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u Yuxi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

第一阶段，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他后来一直对江南保持着良好的印象，自称“江南客”。

第二阶段，从贞元七年到顺宗永贞元年(805)。刘禹锡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入仕以前，自称“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华山歌》中“明志”说：“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入仕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叔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从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八司马被贬后，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从这时起，刘禹锡开始走上“穷愁著书”的道路。在贬所，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大胆地揭露宦官与大官僚的丑行，以抒发胸中的愤懑。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访问疾苦，关心民瘼，写了不少诗篇。由于长期遭受斥逐，思想陷于苦闷，早在朗州时期就以佛教作为安慰。到连州后，与佛 往还密切，写了不少酬僧诗，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文宗大和元年(827)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病故于洛阳。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他在地方官任上颇著政绩，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子刘子自传》)之恨。晚年寄希望于宰相裴度，想协助裴度刷新政治。但裴度在“牛李 ”中受到排挤，无所施为，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刘禹锡在黑暗现实下感到没有出路，便借老、庄旷达思想排遣苦闷，而内心不甘沉沦，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一类诗句以自勉，所以明代胡震亨说他晚年“精华不衰”（《唐音癸签》）。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胡应麟认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各具风格，都是“大家材具”（《诗薮·外编》）。

刘禹锡存诗约 800余首，内容比较丰富。首先，他认真吸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在贬谪朗州以后，发现“甿谣俚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注意向民歌学 。《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 。其中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词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雾开”(《浪淘沙词九首》之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余如《淮阴行》5首，也是写平凡生活，而显得“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题跋》）。

其次，刘禹锡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以鲜明的爱憎感情反映中唐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每每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抨击 永贞革新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讽刺诗讽刺对象不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奸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晚年所作，风格转趋含蓄，如《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讽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迹，王夫之评为“深于影刺”（《唐诗评选》）。宪宗时，由于裴度的积极主张和周密部署，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取得胜利，刘禹锡写《平蔡州》三首及《平济行》二首，热烈歌颂。

再其次，刘禹锡所写的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历来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经常以诗歌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咏史二首》、《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权贵佞幸的愤慨。他对生活充满 ，无论是在凄清的秋天，还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佳作，如《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至今仍能激励人心。他能够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启发，开拓心胸，写出了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类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坚持理想，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一类豪言壮语。咏怀古迹的诗歌如《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了“兴废由 ，山川空地形”的道理。《乌衣巷》以冷隽的语言写晋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世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借古讽今，暗示时下的权贵不会有比王、谢更好的命运。这些诗都写得精警超迈，韵味深长。《西塞山怀古》一篇，当时誉为骊珠，白居易为之搁笔罢唱（《唐诗纪事》）。

刘禹锡写的应酬诗较多。与白居易唱和的编为《刘白唱和集》，与令狐楚唱和的编为《彭阳唱和集》。另外，本集中还编有送僧诗一卷。这些作品，有不少是流连光景、谈玄论佛之作。

刘禹锡十分注重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象韩愈那样奇崛，又不象白居易那样浅显，而具有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的特色。

张为《诗人主客图》把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他的诗歌取境优美，一是得力于瑰丽的藻思，如《浪淘沙词九首》造语流丽，形象鲜明。二是得力于比兴手法。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无限月明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的爱情（《堤上行》），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刘禹锡诗中的兴句往往与比喻相结合，即景起兴，情景相生，既烘托气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绚丽多采的意境。这在民歌体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禹锡的诗歌不事铺叙而讲究精练，不主浅露而强调含蓄。他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练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艺术好尚。酬答诗如《答杨八敬之绝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与歌者米嘉荣》等，篇制短小，而含意丰富，或婉曲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出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能得韵外之致。怀古诗如《君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经檀道济故垒》等，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象。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写景诗如《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秋江晚泊》、《途中早发》、《九华山歌》等，多以情景交融见长，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蕴着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感受。刘禹锡诗的精练含蓄，为白居易所深赏。近人陈寅恪说，这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絛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 ，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 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 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贞元十年就鄙弃“沉溺于浮华”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后又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并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这些观点，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把这句话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这一观点。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较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元代方回说：“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瀛奎律髓》)或曾见到刘禹锡自定的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

（1）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

（2）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3）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参考书目

　刘昫等：《旧唐书·刘禹锡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1975。

欧阳修等：《新唐书·刘禹锡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1975。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

严正声明：本文由历史百科网注册或游客用户英逸自行上传发布关于» 刘禹锡(772～842)的内容，本站只提供存储，展示，不对用户发布信息内容的原创度和真实性等负责。请读者自行斟酌。同时如内容侵犯您的版权或其他权益，请留言并加以说明。站长审查之后若情况属实会及时为您删除。同时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尊重和保护作者的劳动成果，转载请标明出处链接和本声明内容：作者：英逸；本文链接：https://www.freedefine.cn/wenzhan/834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