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e'ernixuefusiji

[外文]：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 вич Черныщевский(1828～1889)

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1828年7月24日生于萨拉托夫城一神父家庭。1836年进萨拉托夫正教小学，1842至1845年在正教中学肄业。1846年进入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研究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文学。一度热中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不久即发现黑格尔体系中原则同结论之间的矛盾，进而研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受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密切关心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同情法国和西欧各国的革命斗争。1848年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一些成员接近，开始接触空想主义学说，注意到傅立叶“法郎吉”学说中的美好理想，但也发现它的缺点和局限性。

1850年，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次年重返萨拉托夫，在中学教授语文，他的进步思想对学生颇多启发，深得学生爱戴;但遭学校当局之忌，同年5月迁居彼得堡，开始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并着手写作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秋末与涅克拉索夫相识，应邀加入《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次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阿甫杰耶夫中长篇小说集》、《论批评中的真诚态度》和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贫非罪》的文章，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主张“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优缺点的评论”，反对注重细节和讲究纤巧。1855年，《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经过公开答辩后获得通过。同年冬开始发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系统地探讨了俄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1856年因涅克拉索夫出国就医，接编《现代人》杂志。同年与杜勃罗留波夫相识。次年下半年邀请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辑部，不久又负责评论栏，自己则主要研究哲学、历史与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农奴解放问题。他主持的《现代人》杂志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讲坛。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以及论述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文章，同时完成多种重要的哲学、经济学论著。其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发挥了战斗的哲学唯物主义观点，并系统地阐明“合理利己主义”理论；《资本与劳动》(1859)揭露了沙皇俄国 和经济制度的 ；《杂志述评》(1857)和《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1858)等文则提出俄国可以超越资本发展阶段，通过农民村社走向主义的思想。1859年秘密前往伦敦，同赫尔岑协商共同对沙皇反动派进行斗争问题。1861年发表《论战之美》，批驳了自由主义文人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的攻击。1862年，俄国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农民起义席卷全俄， 悍然予以 ；6月，《现代人》杂志被勒令停刊8个月。7月，他的寓所被搜查，接着本人被捕，关入彼得堡罗要塞。在两年拘留期间，他进行了理直气壮、毫不屈服的斗争。 因找不到任何罪证，之后采取伪造证据的手段，强行判处服7年苦役后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并把他当作“国事犯”，于1864年5月在彼得堡梅特宁广场将他示众，处以假 。 的这一暴行激起群众莫大愤慨。事后，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了强烈的控诉。7月，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盐场服苦役，8月被转送到卡达亚矿山。两年后，又被解送到亚历山大工场。 害怕人民对他表示同情，又看到革命者多次设法营救，在 7年苦役期满后，又延长其苦役期，并将他发配到荒无人烟的维柳伊斯克。

苦役和流放并未挫折他的战斗意志，他仍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写作。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期间，写出长篇小说《怎么办？》(1862～1863)。小说在拉赫美托夫身上集中表现了俄国革命 革命家的特征；借薇拉、罗普霍夫与吉尔沙诺夫的爱情，表达对恋爱自由和女人解放问题的看法；通过薇拉的缝衣工场和她的四次梦境，宣传空想主义思想。小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教育了青年一代和许多革命者。在服苦役期间写成的长篇小说《序幕》(1867～1869，第一部于1877年在伦敦出版)，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国社会斗争。小说主要人物伏尔庚和列维茨基反映了作者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理想及其精神面貌。

在延长苦役期间， 曾多次劝诱他呈请赦免，都遭拒绝。长期的苦役和流放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1883年获准回到阿斯特拉罕居住。他不顾当局的刁难与限制，写作了《回忆屠格涅夫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等文章。在《人类知识的特征》等文中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所译韦伯《世界史》（11卷）的注释中，批判了韦伯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观点。

1889年6月被准许返回故乡萨拉托夫，他迫切希望从事新的工作，但终因备受折磨，身患重病，是年10月29日逝世。

在哲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认识的源泉是对人们的感官发生作用的客观世界，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并力图以唯物主义的精神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革命性、现实性，但限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未能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观点中包含有人本主义的成份。

在美学思想上，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等论著，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从“尊重现实生活，不信先验的假设”的唯物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认为“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一定义不但肯定了美及其他审美范畴的客观性，而且指出了美的理想性，强调美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新的时代“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他还指出，美的观念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同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如农民和贵族对女性美的看法就不大一样。从上述观点出发，他强调艺术美是现实美的反映，艺术的目的和本质在于再现生活，艺术的内容是“生活中普遍引人兴趣的事物”。他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教育作用，认为艺术应该“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通过“描写生活所提出的主题”，“表现一定的思想”，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同时也指出艺术的审美特征，强调“艺术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活生生的个别的事实去表现思想”，“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但他往往片面地强调生活而过分贬低艺术的价值，不能科学地、历史地阐明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艺术和现实的辩证关系。

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从革命 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总结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加强了文学与解放运动的联系。他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等论著中，批判了自由派文人鼓吹的“纯艺术论”以及他们对以果戈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种种污蔑歪曲，指出果戈理的功绩在于“第一个使得俄国文学坚决追求内容，而且这种追求是沿着如此富于成效的倾向、即批判的倾向而进行的”。他不仅捍卫了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指引同时代的进步文学适应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发展这一传统。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 屠格涅夫、 格里戈罗维奇、列夫·托尔斯泰等新兴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从思想和艺术上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指出了这些作家创作才能发展的正确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50年代和60年代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领袖。列宁说：“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哲学美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早已翻译介绍到我国。他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小说《怎么办？》对我国文艺界和广大青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书目

布尔索夫：《俄国革命 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北京，1980。

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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