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angdai tongqi

商代的铜器大都是铜和锡、铅合金的青铜器，为商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商代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冶铸技术日趋成熟，有许多艺术珍品。至商代晚期，有的铜器上出现了较长的铭文。因此，商代铜器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商代铜器的发现和著录始于北宋时期，《考古图》中著录的得自邺郡河亶甲城的几件铜器，大概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清代以来，发现日多，清宫内外都有不少收藏，并见于各种图录。清末，盗掘之风日炽，商代铜器大量拥入市肆，外国人趁机收购，遂使很多重要的铜器流散国外。

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开始，才有了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商代铜器，可以确认属商代晚期，从而成为研究商代铜器的基础。我国成立后，随着商代早期、中期遗址的发现，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建立起商代铜器的发展序列，加深了对商代铜器的认识。现在，已发现的商代铜器的分布范围，包括北自内蒙古，南至湖南，东起山东，西到陕西的广大地区。其中以河南发现最多，也最重要，此地应是商王畿所在，而边缘地区的商代铜器，则有可能是商代各方国的遗存。

清代以来，金石学家曾对传世的商代铜器作过考释和研究。罗振玉收集商代铜器铭文编为《殷文存》。容庚对商代铜器做综合研究，编写有《商周彝器通考》。李济等根据安阳发掘所获的铜礼器，编写成《古器物研究专刊》共5册，对其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进行了探讨。《殷虚妇好墓》 则对妇好墓所出的460多件各类铜器进行了介绍。此外，在商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铸技术方面，也都有专题研究。一些外国学者也对商代铜器的形制、纹饰、分期和铭文考释发表过不少论著。

商代铜器可以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早期铜器发现较少，器形有爵、斝、戈、刀、镞、锥、锛、凿等。铜礼器只有一、二种，胎质很薄，铸造也较粗糙，既无花纹，也无铭文。但有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显示出较高的技艺水平。

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中期的铜器发现较多，礼器的种类增加，有鼎、鬲、、觚、爵、斝、卣、罍、盘等，此外也有兵器和工具。此期的铜礼器胎质一般仍较薄，花纹也较简单，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是，已经能够铸造出象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方鼎那样的大型器物（见彩图），表现出相当高的铸造技术水平。

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铜器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这是商代铜器发展的极盛时期，发现的铜器很多，年代也较可靠，因此还可划为3期。殷墟第一期的铜器和郑州商代中期铜器比较接近，第三期的铜器和西周早期铜器很相似。第二期的铜器最富特点，妇好墓所出铜器即其代表，这个时期的铜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有明显的变化，铜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也较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

商代铜器按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礼器又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食器有鼎、鬲、甗、等，酒器种类最多，有觚、爵、觯、斝、尊、卣、壶、觥、罍、盉、瓿、方彝，水器有盘。商代早期的铜礼器只发现爵和斝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三足短小，无柱，一般也无花纹。商代中期铜礼器有很大增长，酒器以觚、爵、斝为核心，爵的形状与早期的有所不同，没有明显的束腰，三足也较长。食器中鼎有几种形式，郑州发现的方鼎为方斗形，与后来的长方形的方鼎不同，颇具特色。中期的铜礼器普遍有带状的纹饰，大都是单线条的饕餮纹，或在上下夹以圆圈纹。另外，还有乳钉纹和圆涡纹等。商代晚期的铜礼器发展更快，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妇好墓出土的三连甗、偶方彝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个时期还盛行以鸟兽形象铸成铜器，如妇好墓的鸮尊，传出湖南的四羊尊、虎 形卣等，石楼出土的铜觥也是极罕见的器形。晚期铜礼器中酒器仍占绝大多数，最主要的是觚和爵。爵的形状有较大的变化，多为圜底，高柱，三棱形足，很少再有平底的。晚期的铜器一般都较厚重，最著名的是安阳西北冈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铜器花纹趋于繁缛，表现在普遍以雷纹为地纹，主体花纹的式样除饕餮纹外，还有夔纹、龙纹、蝉纹、鸟纹、蚕纹、龟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很多铜器的器身还有凸起的扉棱和牺首等装饰。(见彩图)

乐器有铙和鼓。铙是3件一组大小递减的乐器，湖南出土的大铙不见于中原地区，可能是南方特有的。鼓发现较少，鼓面上有鼍皮纹，表明是仿照木鼓铸造的。兵器有钺、戈、矛、刀、镞、盔和弓形器等。戈的数量最多，形式上也有不少变化，最常见的有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几种，晚期还出现有胡有穿的戈。有一种援身为三角形的戈，或称为戣，陕西城固一带发现较多，可能是蜀文化的因素。钺出现于商代中期，大型的钺往往出于较大的墓中，可能是权力的象征。刀的式样也较多，有凹刃直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作环形的，也有成兽头形的。晋陕地区常出一种铃首刀和长条形三銎刀，共出的还有蛇首匕，这些铜器均显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軎、辖套、踵、轭、镳等。在妇好墓中还发现4面铜镜，镜为圆形，背面有半环形钮，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镜子。此外，城固铜器群中的铜人面具和牛头形面具，也都很有特点。

商代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和铅，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铜爵经测定含铜92％，锡7％，而另一件锛则含铜98％，锡只有1％。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锡5～8％，铅1～6％；有的含铜71％，而铅则高达21～24％。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标本，无论是礼器或兵器，都有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4种情形，不过，就礼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铅替锡的趋势愈明显。

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因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商代铜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铜爵是由2块腹范、1块鋬范、1块底范和1块芯座合范浇铸的，而商代晚期的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铸的方法，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商代晚期铸造技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铸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

商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至今未见铭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铜器上才出现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而为父辈作器。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0字，是科学发掘以来所获商代铜器中铭文最长者。传出山东梁山的小臣艅犀尊，有铭文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艅贝，关系到商代末年与人方间的战争。传世的有铭文37字，记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弜师之赏而为其父作器。这些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在商代铜器的编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关于商代铜器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商代铜器金属原料的产地问题，殷墟青铜器分期的不同认识问题，尤其是商代铜器的渊源问题等。目前资料还比较少，有关我国早期铜器的研究则刚刚开始，今后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参考书目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1。

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至第五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4～1972。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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