚期，不少彩陶罐上有用墨笔书写的记号，最常见的是“＋”、“－”和“卐”等，在柳湾发现有130余种，当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用来记事的符号。

参考书目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期。

张学正、张朋川、郭德勇：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我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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