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gcun jianshelun

我国现代史上主张以乡村“教育”、“改造”、“建设”来解决我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的改良主义理论。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人物有 、晏阳初等。

乡村建设的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河北定县翟城创办的“村治”。 后，山西省军阀再倡“村治”。20世纪20年代，余庆棠、陶行知、黄炎培等提倡办学，南北各省闻风而动，纷纷从事“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以图实现改造我国的目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 。其中以 领导的山东邹平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两个试验区影响较大。1937年7月 全面爆发后，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只有晏阳初坚持不懈，由国内转到国外继续进行试验。

1930年以前， 提出村治的构想，他的“村治”与翟城的村治和山西的村治有所不同，已不再是建设模范村的慈善事业和侧重于保甲制度的乡村治安，而是作为复兴我国的起点和基础来加以提倡的。1930年以后，他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将村治设想发展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我国的出路问题，归根结柢是我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复兴我国的唯一出路，是复活我国传统文化；而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他认为我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其他如俄国 党的革命道路，欧洲近代 政治的道路，以至于我国 党领导的革命 的道路，在我国都是走不通的。他认为这是我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之后觉悟”。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

晏阳初认为我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只有打好“人”的基础，才能使我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要建立“人”的基础， 必须明白我国人的毛病：“愚”，较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缺乏知识；“穷”，在生和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弱”，病夫，又没有科学治疗，不讲公共卫生；“私”，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我国人的较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我国。针对我国农民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的乡村建设理论带有复古和封建宗法色彩，而晏阳初的理论则显露了西化和近代化的倾向。他们企图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用枝节问题的解决来取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离开了我国的国情，脱离了 革命的目标，因此其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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