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oji zhengzhixue

[外文]：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以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和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由于对国际政治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应以政治学的一般概念、方法和原理为基础，以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些学者强调国际政治学的跨学科性质，认为它与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世界经济等学科密不可分；也有人说，国际关系学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覆盖了国际政治学的内容；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是跨国关系，而世界政治学侧重研究各国国内政治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世界性政治变化。在实际运用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国际问题等概念往往混用，很难严格区分。

国际政治学一般包括这样一些研究领域：

（1）国际体系。当代国际体系由 170多个 国家组成。与国内社会不同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凌驾其上的 ，也缺乏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对国际体系的研究，集中于国际政治的结构，即各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分化组合、集团政治、政治均势与格局、权力中心或“极”的形成与演变。

（2）战争与和平。防止国际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的中心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爆发战争的具体原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途径、国际危机处理、军备控制与裁军、集体安全、核武器的作用、核战略的演变等。有的学者还着重研究各国的对外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

（3）国家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如国家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外交决策过程、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家力量的综合分析、国力对外交的制约、意识形态和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不同外交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纳入国家对外政策这一研究领域。

（4）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革命的巨大冲击，国际政治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各国对外政策也越来越受到本国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需求的制约。诸如能源、人口、环境、粮食、禁毒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在国际合作趋势加强的同时，南北矛盾加强，资本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范围扩大，孕育着新的国际矛盾和冲突，许多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5）国际关系中的准则和法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 》原则等都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它们的具体实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则是国际政治学者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6）国际组织。世界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同 国家一起构成国际政治的行为体。20世纪80年代后， 间和非 间国际组织，乃至有政治影响的跨国公司急剧增加，其功能、结构、决策过程、运行机制、政治作用、发展方向等，都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

按照研究层次，国际政治学可分为全球性研究、地区性研究和国别研究；还可分为国际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等。

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对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国从古代到近代都有许多关于对外关系的历史记载和文稿、文集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如国际关系史、欧洲外交史、我国对外关系史、世界大战全史，以及国际法方面的著作。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国 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他们创造性地运用В.И.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写出了一批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论著作，并把它运用到制定我国革命战略上来。其中 、 的著述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成立以后，许多外事干部和新闻工作者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50年代初，有几所大学已开始了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有一些较优秀的中外关系史著作问世。60年代初， 主持召开了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座谈会，指导成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又在几所大学里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并创办了几种外国问题研究刊物。当时由于资料等种种条件的限制，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多侧重于国际动态以及对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解释和宣传方面。在“革命”中，国际政治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遭受了严重干扰和破坏。我国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研究单位、学会、研究会、大专院校的专业系科纷纷成立，国际政治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范围也扩大到国际政治的许多重要领域。同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出了建立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设想。

我国的国际政治学坚持以 和 思想为理论指导，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斗争服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如有关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国际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国际战略格局、“东西南北”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求同存异、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等概念，都具有我国的特色。然而这一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学科基础还不够雄厚，许多分支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尚待建立，对于国外有关该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流派、观点，还需进一步加深了解，作出更高水平的评介。

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政治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对战争和革命的原因及其相互作用的探索，外交史研究开始系统化、理论化。研究地理位置和空间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地缘政治学，也曾经兴盛一时。国际联盟的成立，使一部分学者致力于世界 和具有强大约束力的国际准则与法规的设想，企图从中寻找到通向普遍和平的道路。有的学者还创立了“理想主义”理论（见政治理想主义）。

30年代，由于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想主义”阶段。美国学者E.H.卡尔和H.J.摩根索等人提出“现实主义”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认为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都是由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决定的，不应取决于意识形态和脱离实际的道义原则；他们还探讨了国家间的权力均衡作为一种规律和原则对于国家安全所起的作用（见政治现实主义）。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在核战略、有限战争、国际危机处理、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等方面都发表了大量著述。

进入6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见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西方盛行。行为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决策集团的行为，企图借用自然科学严密、精确的方法对国际行为进行“科学”的调查和量化分析。一些学者主张在研究中应该做到“价值祛除”，即远离是非判断和政策建议。外交决策过程等微观研究在这一阶段发展较快。

从60年代末开始，国际政治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包括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美苏争霸、世界石油危机、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三世界兴起等，对西方国际政治学提出了重大挑战，宏观研究、定性分析重新受到重视，“价值祛除”的观念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摈弃。更多的人承认国际政治学的社会功能和政策含义，走向实质性问题的研究，在方 上提倡传统方法与行为主义方法的结合。以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一些学者称自己的理论为“新现实主义”，企图一面继承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权力论，一面用国际体系模式对之加以补充和修正，同时注重研究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现象。

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倾向是反 主义的。它的理论流派繁多，方法多样，观点庞杂，众说纷纭，没有一种理论观点能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发展历史较长，研究条件较好，该学科在西方已成为相对完整的社会科学分支领域，并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虽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论证烦琐的现象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注重概念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在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方面，一部分研究者或步入政界，或积极为 出谋划策。如美国的H.基辛格原是国际关系学者，后来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另一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则标榜自己的独立性，与现实政治保持一段距离。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规定了苏联外交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为苏联的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И.В.斯大林在对外关系中提出了关于世界资本总危机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苏联强调主义和资本两大阵营的对立，强调以苏联为首的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每一个主义国家的利益。国际问题研究侧重以俄国和苏联为中心的外交史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 主义理论已经包含了国际关系理论，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伪科学”。

60～70年代，美苏冷战曾一度有所缓和，苏联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新趋势。苏联学者在不抛弃传统理论方法的前提下，力图批判地吸收西方同一领域的学术成果，改变了对西方理论方法一概排斥的局面。许多学者开展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用系统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结构和活动方式，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探讨民族心理、国家自我意识、国际政治人物行为、民族文化和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也有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苏联的对外战略，为苏联扩充军备和推行海外扩张政策寻找理论根据。

8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些人提出在外交工作中实现“ 化、人道主义化、非军事化”的口号。另一些人仍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思想观点的影响越来越深，苏联在解体前，其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及方 已经趋于“多样化”。

除了我国、西方国家、苏联以外，印度、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学者也对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政治研究仍然是以涉及各国安全和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政策性研究为主。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理解。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往往不尽相同。

它是 主义学者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是受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研究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时，必须全面把握制约发展的各种因素。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中，隐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以阶级分析方法看，在主义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后，国际政治斗争的本质特点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集中表现为主义国家和资本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殖 义是阶级压迫的扩大和延伸，它形成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殖民制度；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是爆发世界大战的根源；殖民体系瓦解后，资本的国际剥削和压迫，是造成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国际资本的互相倾轧和争夺，也是造成国际政治复杂矛盾的一个原因。

阶级性质不同的国家，其对外政策的性质也完全不同。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倡导维护国家 、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努力实现平等互利。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本质是侵略和压迫。几十年来，西方资本国家一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和平演变来推翻主义制度。

在主义国家以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学者提出的依附论。他们认为由于世界资本的扩张，许多发展我国家被迫参与资本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结果是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外围”(指发展我国家)受“中心”（指发达国家）的剥削，资源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心”，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陷入难以逆转的依附状态。还有人指出跨国的资产阶级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权，跨国公司在其“整合”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国际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将本人所属民族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相互勾结，并同跨国公司所在国的统治者结成特殊的联盟。从世界范围内看，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对立；在一个国家内部，又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同被剥削人民的矛盾和对抗。

国际政治体系不是各种政治现象杂乱无章的混合体，它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这种内在联系和规律的具体体现，就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或称格局。分析国际结构的要旨，是找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组合或权力中心和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主角，分析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和表现形式，以及政治后果。认清世界总体的和各地区的政治、战略、经济的基本结构，不仅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可以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依据。

国际系统或体系是比国际结构含义更为广泛的一个传统概念。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系统论，是西方学者在行为主义流行的60年代首先采用的。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影响较大的相互依赖论和一体化理论，是在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分析方法所研究的，可以是由所有 国家组成的全球系统，可以是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系统，也可以是某一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经营网络系统。全球系统包含若干个地区系统，后者是前者的子系统；某个国家的政治系统是地区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子系统，这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系统又是该国政治系统的子系统。每个层次的系统都有其特征，可能是松散的、严密的、稳定的、不稳定的，但都力图保持某种均衡，针对内外变化进行调整。每个系统都有其边界，使它与活动环境相区别。每个系统又有其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有信息网络和输入、输出。某一系统（如国家 ）的输出（如执行政策造成的后果）都会形成反馈，作为输入重新进入该系统，如此循环往复。

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大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看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其中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变量若发生变化，其他变量或变量组合就会同时变化或接连发生变化。国际系统是由无数个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社会系统组成的。它们之间又有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每个国际事件都必然有两个根源，一个来自参与事件的社会系统，另一个来自有关系统之间的一连串相互作用。同样，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另一方面也是该国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系统的比较方法主要描述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者力图揭示在类似的国际条件下，某种现象的重复发生，告诫人们重视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

80年代后期，国外一些学者热衷于“案例研究”，他们按照一般的调查方法设计出调查提纲，带着同一组问题去考察许多不同的案例，希望通过案例的比较分析，建立一些模式，得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如在国际冲突的研究中，一些历史学家同政治学家合作，分析历史上的若干事例，企图找出哪些因素容易将国际矛盾和危机激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其他形式的比较研究包括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的比较、各国对外政策的比较、决策过程的比较、国际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比较、对外交产生影响的政治文化的比较等。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使国际政治学同比较政治学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实证方法是传统的规范方法的对立面。所谓“规范方法”指的是强调价值判断和道义原则，坚持对历史和现实政治进行主观上的定性分析。实证方法的特点是着重从客观事实中取证，通过数据、公式、图表、模拟等方式显示国际关系的规律性，认为定量分析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但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最常见的定量分析见于对各国综合国力的评估。模拟方法则常用于军事战略的研究。80年代后期，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综合国力的量化研究和战略模拟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定量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同定性方法相结合，这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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