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nshixue

[外文]：Stu s of Bronzes and Stones

我国考古学的前身。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使用“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记录一些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但不足之处是，未曾进行形制、花纹的深入分析，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 古学在我国诞生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非科学发掘所得的铭刻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但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

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即有人研究辨识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发现的尸臣鼎。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荀勗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唐代初期，石鼓（见石鼓文）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对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史迹也有记述，至今对考古调查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宋代以前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 ，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礼制。于是朝廷及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蒐集、整理与研究。同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 了对新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墨拓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了方便条件，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据记载，对宋代金石学有开创之功的是宋仁宗时的刘敞。他首先将家藏的11件古器，使人模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古器的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所撰《考古图》。该书及约30年后成书的《宣和 图》，充分反映了宋代古器物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两书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 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缩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的《钟鼎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则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属铭刻集录性质。石刻方面，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 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 洪适的《隶释》、《隶续》二书，则具录石刻全文。其他方面，除钱币有洪遵《泉志》等书传世，玺印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总的说来，宋代的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作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元明两代，金石学少有成就。较突出的是元初入仕我国的色目人葛逻禄迺贤，他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并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后根据其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撰成《河朔访古记》一书，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元 润《古玉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专录玉器的著作。明曹昭《格古要论》则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石刻方面，元潘昂霄《金石例》开碑志义例研究之先；明陶宗仪《古刻丛钞》、都穆《金薤琳琅》具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存目并附跋尾。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研究偏重于石刻，主要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的著述。 乾隆年间 “御纂”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摹仿《宣和 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大为发展。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蒐集的铜器铭文、碑刻、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加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已有显著提高。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专门研究。据容媛所辑《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约200年间却有906种之多，可见其发展之盛。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作《考工创物小记》以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丰，后由朱为弼协助编录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着重收录铭文摹本、释文及考证，其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著录之书分为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及《续录》；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而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书最为赅备，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他铭刻的古文字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和《字说》，孙诒让《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等书。

石刻著作为数甚多。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及《跋尾》、武亿《金石三跋》及《金石续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等考订均较精审；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则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计8000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捃古录》、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端方《陶斋藏石记》，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已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他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编者按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和《粤东金石略》，毕源《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阮元《两浙金石志》，以及毕、阮合撰的《山左金石志》等。专究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的研究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资料，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傅云龙《日本金石志》。叶昌炽所著《语石》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是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古泉汇》，著录历代钱币6000枚；玺印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古玉图考》，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

综合性著作，古器物图谱类有冯云鹏、冯云鹓同辑《金石索》，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反映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之广。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记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集大成的学者，均有多种著述。马衡所著《我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参考书目

马衡：我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

刘节：我国金石学绪言，《图书季刊》1卷2期，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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