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ang-Zhou yueqi

商周时代用陶土、玉石、青铜、竹木和皮革等原料制作各种乐器。与礼器一样，乐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奴隶主贵族的生活)中也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发现的各种乐器，对考察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我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文献记载，根据所用材料的不同，乐器又有八音之称，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商周时代的乐器，已知有玉、石制作的磬，陶土烧制的埙，青铜铸造的钟，木制的配有丝弦的琴、瑟和木框皮面的鼓，竹制的篪、笙、排箫等。这些乐器中，吹奏用的有埙、篪、笙和排箫，弹奏用的有琴、瑟，打击乐器则有钟、磬、鼓等。其中，除了埙在遗址中常有出土外，其余几乎都出自墓葬（主要是贵族墓葬），而琴、瑟、篪、排箫、笙等，目前仅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才能见到。

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现，但尚未定型。商代基本定型。埙体为圆锥形，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陶埙都有五个按音孔。测音表明它们的基音相同，均为a。

鼓出现的时间也很早。早期可能有用陶土烧制的，称为土鼓。木质皮面的鼓大多不易保存，所见多是朽痕。湖北崇阳出土1件商代铜鼓，应是仿照木鼓铸成，可知商代所用木鼓的形制。从东周墓葬出土情况可知，鼓的下部一般都有木质或青铜的鼓座，无鼓座的安有木把，有的则是悬鼓。

磬的出现可能在商代以前。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早期石磬倨勾部有孔，可供悬挂，外形与后来流行的石磬一致，但表面留有打制痕迹，未经磨平。经过测音，知音高为#C。商周时期的石磬，有的磬面雕刻有精致的装饰花纹，如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石磬，两面都雕琢有精美的虎纹。不过，雕琢花纹可能会影响音质，所以不少石磬的表面仅彩绘出花纹，有些磬则用玉或似玉之美石制作。磬分单枚的特磬和数枚一套的编磬。商代编磬为3枚或5枚一套，东周时多为9枚一套。演奏时磬悬挂于磬架之上，每磬可发一音，音的高低由磬的形体而定：大而薄则音低；小而厚则音高。其悬挂次序为由大到小，即按低音到高音的顺序排列。曾侯乙墓出土的石磬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出土时青铜磬架上悬挂两层石磬，每层两组（一组6枚，一组10枚），共计32枚。但从漆木磬盒中的磬槽、槽内编号和乐律铭文可知，总数当为41枚。

钟因形制不同，又有铙、铎、甬钟、镈钟、钮钟等不同称呼。钟大多数为青铜铸造，但江浙一带东周墓中出有用釉陶制作的。使用时有的手执或植于座上，有的悬挂在钟架上。商代的钟为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期增至9枚一套或13枚一套。钟的隧部和右鼓（或左鼓）部木槌敲击时可发出两个不同的音，有人称为正鼓音（或称鼓中音）和侧鼓音（或称鼓旁音）。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较好的一套，有编钟64件，加楚惠王赠送的镈1件，计65件，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全长10.79米，高2.67米，出土时仍矗立如故，并能演奏多种乐曲。（见彩图）

各地东周墓中还出土篪、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但数量及组合不尽相同。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瑟12件、笙5件、篪和排箫各2件，五弦琴和十弦琴各1件。笙有12管、14管、18管3种。篪与笛的形制不同，横吹，无膜，七孔，有底，五个指孔并列，另两个孔分别列于两端，与五个指孔成90°角。

乐器在墓葬中的随葬情况，当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反映。如曾侯乙墓有东、西、中、北4室。 北室主要放兵器和车马器；东室放墓主人的葬具和陪棺8具，并放置琴、瑟、笙、悬鼓等乐器；中室则放置编钟、编磬、建鼓、篪、笙、排箫、瑟、枹鼓等乐器，钟架旁边还有演奏编钟时使用的6个木槌和两根木棒，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钟鼓乐队”；西室有陪棺13个。东室和西室陪棺内的死者均为青年女性，有人推测她们原是乐队的演奏者或表演歌舞的女乐。

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商周编钟已经超过40套。经过测音知道，钟体的隧部和右鼓（或左鼓）部所能发出的两个音级，均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钟约当G、A、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柞钟，各钟发音基本上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侯马出土的一套春秋编钟共9枚，总音域比柞钟少一个八度，但在西周编钟角、徵、羽、宫的结构上增加了商音和变徵音，构成了有变徵的六声音阶。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音区，由于有三套音列结构大致相似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而且十二个半音俱全，因此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十二个半音，传统的音乐术语称为“十二律”。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钟架和磬、磬盒上都有铭文，钟的隧部和右鼓部的发音部位都有定位、定音的标音铭文，磬的铭文与钟相通。由铭文可知，战国初期各诸侯国所用十二律的名称和制度并不统一，如曾国的姑洗相当楚国的吕钟，曾国的大族相当楚国的穆钟、宗周的刺音等。不过，其基本原理仍与宗周一致，如曾国的六律至少有五律（黄钟、大族、姑洗、妥宾、无僁）与宗周的完全相同。

对于我国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的形成与发展，学者之间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近年以来，学者们在实测古代乐器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我国古代五声音阶的形成在仰韶文化时期，七声音阶的形成在公元前第2千年前后；也有人认为，七声音阶的出现不一定晚于五声音阶出现的时间，至少在晚商时期已出现完整的七声音阶；还有人认为，七声音阶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虽然看法还不太一致，但都否定了将我国古代音阶的形成时间估计得过晚的观点。

关于编钟，学者们在对钟体进行测音的工作中发现，每枚钟的鼓部基音大都比隧部基音高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有人把每枚铜钟发两个基音的现象追溯到商代。有人用激光全息干涉检测技术，对编钟进行声学性能的研究，认为商代钟的隧音和鼓音关系以大二度居多，自西周晚期始，双音钟音程的小三度关系很显著，大三度也有所增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他音程关系也逐渐展开。

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证明，65件铜钟都是由陶范分范合铸而成的，花纹用模具翻制。钟的含锡量为12.5～14.6％，含铅1～3％，配比比较合理。由金相组织推断，铸造过程中可能采用预热铸型，延时脱范，利用铸型和金属余热进行均匀退火来改善金属组织，减弱余应力。有的研究者指出：含锡14％左右，铅在2～4％之间，钟的综合性能较优。淬火回火工艺可以调整音频并使之稳定。曾侯乙编钟在铸造工艺上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参考书目

吴钊、刘东升：《我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3。

冯光生：近几年来我国音乐考古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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