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i-Tang-Wudaishi

隋唐五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主体唐诗更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成就的高峰。唐诗篇什繁富，仅据清代编纂的《全唐诗》录存的作品已达48900多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在这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诗坛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诗人的出现，给时代增添了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创作之繁荣，流派之众多，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各类诗歌体制的愈益齐备和全面定型，显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唐诗之所以取得这样高度成就，是在封建经济和政治进一步发展、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比较解放、艺术文化普遍高涨的影响与推动下，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地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

隋唐五代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的过程:隋及唐初，在梁、陈浮艳余风的影响下，诗歌面临着变革的关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准备阶段，到开元、天宝之际，唐诗进入全面繁荣的时期，这就是为后人所称的“盛唐之音”。安史乱后，社会生活矛盾日益激化，诗歌内容和艺术表现不断向纵深发展，到元和、长庆之际，唐诗又掀起第二次全面繁荣的 。晚唐到五代，其间虽也出现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诗人和一些独具特色的作者，但总的说来，诗风渐趋纤巧，诗人更高地在形式技巧方面下功夫，缺少前两个阶段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而日益走向衰落了。

隋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至此结束。隋朝诗人，一般是齐、周旧臣以及从南方的陈过来的。当时诗风，仍然受南朝后期的支配。《隋书·文学传序》指出：“时俗词藻，犹多淫丽。”然而，一些较有名望的作者如薛道衡、卢思道、虞世基、杨广等，也有少数刚健清新的作品，透 一点新的时代气息。同时，永明以来诗歌声韵格律的讲求，发展到这时，已接近成熟，诗歌体制的建设较前有了进步。象薛道衡的《豫章行》、卢思道的《从军行》，已粗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规模。杨广《江都宫乐歌》，形式上比庾信《乌夜啼》更接近唐代七律。而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音律调谐，更宛然是一首成熟了的唐人七绝。它们的产生，预示着由齐梁诗向唐诗转变的广阔前景。

唐兴四、五十年间，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则往往积重难返，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诗歌创作也还处在陈隋余光返照之下。号称“一代英主”的李世民，“而诗语殊无丈夫气”（王世贞《艺苑卮言》）。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才人学士如陈叔达、虞世南、杨师道、李义府之流，诗思也基本未越出宫廷贵族生活的狭窄范围，写的大都是应制颂圣、艳情唱酬之作，稍后，更发展出“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其时虽有个别作家能自拔于流风 俗之中，如魏徵《述怀》骨气劲拔，导陈子昂之先路；王绩意趣澹远，为王、孟的前驱；王梵志诗语言通俗，别开生面，开寒山、拾得诗的先河，且影响到宋代诗人如黄庭坚等。但他们有的作品不多，有的地位不高，不足以扭转整个风气。

大约在高宗麟德、乾封年间开始，诗歌创作的潮流发生了重要变化。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踏上诗坛，他们是一群地位不高而才名颇盛的年轻诗人，不满意于宫廷应制诗的空虚内容和呆板形式，热切要求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从而推动诗歌题材“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唐诗杂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代杨士弘把“四杰”定为唐诗“始音”，承认他们开启了一代新风。

将“四杰”的创新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的，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陈子昂。“四杰”的诗还没有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陈子昂则提倡“汉魏风骨”，主张继承建安、正始时期诗歌的现实内容和雄健风格，用以 和扫荡齐梁以来的浮靡 气，这样以复古为革新，从理论上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其文学主张，显示了创新的实绩。代表作如《感遇》、《登幽州台歌》等，指陈时事，深切著明，愤世忧生之情和当时流行的诗风迥然相异。绵延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梁陈诗影响，到他手里才得到廓清。所以韩愈指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但陈子昂在大力反对颓风的同时，对于南朝诗人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和吸取，因而其诗往往质朴有余，文采不足。胡震亨说：“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伙涉（谓秦末起义的陈涉）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唐音癸签》）这话是符合实际的。

与陈子昂约略同时而形成不同流派的，有经常出入武后掖廷的沈佺期、宋之问以及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是一批御用文人，所作多半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的篇什。在他们写的其他题材诗篇中，虽然也有一些历来为人们传诵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杜审言，风格遒上，气象开阔，颇为后人推重，但总的说来，其贡献主要还是在律体的完成方面。他们总结了齐梁以来对诗歌声律的种种探索，尤其是“四杰”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经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实现了五七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定型化，为以后的作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规范。从此，古近体各类诗才有了明确的界限，诗歌的体制更加丰富多样。正如胡应麟所说：“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诗薮》）其意义不容低估。

陈子昂的“复古”和沈宋的“变新”，从不同方面为唐诗兴盛作了贡献，下一阶段的诗人在这个已经准备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全面繁荣的 便展现在人们眼前。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曾经用“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来概括盛唐诗总的成就，说明盛唐诗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

这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逐渐发展着的社会矛盾，尚处在经济繁荣、国力富强、 稳定、文化高涨等现象的掩盖之下，给人以充满希望的感觉。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与广阔，开拓了诗人们的胸怀和诗歌的意境。许多著名诗人同时出现。高棅《唐诗品汇总序》说：“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此外，如张说、张九龄、张若虚、王翰、王湾、王之涣、崔颢、崔国辅、祖咏、刘眘虚等，虽艺术造诣的深浅、作品存留的多少不尽相同，但都能卓然名家，互不相掩。他们的诗歌，大都寓工力技巧于自然浑成之中，华美而不浓腻，精丽而不纤巧，雄健而不粗野，细致而不破碎，流利而不浮滑，清新而不僻涩，厚重而不呆板，沉着而不粘滞，兴象超妙，韵律谐和，表现了这个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

盛唐诗歌的内容异常丰富，在大量流传千古的名篇里，描写边塞战争和田园山水这两方面题材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个时期的诗人，往往有一段边地从军的生活经历，在他们笔底，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洋溢着激昂慷慨的时代精神。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的深度。这类诗人中，以高適、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他们的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采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绝句的形式。另一派以题咏山水景物和田园生活著称的代表诗人，则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把六朝以来的山水诗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中尤以王维的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够以画理通之于诗。湛深的艺术造诣，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标志着盛唐诗歌较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歌风格不同，但在艺术上同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不容有所轩轾。严羽《沧浪诗话》曾指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持论较为平允。

李白的名篇，多半成于安史之乱前，亦有一部分作于变乱发生后，其中有对黑暗政治的大胆揭露，有对叛乱势力的严厉斥责，有民生疾苦的反映，有侠士、商人、矿工、农夫、戍卒、女人等不同群体生活的描绘，有拯物济世的宏伟抱负的抒写，有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有爱情和友谊的讴唱，也有祖国大好河山的颂歌，从多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全盛向衰败转折期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心理。诗篇气势雄放，想象奇妙，语言清新自然而又瑰丽多采，有强烈的抒情气息，形成天马行空、飘逸不群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李白的诗歌主要是动乱酝酿时期的写照，杜甫的作品则为动乱时代的“诗史”。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揭开了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外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阶级的、民族的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象火山一样喷迸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藩镇割据、宦宫专权、朋党相争、边患频仍，经济的凋残衰敝和政治的动荡不宁，支配着唐代后半叶的历史，直至唐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灭亡。社会的剧变引起诗歌创作的重大变化，兴象超妙、声韵和美的诗歌意境，让渡于面向惨淡人生的沉吟悲慨。这一变化具体体现在杜甫的创作中，杜甫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对受迫害者寄予深挚的同情，成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善于把时事政治和个人身世遭遇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有生活场景的典型概括，又有主观情感的浓烈发抒，融理、事、情于一炉，包孕深闳，形成沈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创作经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为后来诗歌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万户千门、大途小径。

同时的元结，也曾经写过一些同恋人民疾苦的诗，词意深挚，为杜甫所激赏。元结选有《箧中集》，提倡为人生的质朴的诗风，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入选的作者有沈千运、孟云卿等7人，诗24首，全是短篇五古，没有一首律诗。内容多半为愤世嫉俗和抒写个人牢骚之作。在风骨与声律兼祟、古体和今体并重的盛唐诗坛上，他们这种“好古遗近”的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种特异的倾向，形成一个小小的流派。

杜甫之后，从代宗大历初至德宗贞元中的30年间，唐王朝处于大乱过后的衰落时期，诗坛上也很不景气。著名的诗人有刘长卿和以钱起、郎士元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多工五言律体，语言精致妥贴，韵度娴整秀润，诗风近似王维。但他们大半是权门清客，诗中有大量投献应酬和流连光景之作，内容浮浅，气象单弱。其中卢纶、李益有一部分色调苍凉、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尚可作为盛唐的嗣响。这时期比较杰出的诗人是韦应物，他的田园山水诗继陶渊明和王孟之后，“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乐府歌行则又接近杜甫、元结，“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白居易《与元九书》）。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诸家也各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成为从杜甫过渡到元、白、张、王之间的桥梁。

围绕着以顺宗永贞革新和宪宗元和削藩为标志的政治改革浪潮的兴起，积衰不振的唐王朝，曾经一度给人们以中兴的展望。与此同时，诗坛重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一派作家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在揭露现实的广泛性和批评时政的自觉性方面，继承杜甫而有所前进。张、王乐府精警凝炼，风格不同于元、白。元、白发展了叙事的技巧，剪裁集中，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新乐府》中就有不少首尾完整的叙事诗，长篇歌行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又分明可以看出传奇小说的影响。与元、白舒徐坦易诗风相对立的，则有以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为代表的另一诗派。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继承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标新立异，洗削凡近。韩气豪，孟思深，而皆能硬语盘空，精思独造。韩愈同时又是杰出的散文家，其诗有散文化的倾向，雄奇恣肆，挥斥自如，但有时不免矜才使学，斗险争奇，流于怪诞僻涩。这两者都对宋诗发生了重大影响。李贺的诗，在作意奇诡和思路峭刻方面接近韩孟，而旨趣幽深，色彩秾丽，又自与韩孟异趋，孕育了晚唐温李一派的作用。贾岛及其诗友姚合，则胎息于王孟及“大历十才子”摹写山水景物的短章，从其中吸取灵秀之气，加上字句的刻苦推敲，形成清奇僻苦的诗风。虽然格局狭小，也能自辟门庭，开宗立派。他如卢仝、刘叉等人，都以奇崛见长，各有名篇传世。两大诗派以外，卓然成家的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一部分写田园山水的五言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风格近似陶渊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而另一些政治抒情诗，则哀怨激越，富有楚骚意味。刘禹锡才力雄健，有“诗豪”之称。《竹枝词》诸首，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音调，成为后世文人学 民歌的范本；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往往在情景描绘中蕴含人生的哲理，对宋诗的讲求“理趣”有一定影响。“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这一时期诗坛上所呈现的创新精神，诗歌里所表现的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元和中兴”的势头消逝后，唐王朝衰亡的命运逐渐逼临。反映在诗篇里，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从文宗大和、开成到宣宗大中年间，杰出的诗人如杜牧、李商隐，诗作中充满伤时忧国的感喟，而哀怨深沉，给人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的没落感，毕竟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对诗歌艺术的技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工七言近体，律对精切，文词清丽，笔意宛转，情味隽永，开拓出声情流美、翰藻酭的胜境。二人中，杜诗俊爽，李诗深婉，各有千秋，而尤以李商隐的影响更大，成为唐代诗坛的殿军。由于时代唯美风尚的 染，其部分诗篇中存在着隶事过多，过于追求词藻精丽，文胜于质的情况，成为宋初西崑体的滥觞。同时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比较缺乏思想深度，格调不高，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其他如许浑、刘沧、薛能、马戴、赵嘏、张祜等人，体貌各殊，也各有佳篇秀句流传于世，而“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俞文豹《吹剑录》）。

懿宗咸通以后直至唐亡的半个世纪内，社会动乱不宁，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普遍衰退的趋势。这时期的作者大多是前代诗风的追随者。如唐彦谦、吴融、韩偓学温、李的华美；李频、方干、周朴、李洞学贾岛、姚合的清苦;司空图、项斯、任蕃、章孝标学张籍的雅正;于、曹邺、刘驾、聂夷中学元结、孟郊的简?牛黄と招荨⒙焦昝裳Ш牟┌拢欢跑骱住⒙抟⑽ぷг椎耐ㄋ椎鹊龋淙怀删透叩透饔胁煌欢耙廊俗骷浦蘸笕恕保艿乃道矗茨茉谝帐跎铣角叭擞兄卮笸黄啤Ｆ渲衅と招荨⒛粢闹小⒍跑骱字钊擞闷揭琢鞒┑挠镅孕吹囊徊糠址从趁裆部嗟钠乱约奥抟恼畏泶绦∈秃珎蟹呤笔碌钠呗桑颇┥缁岜渎伊粝铝苏媸档男凑铡?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混战，祸乱相继，社会情况是唐末的延续，诗坛也更加落寞，是唐诗的尾声。其中环境比较安定、文艺比较发达的南唐和西蜀，曲子词代替诗歌而兴盛起来。这个时期，没有出现著名的诗人。一时风气，以效法白居易和贾岛、姚合者为多。前者如黄滔等人，得白诗的浅易流畅，而遗其讽喻。后者如李中等人，有贾岛的苦涩风味，而峭深不及。两派诗风都曾延续到宋初。此外，张泌、和凝等也有才名，文词鲜妍，接近温、李。蜀国女诗人花蕊夫人的宫词，则从王建宫词化出，情景翔实真切，流传于世。

隋唐五代诗不仅发展成各种流派，还形成了多样化的体制。“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胡应麟《诗薮》）。宋以后的整个我国古典诗歌，都没有越出它的范围。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诗歌反映现实生活提供了充分的便利。“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刘熙载《艺概·诗概》）。前人多注意到各种诗体的不同表现功能，对它们的流衍变化也作了一番探索。

古体诗是隋唐以前就得到发展的诗歌样式，进入唐代，由于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律绝近体盛行，促使其发生新变。一般说来，唐人的古诗笔力驰骋，气象峥嵘，不仅用以抒写波澜起伏的感情，还用来叙事和议论。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汉魏古诗凝蓄醇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比较少见。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的影响，或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古诗的纯任自然。就演化过程而言，五言在隋及唐初犹承齐梁变体，到陈子昂手里，才确立了唐代诗歌中以五言古体质朴、真切地记叙时事、抒写怀抱的传统；经张九龄、李白等进一步发扬，到杜甫堂庑顿开，博大宏深，无施不可，产生出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的鸿篇巨制；韩、孟则更向“以文为诗”的方向发展，铺张益甚，拗折特深。七言在唐代一开始走的是歌行的路子，语言流丽，音调和谐，对仗灵活，抒情宛转，显示了乐府民歌的清新本色和诗体律化趋向的结合。初唐“四杰”引进南朝诗赋的排比手法，规模渐拓；盛唐高适、李颀运以气势，骨力增雄;到了中唐，元、白以故事入诗，委婉叙说，曲尽情致，又为诗歌表现生活开一新境；晚唐郑嵎《津阳门诗》、韦庄《秦妇吟》是其嗣响与高適、李颀同时，李白、岑参则破偶为奇，以纵肆的笔调、参差错落的句式写激荡跳动的感情；至杜甫、韩愈更以散文的句法、章法及材料入诗，音节上也尽量排除律句，形成奇崛拗峭的诗风。这种不入律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古诗，与精工整炼、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在中唐以后始终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并行而不废。

乐府是古体诗中特殊的一类。唐人乐府大多不合乐，或借旧题写新意，或立新题记新事，完全不受乐府古题的限制。大体上，杜甫以前一般是旧题新词，有不少杰出的作者，尤以李白成就为较高，《蜀道难》、《远别离》、《将进酒》、《梁甫吟》诸作，均能在保持乐府民歌朴挚风格的基础上，融入楚辞的要眇意境和六朝以来文人诗清新俊逸的气调，倜傥生姿，纵横多变。杜甫始着力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如《哀江头》、《悲陈陶》、“三吏三别”等，不仅彻底摆脱了旧调的拘束，还恢复和发展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为诗歌反映时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元、白、张、王更予以发扬光大，他们的乐府诗取材于社会病态的各个方面，有类于后来的报告文学;某些篇章议论激切，近乎政治杂感;明白通俗的语言和“三、三、七”句式的配合使用，又可以看出民间讲唱文学的影响。同时的李贺则喜欢立新题以咏古刺今，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公莫舞歌》、《秦王饮酒》之类，覃思要眇，恢诡奇谲，在唐人乐府中别是一体。

五七言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由于它篇幅适中，律法整严，音韵调协，和婉动听，得到人们广泛的应用。五言律诗在唐初已有少量完篇，如王绩《野望》;“四杰”的大量创作，更为这一诗体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到沈、宋，终于实现了体制的规范化。七言律诗兴起较晚，沈、宋和杜审言始有成篇，至盛唐，作者有王维、李颀、高适、岑参、贾至、崔颢、祖咏等人，其中虽有高华秀朗的名篇，但绝大部分都是应制赠酬、登临游览之作，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杜甫开拓了律诗的境界，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格律之中，特别是他的后期，大量创作七律，浑灏流转的气势，动荡开阖的笔意，抒身世飘零之感，发忧时念乱之情，并写出了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大型组诗，把这一诗体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一些拗体七律，如《崔氏东山草堂》、《白帝城较高楼》等，从音节和意境上为律诗别开了生面。杜甫以后，五七言律平行发展，如“大历十才子”及贾岛、姚合、许浑、赵嘏等，都以律体名家。他们或致力于锤字炼句，把五律的形式琢磨得更加工致妥贴；或刻意以声调波峭取胜，发展了拗体七律。晚唐李商隐的七律，深得杜诗神理，虽笔力雄健稍逊，而思绪深密、格律精纯，则又过之，通过双声、叠韵等联绵词的运用，多种多样的工巧对仗，把七律的音调美和语言技巧，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境地。

律诗中又有排律，因篇幅加长，拘限益甚，多数作者往往铺排典实，堆砌词藻，用于投献应酬，少有佳作。杜甫的一部分五言排律，写重大题材，属对工切而气脉流动，情意真切，和他的其他各体诗同样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后来的元、白、皮、陆虽也写了不少长篇排律，但不免逞博矜奥，往往以夸多斗靡为能事。

绝句本自民歌小调化出，唐人用以和乐歌唱，实际上是唐代的乐府诗，流传最为广泛。创作之盛，终唐之世未曾衰歇。盛唐以前的绝句兴象玲珑，语意浑成，情景单纯而韵味悠长，饶有民歌风致，李白、王维、王昌龄诸家最为擅场。中晚唐绝句则以含思婉转、笔意曲折见长，杜牧、李商隐是其代表。王世贞论唐人绝句，谓“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艺苑卮言》)，就是指此而言的。此外，杜甫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对宋代诗人有直接影响;刘禹锡、白居易仿民歌作《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诸词，咏写风土人情，以风趣活泼为主，其音调也往往于拗中取峭，又为绝句平添一格。

隋唐五代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鲁迅《给杨霁云信》）的话，虽不必理解得太拘泥，而后世诗人一直把唐诗奉为古典诗歌的典范，多方面学 唐诗的成果，则确是事实。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也多从唐诗中吸取养料。从唐代起直到今天，对唐诗的编选、辑录、笺注、品评和研究，未曾间继。

历代汇编、选录隋唐五代诗的总集，目前留存有好几百种。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录《全隋诗》4卷，作者90余人，诗450多首。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隋诗》10卷，较丁辑为精审。全面收辑唐诗的有明胡震亨《唐音统签》1033卷，清初季振宜《唐诗》770卷，康熙年间彭定求等据以编成《全唐诗》 900卷。后来日本上毛河世宁、今人王重民、孙望等又有补辑。汇编五代诗的，则有清李嗣元《全五代诗》90卷，凡进入五代的作家均予收录，其中一部分与《全唐诗》重复。

唐诗的选集在唐代即已出现。今有《唐人选唐诗(十种)》，大多是代表唐诗发展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流派的选本。如佚名的《搜玉小集》选“四杰”至沈宋等诗作，反映了“初唐体”的风貌。芮挺章《国秀集》选初盛唐之间的篇什，亦以“风流婉丽”（楼颖《国秀集序》）相推。殷璠《河岳英灵集》明揭“声律”与“风骨”兼备的宗旨，体现典型的盛唐诗风。《箧中集》标示“雅正”的主张，显示元结一派的趣尚。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鼓吹“理致清新”，实以“大历十才子”为楷模;姚合《极玄集》与之同调。至五代韦縠《才调集》，虽选录较广，重点仍在温李一派词藻秾艳之作，可以看出其取法晚唐的用意。

宋以后选本情况更复杂。李昉等《文苑英华》是诗文合编的大型选集，保存了大量的唐诗资料。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门庭宽广，但去取标准，难以窥寻。郭茂倩《乐府诗集》里有过半数篇章是唐人乐府。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对绝句一体辑录详备。元好问《唐诗鼓吹》专收七律，多声调宏壮、感慨苍凉之作。方回的《瀛奎律髓》则又用江西诗派的手眼来选评唐、宋两代的律诗，以生涩瘦硬者为胜境。略盛唐，详中晚唐，这是宋元时期选本的共同倾向。 　　至元末杨士弘选《唐音》，始标举盛唐诗为唐代正声。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大加发展，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又列有“正始”、“正宗”、“接武”、“正变”、“余响”等名目，从编次中反映出诗歌的流变，对后世研究唐诗者有所启发。

李攀龙的《唐诗选》，代表明中叶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想；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唐诗归》，反映晚明竟陵派幽深孤峭的论诗旨趣；清初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则从“神韵说”出发独尊王孟;乾隆间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又在“格调论”指导下祟奉李(白)杜（甫），以上所述，都是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

总集以外，历代研究隋唐五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资料，散见于有关的史书、唐宋人笔记、宋以来诗话以及各家文集的极为丰富。

专著方面，偏重于事迹考证的，以唐代孟棨《本事诗》为最早;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叙事简略，著录诗人达1150家。偏重于诗歌品评的，有南宋敖陶孙《臞翁诗评》、刘辰翁《七家诗评》、明代王世贞《全唐诗说》等；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则合品评与传记为一体，给 278位唐代诗人写了评传，成为研究唐诗的重要典籍。综论唐诗流变的，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作了划分诗派的初步尝试，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确立了初、盛、中、晚基本分期的雏形，明代胡应麟《诗薮》对各体诗的流衍变化加以系统的探讨，而胡震亨《唐音癸签》则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唐诗的源委、因革、体别、法式、评汇、诂笺、事考、集录等问题展开全面论述，为建立“唐诗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专论五代诗的，有王士禛草创而经郑方坤补成的《五代诗话》，收辑有关五代十国400名作者的材料1200余条。

今人的研究专著，则有 《唐诗杂论》、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万曼《唐诗叙录》、任半塘《唐声诗》等。

参考书目

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

杨启高：《唐代诗学》，正中书局，南京，1935。

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9。

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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