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ongzhou tongqi

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爵、斝、觯、觚、角、觥、尊、彝、卣等均被淘汰；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鼎和均成组使用。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 除东周王室外，吴、越、徐、楚、 江、黄、单、、鄀、邓、蔡、许、 陈、宋、曾、滕、 曹、薛、邾、邿、杞、纪、铸、齐、鲁、 郑、卫、虞、虢、稣、晋、赵、魏、韩、郾、代、中山等几十个国家都有铜器流传至今。

由于诸侯的割据和新旧势力的斗争，东周时代各地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极不平衡，加以生活条件和民俗 惯的差异，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特点。青铜礼器大致可分为5区:以三晋为主的中原地区；以齐鲁为主的山东地区；以燕代为主的北方地区；以楚国为主的南方地区和以秦国为主的关中地区。以鼎的形制为例，中原地区的东周铜鼎，一般为圆腹、附耳、兽蹄足，覆钵形盖，顶有三钮，年代早的深腹高足，晚的浅腹矮足。山东地区的铜鼎与之相近，唯盖多平顶。北方地区鼎腿细长。秦国铜鼎腹浅足肥，制作粗劣。楚国铜鼎形制繁多，均为高脚。总的看来，地方特点都比较明显，尤以秦楚两国更为突出。东周铜器的分期，由于各地出土资料多寡不同，研究工作也不平衡。中原、楚国、秦国等铜器出土资料较多，关于它们的分期，均有专文研究。其他两个地区则有待今后解决。以中原地区东周铜器为例，大致可分作春秋(前770～前476)与战国（前475～前221）两大阶段，每一个阶段内，又可分作早、中、晚 3期。

东周铜器种类很多，就礼器而言，按用途可分作蒸饪器：鼎、鬲、甗;盛食器：、、簠、豆、敦;酒器：罍、盉、壶、舟;水器:盆、鉴、盘、匜等。鼎又可分专为蒸饪的镬鼎，供席间陈设牲肉的升鼎及备加餐的羞鼎。当时贵族举行宴飨时用鼎之数有一定制度，按主人地位而定。地位较高的用大牢九鼎，其次是七鼎或五鼎，较低三鼎。用则须根据鼎数配备，一般是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这种制度出现于西周，东周时代虽继续沿用，但各级贵族皆恶其束缚自己而竞相僭越，这反映出维护贵族统治制度的周礼，正在逐步走向崩坏。

东周时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有编钟、编镈和于，也有铙、铎，但为数很少。钟分甬钟、钮钟两钟，皆递次减小，各自成组，每组为9件至14件不等。在新郑彝器中有甬钟两组各9件，铜镈4件。汲县山彪镇1号墓出土钮钟14件。近些年来南方出土乐器较多，保存也较好，如寿县蔡侯墓、信阳长台关楚墓、随州曾侯乙墓都出土了成组的甬钟、钮钟和铜镈。山东地区主要出土于，但也曾出土过几组编钟。信阳楚墓钮钟和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的测试表明，当时的青铜乐器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且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见商周乐器）。

生活中的青铜用具，最能反映当时工艺水平的是带钩和铜镜。带钩的形式有琵琶形、兽形、棒形等多种。带钩既是服具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其制作有鎏金错银、镶珠嵌玉等金属细工，有些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战国时期制镜工艺以楚国最为发达。北方战国墓很少有以镜随葬的，南方楚墓出铜镜的较多。早期铜镜作桥形钮，窄平边缘，一般多饰蟠螭纹，钮座外缘有一道贝纹带。中期铜镜作三弦钮，花纹分为地纹和主纹两层，以羽纹或蟠螭纹作地纹，衬托山字、花叶和凤鸟等纹。晚期铜镜多以云雷纹为地纹，其上饰蟠联纹或蟠螭纹。洛阳金村古墓出土一面铜镜，背面饰一金银错骑马持剑武士，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东周时代的青铜车器和马饰种类也很多，诸如车軎、车辖、盖弓肘、盖弓帽、铰链管和辕、衡、、轭、銮等车上的装饰， 以及铃、衔、镳、当卢、 节约等马饰。其中有些工艺甚精，象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1号墓出土的兽首辕饰，头颈耳目均为错金，并用银丝作出卷毛，姿态生动，技艺精湛。

东周时代的青铜兵器主要为各国武库控制的作坊制造，有戈、矛、殳、戟、剑、镞等， 已经发明应用。戈一般作长胡三穿或四穿，并以柲之长短分为车戈与徒戈，如长沙浏城桥1号墓所出的戈，一种柲长3.1米，当为战车上所用之戈；另一种柲长1.4米，可能是步兵用的徒戈。戟是勾刺两用的兵器，西周铜戟为刺与援合铸，东周时代改用矛和戈两种兵器组成。铜剑盛行于东周，形式多样，著名的如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见江陵楚墓）等，制作精致，锋刃锐利，是东周兵器中的精品。青铜工具种类不多，只发现有锛、凿、刀、削等。

从各地出土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之耳、足、环等附件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叶以后，还出现了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象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铜鼓座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

东周铜器花纹较前有很大变化。商代和西周铜器上的兽面、饕餮等繁缛纹样已被淘汰，代之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与图像纹等。动物纹中有窃曲、蟠螭、蟠虺和贝纹；几何纹中有环带、重环、云雷纹等;图像纹主要描绘当时人的生活，如采桑、射猎、宴饮及水陆攻战等。有些花纹成网状四方连续，说明当时已经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比过去全部雕刻范模的工艺进了一大步。其他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兴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其中细线平雕工艺尤为出色，如辉县赵固东周墓出土的宴乐纹鉴，通体雕出细如发丝的各种图案，即为此种工艺的代表作。

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如秦公，晋公，齐侯钟，中山王鼎、壶等铭文长达数百字者，极为罕见。从铭文字体观察，中原晋、卫、郑、虢诸国的字体端方劲美；秦国字体工整效古;吴、楚字体修长秀丽，有时书成鸟篆。总的说来，铸有铭文的铜器日益减少，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战国晚期铜器的铭刻，则多为物勒工名。

东周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和工艺技术虽有很大的发展和成就，但由于冶铁术的发生和普及（见东周铁器），我国的青铜时代终于为早期铁器时代所取代。（见彩图）

参考书目

郭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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