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uban shiye

[外文]：publishing undertaking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年我国建立，为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39年来，我国的出版事业尽管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从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到教育、科研以及对外贸易等较为完善的出版体系。1978年我国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又为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我国特色的主义出版事业正在逐步形成。

为人民服务，为主义服务是我国出版事业的根本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我国出版事业的主义性质。 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出版工作遵循的重要方针 (见我国出版方针)。

我国的出版事业是我国 党领导的整个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基本任务是：宣传 、 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 3项基本任务是我国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2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1983年6月《 中央、 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以完善和确认。它体现了以 主义为指导，以社会效益为较高准则的要求，并具有进行宣传教育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功能。

可分 4个阶段：

为我国主义新型出版事业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主要做了 4项工作：一是陆续建立了一批国营出版机构， 如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还发展了一批科技专业出版社，有科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煤炭工业出版社、人民铁道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20余家。同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综合性的人民出版社；二是对私营出版业的主义改造。人民 依法没收了 和官僚资本的出版业， 同时对私营出版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主要采取由国家投入部分资金、派入干部加强领导、促进联合经营等方式，将其改造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企业；三是将兼营出版、印刷、发行的新华书店实行专业化分工，把出版和印刷从新华书店内分出，分别成为独立经营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新华书店专门担负图书发行业务；四是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如《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颁发全国杂志书籍定价标准的通知》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新型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1950～1956年，出书品种和印数持续增长，共出版各类图书 12.9万种，1956年当年出书28733种，是1949年的3.6倍；7年总计印数达63.2亿册(张)， 1956年的总印数为17.8亿册(张)，是1949年的17倍。

这一时期，出版一批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 并于 1955 年开始出版 《列宁全集》，1956年开始出版《 恩格斯全集》，出版了3卷《 选集》，出版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等新的校点本；出版一批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如《铜墙铁壁》、《保卫延安》、《三里湾》等。 以来的著名作家如鲁迅、郭生、茅盾、巴金、老舍等的多卷文集也有系统地成套出版； 古典文学名著 《 红楼梦 》、《三国演义》、《水浒》等经过整理校注，出版了新的版本。同时还翻译出版了43个国家的各类图书 15700多种。

书刊印刷业也有较大发展。1949年全国书刊铅印印刷约13万令，1956年增长到 283万令；胶印印刷1949年仅7万令，1956年达到207万令。

图书发行网点建设加快，图书发行量大幅度上升。1950年全国销售图书 2亿册，1956年增加到14.8亿册；销售金额从0.5亿元增加到3亿元。

我国主义出版事业取得初步发展、同时也经历了曲折的阶段。到1965年有国营出版社87 家。 这一时期共出版各类图书 23.1万种， 总印数148.29亿册(张)。《列宁全集》39卷全部出齐，《 恩格斯全集》出版了19卷，并出版了或开始出版这两套全集的4卷本选集。《 选集》4卷出版后，还出版了《 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出版了《鲁迅全集》10卷本和《鲁迅译文集》10卷本，出版了如《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 《山乡巨变》、 《林海雪原》、 《三家巷》、《苦菜花》、《上海的早晨》等一批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革命回忆录在这一时期也出版不少，如《星火燎原》等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还出版一批学术问题讨论集和有关论著。书刊印刷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铅印印刷从283万令增加到472万令，胶印印刷从207万令增加到 444万令。1956年以后，各地新华书店依靠供销社建立农村图书销售点，使图书发行网点遍及城乡。1965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 5万多处，年销售图书18.6亿册(张)。

但是，1957年以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国出版界一大批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在“ ”年代，出版工作中也片面追求高指标，出现粗制滥造的倾向；1961年由于经济建设中遇到困难，出版事业趋于萎缩；1963 ～ 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系列政治批判，错误地批判了一批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对出版事业的发展都造成了消极影响。1965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只及1956年的70％。

我国出版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10年。1966年“革命”开始以后， 许多出版机构被撤销，出版工作者被遣散，大批图书被当作“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图书出版业十分萧条。1966年全国出书品种从1965年的20143种降为11055种，1967年又猛降到2925种。由于“ ”的干扰、“ 左”的思想禁锢，这11年共出版图书 9.2万种，总印数为 300.17亿册 (张)。出版各种版本的 著作(含语录本)42亿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版极少。由于政治运动频繁， 大量图书报废。在10年中，因政治原因报废的图书总码洋达2.8亿元。

我国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和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其表现是：

（1）出版能力显著增强。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471家，其中1977年以后新建和恢复的有396家。在全国范围内，一个专业较为齐全，布局大体合理的出版社体系基本形成。地方出版力量的增强犹为引人注目。1979年提出地方出版社要“ 立足本地，面向全国 ”的口号，有条件的地方逐步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分解为若干家专业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许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和有相当规模的大型丛书，都在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同时全国有81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出版社。

与之相适应的印刷生产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到1987年，承担书刊印刷任务的企业有 210家，其中千人以上的企业有 45家。印刷生产能力：铅印排字 80亿字左右，铅印印刷约3000万令，胶印印刷1200万令，装订2100万令。10年内综合印刷生产能力增长50％左右。

（2）图书品种、印数稳步增长。到1983年基本解决了因“革命”造成的严重书荒，从1986年开始，整个图书出版从注重品种数量转入着重提高质量，调整结构，建立体系的新阶段。1987年全国共出版各类图书6万多种，是1978年的 3.5倍；总印数达6309亿册(张)，比1978年增长64％。图书出版的一批“骨干工程”，如新编中文版《列宁全集》、《我国美术全集》、《鲁迅全集》 (新版16卷)、《郭生全集》、 《茅盾全集》、《当代我国》丛书、《祖国丛书》、《我国地理》丛书等陆续编辑出版。许多出版社都注意从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开拓出书领域，组织出版了一批层次较高的研究建设有我国特色的主义规律的著作和介绍、研究当代世界新思潮、新观点、新成果的著作。

1982年制订了《古籍整理规划》，自1985年起，每年整理出版古籍有 500 多种。 辞书出版成果也很显著。1976年开始实施建国以来第 1个辞书编写出版10年规划。到1986年，这个包含 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基本实现。除修订出版了《辞海》、《辞源》外，有一批大型辞书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如73卷本的《我国大百科全书》、14卷本的《我国历史大辞典》、 8卷本的《中医大辞典》、4000余万字的《汉语大词典》、2000余万字的《汉语大字典》、16万条目的《新英汉大辞典》、30个分册的《我国地名词典》、 6卷本的《哲学大辞典》、 9 卷本的《我国文学辞典》、 12卷本的《外国文学大辞典》以及《科技大辞典》、《藏汉大词典》、《佛学大辞典》。此外，各种专科辞典也大量问世。

（3）同国外的合作出版有了良好的开端。1979～1987年，我国已同14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多家出版机构签订了360多项合作出版协议，计划合作出版700多种书刊画册，其中已有大型《我国》、《长征》画册等 100多种出版。同时， 我国还向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图书，从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图书，图书进出口每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4）图书发行体制开始进行改革。1982年开始对图书发行体制进行改革，目标是：在全国形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改革 5年，共发展集体、个体书店1万多处，个体书摊1.7万多个。同时在新华书店推行经销、寄销、试行承包、租赁，提倡书店和出版社联营，提倡出版社自办发行。有的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一半不必经过新华书店发行。

这一时期是我国出版史上卓有成效的时期。10年 出版各类图书35.7万种，总印数为574.41亿册(张)。图书出版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改革、开放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问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广大出版工作者正在积极探索。一个有我国特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出版体制，将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我国的出版业将为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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