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echang yishu

[外文]：art of singing in China

植根于我国的土壤，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艺术的特点、欣赏 惯和审美意识；数千年来，它积累了浩瀚的曲目，创造了独特的演唱技法，形成了我国式的演唱形式和风格特点；并造就了无数深受人民爱戴的演唱家、声乐教育家。它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歌唱艺术是以民族唱法为主体，以民族语言为基础，以行腔韵味为特长，并与形体表演浑然一体的情、声、字、腔相映生辉的综合演唱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声情并茂、字正腔圆、神形兼备、唱表结合、载歌载舞的二度创作原则。

远在4000多年前，我国远古时期的歌唱就和诗、乐、舞一起产生和发展了。情歌在古代歌曲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夏禹到南方治水，他的恋人凃山氏之女，候禹于凃山之阳，唱了一首情歌，这首歌只有 4个字：“候人猗兮。”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许多乐舞。《春秋·左传》中记载，公元前544年季札观周乐(《箫韶》)近20篇，逐篇称赞，欣赏之极；《论语》中也记载孔子听了乐曲《韶》之后，竟三月不知肉味，说：“尽美矣，又尽善也”，可见当时的歌唱艺术已经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夏商（公元前21～前11世纪）之后，我国进入奴隶社会，音乐舞蹈仍很盛行。相传夏的末代暴君桀有歌舞伎3万人之多。周王朝庞大的音乐机构──大司乐，已把演唱艺术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春秋时期，经孔子编订的《诗经》有305篇，其中300篇是流传于民间的可唱的民间歌曲。

封建社会前期（公元前475以后），出现了以歌唱为谋生手段的民间艺人和声乐教师，秦青、韩娥就是有史可查的人物，他们的演唱“声震林木、响遏行云”，“即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根据南方民歌加工创作的艺术歌曲，演唱时有多种乐器伴奏，歌中有叙述，有咏叹，是我国古代大型的声乐作品。《九歌》里湘君、河伯、山鬼等都是神的名字，可以说《九歌》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祭神的宗教歌曲。

到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京之歌”（《汉书·礼乐志》）。乐府不仅是个收集、整理、改编及创作民歌的机构，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1个规模庞大的专业歌舞团体。汉哀帝时，乐府人员曾多达829人。汉代产生了大曲和1人唱3人和的相和歌，从史籍上记载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可以看出，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声乐艺术有了丝竹乐器伴奏，演唱者边击节奏边唱，已具有现代说唱艺术的雏形，我国古典歌唱初步形成。

南北朝时期（420～589），乐府演变为富有人民性的长篇五七言叙事歌，《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南北朝起开始产生了音韵学，这对以后的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唐以前的歌唱，基本是属于咏唱一类，也就是在语言的自然音调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强调，并加上一定的力度表现。到了唐代，咏唱发展为吟唱，是声乐艺术的一次质变。

封建社会中期的唐代(618～907)，是我国音乐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我国古典歌唱的发展时期。国家建立了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乐工技艺的提高，对声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唐代的宫廷音乐以燕乐为主，演员分坐部伎和立部伎两种演出形式。唐代的诗歌形式发展成五七言绝律诗，由于它有了平仄、协韵的规定，诵唱起来，声调的高低抑扬，节奏的紧弛快慢，产生了有规律的变化，听来更为优美和谐。唐代又吸收了外族音乐发展成大型歌舞唐大曲（分3大段，中间段慢板以声乐为主）。晚唐时，民间产生了“里巷之曲”，一些乐工在演唱中又丰富、发展了原有曲调，突破了五七言绝律诗的整齐句法，诗人们不得不按新的曲调格式来填词，从而产生了词的歌唱体裁。段节安在《乐府杂录》中已有关于歌唱呼吸方面的论述。

宋代（960～1279），填词曲牌成为主要的歌唱形式。宋代继承唐大曲并吸收多种乐曲形式，发展出一种比大曲结构更为复杂的诸宫调。这是以很多不同宫调的曲子联成为一套唱曲，再以许多套唱曲组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发展成戏曲的初期形式──宋杂剧。从此，原先以歌舞为主要形式的歌唱艺术，进入了以表演故事情节与人物为主的戏曲，其代表作有董解元的《西厢记》等。由于新的形式和内容的需要，要求声乐艺术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开始复杂化，为元代古典歌唱艺术的鼎盛时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宋代的说唱音乐继续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出现了更多的专业艺人和游乐场所等，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为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自宋代姜夔创作的歌曲在文字旁注有工尺谱起，我国声乐作品已有完整的词谱流传。

元代(1279～1367)产生了内容通俗易懂，形式生动亲切的元曲。元曲的演唱形式分为两种：一是散曲，一是戏曲（元杂剧）。前者着重在唱，后者有唱、有说，表现一定的人物，情节，塑造舞台形象。与元杂剧同时并存的南戏更出现独唱、对唱、接唱与多人合唱等形式，我国古典声乐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明代(1368～1644)南方各地产生了弋阳、海盐、余姚、昆山等不同腔系的演唱形式，其中尤以昆山腔在演唱技术上有很大的创造和贡献。昆山腔是明代魏良辅以昆山南戏的曲调为基础，融汇众唱腔之长而创造的新唱腔，唱法清丽、轻柔、婉转，能够更细腻地表达感情，加强了歌唱性。同时，它吸取了说唱艺术中的以不同音色来区分人物的经验，产生了生、旦、净、末、丑各种类型人物的不同行当的唱法，丰富了声乐艺术的表现力。到了明末，弋阳腔演变为多种多样的地方戏曲。元燕南芝庵总结了宋元两代演唱实践的经验，写出了我国最早的一篇论述歌唱艺术的声乐专著《唱论》，反映了当时声乐艺术的成就。明代的工商业发达，都市繁荣，江湖艺人、私人戏班等应运而生。职业艺人在互相竞争中，努力钻研业务，演唱技术也随之提高。魏良辅所著《曲律》，从对演员的选择条件，学 歌唱的内容和步骤，唱曲的规格和用气、唱字、行腔等都有论述，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声乐专著。此外，还有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专门论唱的《词林须知》、王骥德的《方诸馆曲律》、沈宠绥的《度曲须知》等声乐论著，说明了明代我国声乐艺术的发达已具有很高水平。到了清初(1644)盛行折子戏，促使演员在演唱技巧上精益求精。乾隆(1736～1795)年间，四大徽班来到北京时，各个行当的角色以不同音色、不同唱法来表现不同类型的人物，已达较为成熟的阶段。清末，京剧大为发展，民间成立了各种科班，专门训练各种演唱人才，积累了一整套极严格的训练京剧演员唱、做、念、打等基本功的有效方法和经验。我国的戏曲声乐艺术，经过演员的发挥和创造，在基本板腔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和对角色的理解，对唱腔作少量的修改、变化和润色，从而发展出不同特点的唱法、风格和流派，明清时期琴歌也蓬勃发展，加之明代以后，工尺谱已经完备，许多声乐作品的专辑已开始流传和保留下来。如清乾隆十一年成书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汇集了唐宋以来的南北曲2094个曲牌，连用变体共计4466首。清代徐大椿著《乐府传声》、王德晖、徐沅徵著《顾谈录》和道光年间叶元清根据昆曲艺人俞维琛、龚瑞丰的口述记录整理的《明心鉴》等，都总结了歌唱表演的经验与规律，形成了我国民族声乐的绚丽多姿的形态。

远在明代万历八年(1580)，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我国，将天主教及教堂音乐传入我国，但那时并没有被我国人完全接受。直至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西方教会音乐大量输入，才对我国音乐和歌唱形式产生了影响。首先通过教会的圣咏，其后通过西方教育体制的中小学音乐课，使欧洲声乐艺术在我国逐步得到流传。1919年运动以后，一些曾在欧美留学的音乐家萧友梅、黄自、应尚能等人，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建立了以西洋发声法为主的声乐系，欧洲声乐艺术方始在我国得到推广和普及，对现代我国民族歌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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