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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气

[拼音]:li yu qi

我国宋明理学的一对主要范畴。

历史发展概述

理气关系问题虽然到宋代才被突出地提出来,但是“理”和“气”这两个范畴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理”通常是指事物的规律、准则,有时也指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义。《管子·心术上》:“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把“理”看作是不同的事物借以互相区别开来的特殊规律,而把“道”看作是总括万物之理的普遍规律,所以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气”通常是指一种极细微的物质,被看作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或原始材料。《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唐孔颖达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庄子·知北游》中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说法,不仅认为万物的生成、发展、灭亡都是一气之变化,而且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认为气是构成人和万物的共同的物质基础。王充也曾提出“物气之理”的概念。在宋代以前,“理”和“气”的范畴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它们还没有被当作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来加以考察。把“理”和“气”作为一对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用以阐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宋代理学家的一个创造。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们依据对“理”和“气”何者第一性问题的问答,鲜明地分为理本论和气本论两大派别,它们分别反映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哲学基本问题在我国哲学史中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本论

古代哲学家大多数认为,作为事物规律的“理”是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为根据的,它不能离开事物本身而独立存在。如裴说:“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认为“理”是一个属性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程颢和程颐首先把“理”从属性范畴,变成较高实体范畴,建立了“惟理为实”的理本论哲学。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和程颐又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他们把理从事物中独立出来,变成了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二程认为,万物皆由气变化而成,而气有其所以然,气之所以然就是理,也就是道,道和气的关系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认为道(理)比气更为根本。二程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和讨论过理气先后的问题,但程颐说:“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实际上是一种理在气先的观点。程颐还认为气有生灭,理永恒存在。他说:“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其造化者自是生气。”他认为气是一种暂时的派生的东西,它不断生灭的过程就是理的“往来屈伸”。

二程的理本论观点被朱熹全面继承并加以发展。朱熹所说的“理”,有事物之“所以然”的规律和“当然之则”的道德伦理准则两重意义。他把二者综合为一个范畴,然后把它虚构为派生天地万物的较高宇宙本体,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在朱熹看来,“若理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它无形迹、无方所、无造作,那么又怎样派生天地万物呢?于是他引进了“气”的范畴,明确地把理和气对置起来。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在讲到具体事物的生成时,朱熹总是强调理气不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他认为理和气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生物之本”,是事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后者只是“生物之具”,是构成事物的材料。他进而明确地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从事实上讲,理气不相离,“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是一定要从逻辑上“推其所从来”,“以本体言之”,那么就必须说“先有是理,后有是气”。除了理为气本、理先气后的论点之外,朱熹还提出了“理生气”、“理为气之宰”、“理主气从”等说。他在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时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他还把理和气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骑马的人和被骑之马的关系,认为理为主而气为从,理是气的支配者。朱熹明确肯定观念性本体理是第一性的,物质性材料气是第二性的,从而使理气关系问题具有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使之成为此后500年间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

宋明理学中还有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一派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他们以“心即理”为其哲学的基本命题,认为“塞宇宙一理耳”,而这个理又是不能离开“心”的。陆九渊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他要人们“说内”不“说外”,只谈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而根本不谈理气关系问题。王守仁主理气统一之说,其统一的基础仍然是“心”。

气本论

宋元明清时期,同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相对立,还有一条坚持以“气”为宇宙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它把被理学家们抬到天上的观念性本体“理”,还原为事物的规律,肯定物质实体“气”是一切存在的基础,“理”是气变化流行的秩序、条理,不是“理在气先”,而是“理在气中”。理和气的关系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和物质自身的关系。

宋代的张载是气本论哲学的奠基者。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同时,他还把无形的“太虚”也看作是气的一种存在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命题。有形的万物和无形的太虚统一的基础就是气。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有形的万物是气聚结的状态,无形的太虚是气分散的状态。气有聚散,而无生灭,它是无限的、永恒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世界本体。张载的气不灭论,同程颐的“气散”即“气灭”之说根本对立。 在朱熹以前, 二程偏重言“理”,张载偏重言“气”,关于理气关系问题,他们均未专门提出,亦未着意讨论。但张载却明确地把“理”看作是物质运动的规律,认为理是从属于气的。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认为必须“识造化,然后有理可穷”,离开气的运动变化,就根本无从谈理了。

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哲学。他认为“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气是世界上唯一的实体;而理“虚无象”,不是实体,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王廷相尖锐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理气观,鲜明地提出了“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的唯物主义观点,把被程朱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另外,王廷相还用理在气中、气变则理变的观点批判宋儒所谓“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的形而上学“痴言”。他的唯物主义气本论哲学同时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芒。和王廷相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罗钦顺,是从程朱学派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一个典型。他抛弃了程朱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提出了“理只是气之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千条万绪,纷纭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以气以行也。”这样,他就把朱熹的“理在气先”改造成“理在气中”,把朱熹的“理与气决是二物”改造成“理气为一”。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更高的水准上批驳程朱的理本论,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在他看来,世界统一于物质实体气,认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理”是气固有的秩序条理,即气运动变化的规律。他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因此,他强调理气不可分,认为程朱“将理气分作二事,则是气外有理矣”,而事实上“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针对程朱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王夫之提出了“气者理之依也”、“理不先而气不后”、“理在气中”等鲜明的唯物主义论点,对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的这场哲学论争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以后颜元、戴震等人对程朱的唯心主义理气观继续有所批驳,但在理论的总体上都未超出王夫之的水平。戴震揭示了程朱理本论错误产生的认识根源,他说:“举凡天地万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从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万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理本来是“天地人物事为之理”,从哲学上说它是一个属性范畴。程朱却把“理”从天地人物事为中抽取出来,变成“视之如有物焉”的独立实体,并转而成为创造天地人物事为的主体,天地人物事为反而成了它的“万殊”的表现,这就是理本论之所以在认识论上错误的原因。

理气关系问题是宋明时期哲学斗争的较高问题,也是当时理论思维领域最深刻的问题。这场争论在我国哲学的发展中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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