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jingjishi

[外文]：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我国自远古至1949年我国建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距今约170万年前，已有原始人类在我国土地上劳动、生息。约 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我国建立以来，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6000余处。据已发掘资料，在8000～7000年前和7000～6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地区的原始农业（见我国原始农业）已分别进入熟荒耕作。在云南、 、两广和台湾，也发现4000年前左右的发展了的原始农业遗址。蒙新高原和东北地区，曾有以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遗迹，后来发展为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在发达的原始农业中，黍、粟、豆、稻、麦和 、桑已是主要种植物，马、牛、羊、猪、狗、鸡已是主要家畜。我国青铜器的使用较早（见我国的青铜生产工具），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同时，这些地区的氏族公社逐渐趋于解体，产生阶级分化。大约自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就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约在公元前13～前11世纪，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我国史籍丰富：自甲骨、金文的有关记载，经历代《食货》等志，已形成一经济史体系。地方志尚存8000余种，为别国罕见。历代文集、笔记、碑刻、档案、文契等，浩若烟海。治经济史者大都以1840年 战争以前为古代史，这以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史。又以我国封建社会甚长，经济演变错综复杂，多是按断代史传统进行研究，以求专精。

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代，已是发达的奴隶社会。商直接统治地区大体属黄河冲积平原，土质较松，气温雨量适中，农业发达；考古发掘有专建粮窖，又颇有余粮酿酒。手工业中，青铜工艺已臻纯熟，并出现釉陶。商“作大邑”，殷都（今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范围达24平方公里。

至西周，农业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地区由熟荒耕作转向休闲耕作。农具仍以木石为主，但已大量使用青铜。春秋以降，随着铁器和畜力的推广，逐渐进入铁犁牛耕的传统农业（见我国传统农业）。连作制有了较大发展，并根据不同的土质施用不同的肥料和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冶铁技术迅速发展，春秋晚期即制成生铁，战国时出现可锻铸铁，早于西方十数世纪。因此，手工业在战国时有较大发展，范铸工具已较普遍，并已使用铁范。陶器、皮革、丝麻纺织、漆器等制作规范化。已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兼用黄金作货币，出现交通王侯的富商大贾。学派迭兴，科学文化极一时之盛。

西周至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经济大变动时期，其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革新密切相关。而我国史学界对于这一变革的历程有不同看法。范文澜（1893～1969）、翦伯赞（1894～1968）等认为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郭生（1892～1978）、白寿彝（1909～　 ）等则认为西周仍属奴隶制，封建社会自战国开始。此外，尚有别种论点。部分经济史学者以为周初分封土地予诸侯、采邑主，对劳动者沿用村社遗存的井田制形式，输纳劳役地租，大体是一种封建领主制经济。春秋以降，各国先后改革田制和税制，至秦国商鞅变法（前359，一说前356），允许土地买卖，遂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制经济。亦有不同意我国曾存在领主制经济者，但对长期的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一般视为我国封建经济的特征。

战国时诸侯即行军功赏田。秦更为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统一六国后，令黔首自实田，使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汉兴，军士计功分田，并行以名占田之制。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在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农制之外，扶植和发展了大量自耕农，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从此，以个体家庭劳动经营农业，取代了原始的“千耦其耘”，成为有效的农业劳动方式。汉初开关梁山泽之禁，轻田赋，以及抑大贾、徙豪族等措施，都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秦汉时期不断开发边疆，屯田垦荒，大兴水利，扩大耕地。秦统一衡量、币制，修通国大道，汉行均输平准，稳定市场，开展民族贸易和国际贸易。这样，在汉兴20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到一个历史的高峰，在籍户口增到6000万左右。

汉代耕犁制造不断改进，并改良驾辕，由二牛三人逐步向一牛一人过渡，兼用耧车，犁耕技术显著进步。农艺学方面，创垄、甽轮换的代田法，在一些地方可提高产量1/3。穗选种和施肥都有改进，亩产量达古代相当高的水平。作物以粟为主，但麦稻的种植有较大发展，东汉已有移栽水稻记载。不过，当时发展主要在黄河流域，南方尚处于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更处于落后状态。

汉代手工业的发展以冶炼、丝织最显著。铁的冶、铸、柔化技术均有提高，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工具。用百炼法（锻打淬火）和炒钢法制成硬度不同的钢，东汉并见用铸铁脱碳成钢的迹象。丝织日趋精湛，结构复杂的提花织机出现于西汉，至东汉已定型化。丝织品沿“丝绸之路”远销西亚、欧洲。广泛使用漆器，并造成精致的器。东汉时出现了成熟的青瓷，我国瓷器进入辉煌的历史时代。东汉并创成较完整的造纸技术。流通方面，西汉屡行抑商，专卖盐铁，而商旅渐盛。五铢钱的行使，商民称便。城市颇有发展，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之外有五大都市，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口可达50万。

秦汉经济的发展，除官手工业外，主要是建立在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上的。 政策亦在稳定小生产，因是租税所出。但汉官爵渐成世袭，皇室、功臣、外戚封侯者即形成 百个世族。汉制，公卿太守自辟吏曹，又渐演成门生、故吏制度，形成阀阅。地方豪强兴起，依靠家族制度，揽收宾客、子弟，广置僮奴，以至建立家兵。世族、豪强以及富商大贾购买、兼并土地，自耕农遭破坏，而大土地所有制日盛。西汉武帝时即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法，新莽、东汉光武拟“分田”“度田”已不能行。贫民慑于权势，困于租役，乃投充有力者为徒附。东汉战乱，投充尤多，依附农制日盛。汉末军阀混战，有势者更组织部曲，建立坞壁，实行武装割据。割据地内形成自给经济。劳动者主要是依附农和僮奴。

这是我国历史上分裂最久、动乱最多的时代。先是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继有永嘉之乱（311）和十六国纷争，北魏末再度战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损失 1/3以上。不过，在曹魏、西晋、北魏统一北方、政局比较稳定时期，农业曾有不同程度恢复，水利兴修，农业技术有所增进，并出现洛阳、邺（今河北临漳）等都市的繁荣。在十六国纷争中，辽西、河西、关中等地由于避乱移民聚集而得到开发，并使中原生产技术传播于鲜卑、氐、羌民族，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其中拓跋氏以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迅即由末期原始社会和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北方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畜牧业有所发展，民族贸易和国际贸易始终不衰。不过整个看来，这时期北方农业极不稳定，产量低于汉代水平。

南方情况不同。三国时东吴对江南经营颇力。永嘉之乱北人南迁不下70万人，以及前后移民，劳动力增加，乃得修筑渠、堰、陂、塘、海堤，整治洼泽，并传播中原技术，推广牛耕、粪田，改变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南方种植以稻为主，于时并推行麦、豆、桑蚕，从巴蜀引进茶。不过，这时江南尚属初步开发，主要在荆、扬两州，东南和岭南尚属边陲。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迟滞固是长期战乱所致，也与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农制的发展相关。曹魏的屯田有抑豪强作用，但其屯田客（兵）无人身自由。西晋的占田法有利于自耕农，但对官僚荫庇田客、衣食客之数量限制未能执行。十六国纷争中，对俘虏、征服民和移民的奴役加强，形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局面，扩大了强宗大族势力。北魏行均田制，较有利于小生产者，但因婢仆、耕牛分田，并无损于大土地所有制。在南方，一向是世族地主当政，荫庇客盛行。东晋以来，封山占泽，豪强嚣张。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寺院土地所有制，劳动者也属依附农。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农制往往形成一些封闭的单位，阻塞流通。农业生产关系的这种情况，加上赋税苛重，必然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生产力毕竟是最活泼的因素。如果不是从量上而是从质上考察，这期间社会生产力仍颇有进步。水磨、水碓、水排的利用大为推广，并出现为人加工的水碓专业。北齐时发明我国特有的灌钢法，可制高碳优质钢。曹魏、西晋时织机均有改进，可以节约劳动力。绢帛普及民间，绫锦则向高精发展。瓷器已及于日用器皿。北方所出造型浑厚，北齐时出现白瓷；南方青瓷细致，自成系统。科学亦有进步，数学有杰出成就。

隋统一南北方，宽徭役、行均田，稍抑豪强，经济恢复颇快，二三十年而仓储丰实。唐初推行均田较力，而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力役“无事则收庸”，有所减轻。贞观、开元之治，国誉日隆，文化昌盛。惟安史之乱（755～763）后，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遭破坏，大土地所有制和庄田日益发展。不过，唐之庄田已逐渐分租，小生产仍占优势。

隋唐都重视水利建设，并自黄河流域渐转至淮河和江南，又遍及今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区，规模空前。隋凿通济、永济、江南等渠，使南北大运河连成网络，为利百世。唐代出现曲辕犁，部件完备，并加犁槃，轻巧灵便，一牛一人的犁耕体制至此定型。水轮的利用普遍化。农艺学亦有进步，中原已有两年三熟制。粟仍是北方主粮，但渐推广小麦，关中并沿郑伯渠推广水稻。

中唐以来，经济日趋活跃，很大部分是得力于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长江下游气候温和，无霜期达240～300天，全年可生长作物。惟多红壤、洼地、沼泽，赖人工整治。贞观至天宝初，淮南、江南东、江南西、山南东四道人户增加了三倍。这四道兴修水利工程近百起，排捞治泽，颇辟湖田。种稻已用移栽法，并推广两季作物。桑蚕发展较快，利用剪枝促成矮株和密植。桑、茶均趋园艺化。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制定实以江南农业模式为据。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原则虽未能贯彻，但有利于解放小农人丁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隋唐手工业的发展以丝织、瓷器、造船较为显著，而矿冶无多成就。丝织品以绚丽多采著称，相应发展了印染业，织造技术传播于国外。白瓷已通行，邢州产尤多，与青瓷媲美，有“邢瓷类银，越瓷类玉”之称。海船大者长60余米，载六七百人，货万斛，海上誉称“唐舶”。中唐以后，贩运贸易发达，出现邸店、柜坊（保管）、飞钱（汇兑）行业。唐采取对外开放政策，西陆外商云集长安；海上贸易亦盛，航线由印度半岛延长至波斯湾，东往日本，广州成为较大港口。

唐末方镇之乱，继成五代纷争，中原经济残破，仅后周有所恢复。但南方经济仍有发展。吴越、南唐颇重水利，稻谷、丝茶均有增产，商贾尤盛，并沟通南北。楚、南汉立国时间较长，岭南地区得到初步开发。蜀自隋唐以来一直比较稳定，经济文化一时称盛。云南南诏、 吐蕃，尚停留在奴隶社会，但与唐来往较多，经济均有进步。

中唐以来经济发展的各种趋势到宋代加速了，促进我国封建经济进入成熟期。11世纪时，我国在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上都居于世界先进地位。

北宋未能统一全我国，但据有农业资源丰富的长江流域和正在开发中的珠江流域，这是封建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的自然基础。宋加强 ，抑制地方势力。鼓励垦田，开国至元丰耕地约增加50％。兴修黄河、汴河并江南水利工程万余起，治洼地为圩田。改进犁镵、犁刀，推行龙骨车，以适水田，并调剂人力畜力。仁宗时推广一种早熟稻，即后通行之秈稻，能抗旱。加以农艺学进步，复种更见推广。两浙、江南东西路亩产谷三石已较普遍，太湖流域有高达六七石者。桑已采用嫁接、施肥技术，产量增加。苎麻逐渐取代 ，亩产可增一倍。茶有较大发展，并已推行种植甘蔗、棉花和果木。这就使得农业向高度集约化发展，并因推广经济作物，已略见专业分工。由于食物问题解决得较好，人口呈持续性增长，至北宋末，连同北方各国，达一亿以上，形成历史上第二个高峰。

宋尝检括民田为官庄，以及职田、仓田、学田、族田等皆占有大量土地，官私大土地所有制仍占颇大比重。但这时，无论官庄或私庄，多已分租给佃户，由个体家庭劳动经营。分成租制是我国地主制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典型形式。北宋时分成租制普遍确立，佃农列为国家编户，而依附农制式微，标志着我国封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北宋的佃农，与田主仍具有主客关系，居于属下地位，但除夔州（今四川奉节一带）等新辟路外，他们已有一定的迁徙、择业自由。地租形式也开始进化，大体仍是对半分成，而两浙路已有定额租制，有些官田并已折交货币。分成租制是以个体劳动生产率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它和当时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又有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南宋国土不及北宋的 2/3，而粮食仍能维持广大人口所需，经济作物并有增长。不过，南宋官庄和大土地所有制又有发展，土地兼并加剧，侵犯自耕农，赋税亦加重，成为不利因素。

宋仍重视官手工业，但渐行雇募制，又较之前朝颇放手民营，是以手工业空前发达。用铁是工业发展的标志。唐年课铁200余万斤，宋课铁达800余万斤，近人估算，有谓北宋元丰间年产铁达12.5万吨者。采煤也在宋代发展，并推行用煤冶铁，创风扇鼓风法。又发明胆水浸铜技术，增进铜产。造船业有重大进步，用多层板、升降舵，尤其是水密隔舱的创造，早于西方10个世纪；改进船体设计，形成闻名海上的福船体制。水力引用立轮，较前此卧轮效率增高；宋末，有大型水转连磨和水轮推动的32锭大纺车。传统工艺，如丝织，不仅在高级产品上精益求精，并在平织、纹织上创造坚实耐用的绸、缎，成为后来丝织工业的大宗。宋后期织机已专用化，提高效率，并有专业机户出现。瓷器，除官窑墨守定制外，民间则出现百家争艳局面，名窑辈出，形成各具特色的瓷系。至于 、指南针、活版印刷三大发明，更世所共知，影响深远。

宋商业有新的发展。城市商业已突破秦汉以来的坊市制，东南一带并出现由商业兴起的大城市。农村墟集、草市和贩运贸易的发展尤速，由此产生了县以下的市镇经济（见我国古代市镇经济）。铸币大量增加，开始应用纸币。北宋商税已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神宗时有866 个商税务设于市镇一级。这时流通中的商品还主要是农村剩余的产品，商业的发达给封建经济带来了活力。王安石诸新法的制定就是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条件的，它又有抑制豪强、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宋代的海外贸易，不仅规模超过前代，亦较明及清前期为盛。

这时期，北方在辽、金统治下生产停滞，经济遭到破坏。唯华北农业生产的停滞似属长期性周期，亦可能与中唐以来气候的变化和生态循环有关。但在北方，在民族和文化融合上又是我国历史的一个进步，一如南北朝故事。蒙古族以草原氏族部落，在辽、金时代接受中原文化，进入阶级社会，乃至能入主中华，建立地跨欧亚的元帝国。

元建国前，连年战争，生产破坏，人口剧减。但忽必烈用汉法后，经济逐渐恢复。就生产力说，元代颇有建树。如中耕农具和水力器械的改进，南北大运河的全面改造，北洋海运线的开辟等；天文学、地理学的成就闻名于世。又国土辽阔，中原技术传播边疆，城市经济续有发展。但中叶以后，又趋停滞，以至衰退。其农业的衰退实受生产关系影响。诸王、贵族括田过多，赋税过重，先是导入奴隶制，俘民为“驱口”；继而依附农制再兴，农民被迫投充；以至随田买卖佃客又有回潮。这些都损害了生产。手工业方面情况较好，尤以棉麻纺织有较大进步，因全属民营，束缚较少。商业方面，虽有色目人、斡脱之垄断，仍增长不息，国际贸易空前扩大。这是因为我国封建经济已臻成熟，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向了。

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在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上有所调整，生产力有进一步的发展。

明清都很重视垦田。除着力经营长江中游和珠江流域外，并向中西部丘陵地带发展；又大量向四川移民，开发云南、贵州、台湾，开始放垦东北。明初至清中叶，全国耕地约增50％，估计达12亿亩左右。生产工具，两代都少创造。水利多由地主、农户自营，无复唐宋规模。但农艺学有长足进展，选种、深耕、早播、密植、田间管理等都有改进，尤以制肥、施肥技术和推广复种最有成效。这就在传统农业中，达到了精耕细作的高水平。南方两熟制由江浙向长江上游发展，岭南已见三熟。北方自晚唐起农事荒衰，到明后期及清有所恢复，并推广井灌，三年四熟和两年三熟也渐普遍。江南一带两季亩产量较之宋代又有提高。

明清推广小麦，而种稻区有北伸之势。宋元之际发展的高粱，至清已在北方部分取代了粟。明后期引进玉米、番薯，清大量推广。三者皆高产作物，并分别有耐寒、抗旱、适应砂地山区等特点。同时，经济作物迅增。棉的推广为明代农业大事，清续有发展，道光时年产近1千万担。甘蔗原植闽广，清代广种于四川、台湾。烟在明后期引进，清推广于各省。植棉的经济效益虽非甚高，但使用价值很大；蔗、烟则收益为各种作物之冠。花生是明后期引进，清推广于北方。东北大豆亦开始发展，并运销江南。余如蓝靛、红花、药材、果木等均有发展。这就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我国农业结构，扩大民食，增进农家收益，并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唯畜牧业和林业少有进展。

随着农业效果的增进，人口不断增长。乾隆前期人口已达2亿，末期超过3亿，道光时达到4亿，形成历史上第三个高峰。

明清农业的发展是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分不开的。明清官田的比重都较小。两代开国时都实行听民垦荒即为己业的政策，自耕农大增，约达农户之半。其后土地兼并，大土地所有制日兴。唯明代尚多世族地主，清之缙绅地主已无世袭官爵，后期并以庶民地主为多。明代地主尚有僮仆经营，至清则普遍分租。至此，除个别地方和少数民族地区外，依附农制基本消失。租佃关系也有变化。明初在刑律上废除佃户的低等级地位，与田主长幼相称；到清代，佃农已有基本人身自由。并且，至清中叶，已是定额租为主，这种佃农有了经营的自 。又因明末以来押租制和南方永佃制的流行，农民的佃权比较有保障，可以投资改良土地。嘉庆时，货币地租已占有一定比重。这时农村雇工也大多有了人身自由，立有文契、定有主仆名分的已经很少。

明初曾建立庞大的官手工业系统，但后期匠籍制度废弛，丝织、瓷器等已交民营加工。清代除军工外，官手工业已甚小，并逐渐开放矿禁，招商承采。所以明清手工业在种类、数量、工艺学上都颇有发展。传统手工业如丝织、瓷器、造纸等，不仅力求精湛，而且向普及、耐用和多品种发展，并扩大原料来源，利用分工协作，降低成本。冶锻、金属加工等业，则主要是加大生产规模，缩短工艺流程，增加产量。采掘工业中，以煤矿的兴起和云南铜矿的开发较为重要。新兴手工业如制糖、制烟、榨油、木材等，都有一定规模。而最重要的是棉纺织的崛兴和推广，棉布取代丝麻成为人民衣被的主要材料，至道光间，估计年产近6亿匹，并有半数为商品布。但全部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罕见专业机户。

我国地主制经济突破了领主制经济的僵化模式，有较大的适应性；分租制下的佃农也比庄园制下领份地的农民有较多的自由。因而，它可通过调整，容纳较高的生产力，使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另方面，它又能容纳一定的商品经济；从上述农业和手工业的演变可以看出，它们都是朝着商品生产的方向发展的。明清商业，也逐渐超越了传统商业以土特产和奢侈品供应城市消费者为主的格局，而日益发展了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特别是余粮区和经济作物区的交换。市镇经济有较快发展，各级市场连成一气。明后期已形成徽商、山陕商等大商人资本，清代又有广帮、宁波帮等大商帮，其资本常达百万两以至千万两。商人会馆、公所林立；票号、钱庄等信用制度亦趋完备。

商品经济的发展，终必导致资本。明后期起，即逐渐有了以工场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萌芽（见我国资本萌芽），清前期续有发展。但它并未能动摇我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非常坚固，而这时流通中的商品仍是以这种结合的产品为主（粮和布即占70％）。另方面，我国地主和商人一向关系密切，并有官商传统，就是明清出现的大商帮，也不少据有皇家特权。土地买卖自由，商人也买地成为地主，形成地主、商人、 者“ ”的局面。这就使得封建经济在成熟之后，能吸收一定的商品经济而不致动摇封建剥削的根基，反而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明和清前期经济虽有发展，却始终未超过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范畴。整个这一时期，甚少发明创造，生产工具基本沿袭旧制。而17世纪以后，西方科技则大有进步。当时已有西方科技传入我国，但除天文、数学外，生产上无能为用。19世纪以来，以蒸汽动力为中心的新式器械已可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当时我国尚称富强，也有一定社会积累，但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不能引进以实现技术革新。明清两代都常行禁海，以至演成闭关自守；这固然多出于政治原因，实际上则起着保卫古老的封建经济的作用。

1840年 战争，英国打开了我国的门户；以后资本列强又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强迫我国订立了50多个不平等条约和协议等。我国经济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的入侵。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列强取得了协定我国关税和掌握海关行政的特权（见外国在华经济特权）。外国洋行和银行垄断了全部进出口经营和外汇结算。19世纪60年代后期起，我国由出超变为长期入超；70年代起，我国完全丧失市场主动权，进出口价格均决定于国外。洋行豢养了大批买办，并借内河航行和子口税等特权，建立了从通商口岸到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网。进口以制成品为主，出口以原料品为主；贸易对象则以各国在华势力的消长为转移。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这种殖民地型的外贸格局就已经完成了。

随商品侵略而来的是资本入侵。 战争后，列强在我国设立了一些航运、船舶修造、出口品加工等企业。甲午战争后，列强正式取得在华设厂权，随之掀起了一个掠夺我国铁路权和采矿权的浪潮（见帝国主义对我国路矿利权的争夺战）。同时，它们趁清 无力偿付战争赔款的机会，竞向我国贷放借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又向我国勒索了一笔空前巨大的赔款，加计利息，成为我国较大的一项外债。这时西方资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重要侵略手段。到1930年，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达34.9亿美元。其中金融业约 3.2亿美元，每个列强都有它在华的代理银行，并组成国际银行团，作为资本侵略的枢纽；运输业（包括铁路借款）7.6亿余美元，它控制着80％左右的我国铁路营运里程和50％左右的国内轮船吨位；工矿业5.8亿余美元，集中于棉纺、卷烟、煤矿、电力等，并在这些部门建立了垄断势力;政治性外债7.1亿余美元，它控制着我国的财政，乃至有左右政局的力量。

外国资本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表明我国经济已失掉自主，变成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了。1930年日本占领东北，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在我国国土上，辽阔的东北和早被日本割取的台湾，已不是半殖民地，而是完全的殖民地经济了。不计东北，外国资本仍在增长，1936年投资总额约达42.9亿美元。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是本国资本的兴起。在外国资本侵略的 下，19世纪60年代起，清 的洋务派官僚创办了一批用机器生产的军用工业，以后又陆续开办轮船、工矿、铁路、电讯等事业（见洋务派企业）。他们实际上早于外国资本20～30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大型煤矿、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和第一条实用铁路，也首创了机器纺织厂。但他们资力有限，连同军工业投资不到 1亿元。这种官僚所办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加以管理腐朽，常遭失败；后期并依靠外国借款，有的被外资吞并。1911年 后，民国时期的北洋 继承这一事业，转而以银行来发展官僚资本势力，生产上无进益，反而进一步依赖外债，增强了买办性。1927年 执政后，即沿着从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的道路发展。但到1936年，除完成国家银行体系外，工矿业投资仍不过2亿余元。交通运输方面较有成绩，但多系依赖外债。

在清 创办军用工业不久，民间资本也开始投资于缫丝、棉纺、煤矿等新式工业。这就是近代我国的民族资本，它代表我国经济中的新兴力量。甲午战败后，举国震动，在戊戌、 外货、设厂自救、收回利权等运动和 的推动下，民族资本有了初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的压力有所减轻，民族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0年，估计投资约达4.3亿元，仍以轻工业为主，但已有近1亿元投资于轮船和铁路。同时，民族资本的银行业勃兴，并形成南北两大银行系统（见“南三行”、“北四行”）。20年代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加强，民族资本不断陷入危机，尤以1931～1934年的危机为甚。但资本已向众多行业和内地发展，并有一些新工业部门出现。1936年，民族资本工矿和运输业投资约有13.3亿余元。又20世纪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原来作为资本萌芽形式的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其产值几乎与机器工业相匹。工场手工业资本较小，但也是民族资本的一支力量。

我国有了本国的资本，表明我国经济已不同于原来的封建经济，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我国的资本十分软弱，不能与外国在华资本匹敌。并且，连同外国资本在内，在193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新式工矿业只占10％强，加上工场手工业也不过占20％左右。就是说，80％的生产还是原来封建制度下的小生产。交通运输和金融业中资本的比重较大，但这两项仅占1936年国民收入的5％。因此，我国经济还远不是资本的，而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

资本的发展给我国带来了新的生产力，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不过，直到1936年，包括外资企业和东北在内，我国还只有铁路2万余公里，年产生铁仅60余万吨，机器采煤3300余万吨，电力620万千瓦时。对4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这些都太少了。1936年现代化工业的产值还不到手工业产值的一半。最发达的棉纺织业，也仅有纱锭520万锭，织机5.8万台；全国人民的用布中，近一半还是靠农家手织。

第三个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变化。近代我国农村，仍然是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唯富农经济有所发展，农业雇工有所增加。地主占有全国耕地的50～60％，官僚、军阀、商人地主代替了部分过去的缙绅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相当盛行。租佃关系逐渐契约化，货币地租有所发展，约占20％左右。富农盛时约占有耕地的20％，但他们经营的规模很小，一般每个富农有地30亩左右，雇工1～3人。因而富农经济所占比重不大，后期又有明显衰退趋势。我国富农常出租部分土地和放 ，自己参加劳动，不是完备的资本经济。到30年代，雇农已占农村人口的10％左右，成为农村一支重要劳动力。但极为分散，短工为多，地主、富农以及一些自耕农、佃农都有所雇用，故多半还不具备资本雇佣劳动性质。

战争后，我国农村自然经济进入一个解体的过程，表现在耕织结合的分离和农产品加速商品化。但这个过程进展很慢，又不彻底。到1936年，农家织布已有75％以上是购用纱厂所产机纱，表明纺纱已大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织布并未完全分离，农民家庭生产的自用布的数量约只比 战争前减少 7％。农产品商品化进展较快，但主要是经济作物，粮食的商品率仍然不高。1936年，除去返销农村部分，大约不足30％。我国农业还远非商品生产，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给、半自给经济。

战争后，清 在对外对内战争中不断增加赋税。帝国主义赔款等勒索以及外债的负担、外贸不等价交换的损失，之后也大部落在农民身上。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和 发动的十年内战，使农民负担有增无已。20世纪20年代以后，地租又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并出现农村金融枯竭、对城市负债现象。这都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这期间，由于东北等地的开发，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改进，农艺学的发展也受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限制，江南一些地区的亩产量反不如清代前期。全国粮食产量徘徊在2000～2500亿斤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由六七百斤下降到五六百斤。经济作物有较大发展，棉花高产时可达2000万担，大豆可达27000万担。但与粮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限于20％左右，难以增加经济效益。总之，整个农业生产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这种状况又成为工业发展的障碍。唯一较振兴的是东北新农业区，1930年该区粮食和大豆生产380余亿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东北农业日趋衰退，直到 结束时，仍未能恢复到1930年的水平。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全我国的战争，经济发达地区全部沦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援侵略战争，在我国东北实行以开发战略物资为中心的 ，但成绩很差，1943年产量较高时，钢铁仅及计划的28％，煤为计划的73％。日本在华北、华中的经营，除煤炭外，亦多失败。 统治的后方，赖有丰富资源和摆脱了外国资本的压力，一度工业振兴，并发展了重工业。但规模有限，按战前币值计，投资不过5亿元，1943年以后又形衰退。综观 时期的我国经济，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估计1946年比之1936年，按战前币值计，工矿和交通运输业的产值下降31％，农业产值下降12％。

期间， 借助于统制经济，大力发展了官僚资本。战后又接收了日伪资产和德、意的 资产，官僚资本达于高峰，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并垄断了金融和国际贸易。但是，它是在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下取得这种地位的，并与地主阶级分利、共存。因而，它是一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

我国 党领导下的我国革命，早在20年代末就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设革命根据地经济。当时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方面由国营、合作社和私人三方面组成。 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 、没收官僚资本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 主义经济。经过大生产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尤其是1947年以后解放区不断扩大，新 主义经济欣欣向荣。 统治区则生产停滞，通货恶性膨胀，市场混乱，经济走向崩溃。1949年我国建立，结束了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历史，这种由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而形成的落后、畸形经济为新 主义经济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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