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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铜器

[拼音]:Shangdai tongqi

商代的铜器大都是铜和锡、铅合金的青铜器,为商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商代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冶铸技术日趋成熟,有许多艺术珍品。至商代晚期,有的铜器上出现了较长的铭文。因此,商代铜器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发现和研究

商代铜器的发现和著录始于北宋时期,《考古图》中著录的得自邺郡河亶甲城的几件铜器,大概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清代以来,发现日多,清宫内外都有不少收藏,并见于各种图录。清末,盗掘之风日炽,商代铜器大量拥入市肆,外国人趁机收购,遂使很多重要的铜器流散国外。

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开始,才有了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商代铜器,可以确认属商代晚期,从而成为研究商代铜器的基础。我国成立后,随着商代早期、中期遗址的发现,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建立起商代铜器的发展序列,加深了对商代铜器的认识。现在,已发现的商代铜器的分布范围,包括北自内蒙古,南至湖南,东起山东,西到陕西的广大地区。其中以河南发现最多,也最重要,此地应是商王畿所在,而边缘地区的商代铜器,则有可能是商代各方国的遗存。

清代以来,金石学家曾对传世的商代铜器作过考释和研究。罗振玉收集商代铜器铭文编为《殷文存》。容庚对商代铜器做综合研究,编写有《商周彝器通考》。李济等根据安阳发掘所获的铜礼器,编写成《古器物研究专刊》共5册,对其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进行了探讨。《殷虚妇好墓》 则对妇好墓所出的460多件各类铜器进行了介绍。此外,在商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铸技术方面,也都有专题研究。一些外国学者也对商代铜器的形制、纹饰、分期和铭文考释发表过不少论著。

分期和断代

商代铜器可以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早期铜器发现较少,器形有爵、斝、戈、刀、镞、锥、锛、凿等。铜礼器只有一、二种,胎质很薄,铸造也较粗糙,既无花纹,也无铭文。但有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显示出较高的技艺水平。

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中期的铜器发现较多,礼器的种类增加,有鼎、鬲、、觚、爵、斝、卣、罍、盘等,此外也有兵器和工具。此期的铜礼器胎质一般仍较薄,花纹也较简单,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是,已经能够铸造出象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方鼎那样的大型器物(见彩图),表现出相当高的铸造技术水平。

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铜器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这是商代铜器发展的极盛时期,发现的铜器很多,年代也较可靠,因此还可划为3期。殷墟第一期的铜器和郑州商代中期铜器比较接近,第三期的铜器和西周早期铜器很相似。第二期的铜器最富特点,妇好墓所出铜器即其代表,这个时期的铜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有明显的变化,铜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也较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

器形和花纹

商代铜器按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礼器又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食器有鼎、鬲、甗、等,酒器种类最多,有觚、爵、觯、斝、尊、卣、壶、觥、罍、盉、瓿、方彝,水器有盘。商代早期的铜礼器只发现爵和斝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三足短小,无柱,一般也无花纹。商代中期铜礼器有很大增长,酒器以觚、爵、斝为核心,爵的形状与早期的有所不同,没有明显的束腰,三足也较长。食器中鼎有几种形式,郑州发现的方鼎为方斗形,与后来的长方形的方鼎不同,颇具特色。中期的铜礼器普遍有带状的纹饰,大都是单线条的饕餮纹,或在上下夹以圆圈纹。另外,还有乳钉纹和圆涡纹等。商代晚期的铜礼器发展更快,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妇好墓出土的三连甗、偶方彝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个时期还盛行以鸟兽形象铸成铜器,如妇好墓的鸮尊,传出湖南的四羊尊、虎 形卣等,石楼出土的铜觥也是极罕见的器形。晚期铜礼器中酒器仍占绝大多数,最主要的是觚和爵。爵的形状有较大的变化,多为圜底,高柱,三棱形足,很少再有平底的。晚期的铜器一般都较厚重,最著名的是安阳西北冈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铜器花纹趋于繁缛,表现在普遍以雷纹为地纹,主体花纹的式样除饕餮纹外,还有夔纹、龙纹、蝉纹、鸟纹、蚕纹、龟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很多铜器的器身还有凸起的扉棱和牺首等装饰。(见彩图)

乐器有铙和鼓。铙是3件一组大小递减的乐器,湖南出土的大铙不见于中原地区,可能是南方特有的。鼓发现较少,鼓面上有鼍皮纹,表明是仿照木鼓铸造的。兵器有钺、戈、矛、刀、镞、盔和弓形器等。戈的数量最多,形式上也有不少变化,最常见的有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几种,晚期还出现有胡有穿的戈。有一种援身为三角形的戈,或称为戣,陕西城固一带发现较多,可能是蜀文化的因素。钺出现于商代中期,大型的钺往往出于较大的墓中,可能是权力的象征。刀的式样也较多,有凹刃直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作环形的,也有成兽头形的。晋陕地区常出一种铃首刀和长条形三銎刀,共出的还有蛇首匕,这些铜器均显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軎、辖套、踵、轭、镳等。在妇好墓中还发现4面铜镜,镜为圆形,背面有半环形钮,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镜子。此外,城固铜器群中的铜人面具和牛头形面具,也都很有特点。

合金成分和铸造技术

商代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和铅,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铜爵经测定含铜92%,锡7%,而另一件锛则含铜98%,锡只有1%。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锡5~8%,铅1~6%;有的含铜71%,而铅则高达21~24%。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标本,无论是礼器或兵器,都有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4种情形,不过,就礼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铅替锡的趋势愈明显。

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因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商代铜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铜爵是由2块腹范、1块鋬范、1块底范和1块芯座合范浇铸的,而商代晚期的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铸的方法,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商代晚期铸造技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铸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

商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

铭文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至今未见铭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铜器上才出现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而为父辈作器。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0字,是科学发掘以来所获商代铜器中铭文最长者。传出山东梁山的小臣艅犀尊,有铭文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艅贝,关系到商代末年与人方间的战争。传世的有铭文37字,记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弜师之赏而为其父作器。这些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在商代铜器的编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关于商代铜器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商代铜器金属原料的产地问题,殷墟青铜器分期的不同认识问题,尤其是商代铜器的渊源问题等。目前资料还比较少,有关我国早期铜器的研究则刚刚开始,今后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参考书目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1。

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至第五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4~1972。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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