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ongshi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作为宋代诗歌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其成就虽不如唐，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 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崑体。从个人成就讲，以王禹偁为较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 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崑体影响为较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

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 (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 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 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11世纪后半期， 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点，读后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于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较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苏诗《题西林壁》，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 (1053～1101)等， 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

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后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 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 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于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之后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分，“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 ，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分。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 以及政治上 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参考书目

厉鹗：《宋诗纪事》，中华书局，北京，1984。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9。

程千帆：《八代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北京，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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