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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花釉瓷器

[拼音]:Tangdai huayou ciqi

[外文]:Speckled-glazed Porcelain of the Tang Dynasty

一种底釉上洒刷花斑釉装饰而成的瓷器,即唐代文献中记载的“花瓷”。“花瓷”之名,来源于唐人南卓《羯鼓录》中的“鲁山花瓷”一语,多出土于河南地区,由于烧制工艺与宋代钧窑的窑变釉差不多,故一度把它称之为“唐钧”。

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根据《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记载,对河南鲁山古代窑址进行了调查,未发现“花瓷”标本。后在调查河南郏县黄道窑时,却发现了“花瓷”标本,国外把这类瓷器称之为黄道窑。70年代,对鲁山进行了第 2次调查,在鲁山段店窑址中采集到了“花瓷”壶、罐之类的残片,同时还找到了“花瓷” 腰鼓残片多件, 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腰鼓在胎色、薄厚、凸起弦纹及斑点装饰等方面均完全相同,仅在釉色上稍有差异,从而了解了 《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准确含义。70年代以后,河南的内乡、禹县的上白峪及山西交城等处又发现了 4处烧“花瓷”的窑址。这些窑烧制的“花瓷”,就釉色及斑点特色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黑色或黑褐色釉为底釉,上施以月白色或灰白色彩斑,器物有腰鼓和壶、罐。另一类以黑色、月白或钧蓝釉为底釉,上饰以天蓝色细条纹彩斑,器物有壶、罐等。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上白峪二处均发现有腰鼓标本,其釉色、斑点及形制等基本一致。山西交城发现的腰鼓残片,与河南的两窑略有不同,形体较小,胎也较薄,彩斑的作法也不尽相同。后者在河南郏县黄道和内乡二窑均有出土,以壶、罐为多,形制上大体相同,未发现有腰鼓残片。

《羯鼓录》成书于唐宣宗时,书中既已提到“鲁山花瓷”,证明鲁山窑开始烧制花瓷的时间应早于宣宗。我国成立以来,河南郑州、泌阳、郏县、三门峡市等地的唐墓中都出土过不少花瓷,其时代皆在唐代中期,与《羯鼓录》成书的时代相吻合。河南禹县是宋代钧窑的故乡,钧瓷的出现当与“花瓷”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花釉瓷器的出现是唐代北方陶瓷生产上的又一重大成就。其艺术特色是在黑釉、黄釉、天蓝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的斑点。这种釉上彩斑点是用与底色不同的釉料随意洒刷上的,有的作有规则的排列,有的纹样不定形,烧成后自然流淌、变幻多端。由于都装饰在深色釉上,便于衬托出另一种色彩斑块,显得格外醒目。花釉瓷器常见的器形有各种形式的大小罐、双系壶、花口或葫芦式瓶、四足小盘、腰鼓等,其中以壶、罐为多。罐类多双系,以黑釉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者居多,黄褐釉饰以月白色斑点者较少。壶多双系,一面为短流,一面为曲柄,平底,壶体饱满,轮廓线圆润,也以黑釉上饰以天蓝色斑点者居多。还有一种花口执壶,壶口呈三瓣形,细颈,硕腹,口与腹连以曲柄,平底。这类执壶除花釉外也有白釉的,在三彩陶器中尤为多见。腰鼓较罕见,鼓形为两头大,中腰纤细,鼓身凸起线纹装饰,整器为黑色釉,饰以月白色大斑点,气势庄重,为唐代花釉瓷器中的代表作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烧制技术比较复杂,因为不同的釉料在高温下会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在冷却时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收缩,因此,一种釉料覆盖在另一种釉料上,必须要求两者之间热胀冷缩的系数一致,才能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同时,在洒刷花斑釉时,还要注意到底釉的干湿度是否适宜,否则也会造成局部釉层卷缩。花釉瓷器的烧制成功,说明唐代制瓷艺人已掌握了调配釉料和复杂的施釉技术,为宋代钧瓷的出现及花釉制品的烧制,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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