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agongbao Wenyi

现代文艺副刊。《大公报》是我国近代出现较早的报纸，1902年6月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其后主持者屡有更换，报纸的倾向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通常所称的旧《大公报》，指1926年6月，由吴鼎昌、胡霖、张季鸾组织的“新记”公司接办后的《大公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抗战爆发后，天津版迁汉口出版，武汉沦陷，再迁重庆出版；上海版迁香港出版，香港沦陷，再迁桂林出版。抗战胜利后，天津版与上海版复刊。香港版也于1948年复刊，延续至今。我国成立后，上海、天津、北京先后出版过《大公报》，但与原先的情况很不相同。

“新记”《大公报》一开始即设有副刊《艺林》，后又设《小公园》和《文学副刊》。《小公园》多发短文，《文学副刊》主要刊登介绍与批评文字，且不限于文艺，影响不大。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由杨振声、 主编，每周两期，到1935年8月，共出166期。从1935年9月起，由 、 主编，扩大为每周4期，更刊名为《文艺》。1936年4月以后，由 单独署名发稿。1935年9月至1938年8月，共出372期。

1933至1937年，是《大公报》文艺副刊最兴盛的时期。它具有显著的特色，并在文艺界发生一定的影响。文学史上所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通常就是指这个时期而言。 和 主编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成为当时不满于 反动统治、又未能投身于革命政治运动，以京、津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的主要文学阵地之一。副刊强调文学自身的发展，带有艺术独立于政治斗争的倾向。它拥有“五四”时期和30年代初即已蜚声文坛的较强作家阵容。 、俞平伯、 、废名、凌叔华的散文，显示出上述作家的创作在30年代的发展与变化；蹇先艾、靳以、冰心、老舍、 、 、杨振声等人的小说，陈梦家、 、林庚、冯至等人的诗歌，继续保持与发展着各自的艺术风貌;朱光潜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述，回避正面介入政治性的论争，而专注于学术上的探讨。副刊从一开始即有左翼作家的作品发表，但数量不多。1935年后，左翼作家的作品显著增多。除 、艾芜等继续发表作品外，荒煤、萧红、萧军、蒋牧良、罗烽、杨刚、胡风、叶紫等人都不断有作品发表，鲁迅也发表了他的《奇闻八则·前记》和一些译作，从而增强了副刊的进步色彩。

注重文学新人的培养，是副刊的一个显著特点。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等人在该刊上发表的散文，后来分别收入他们的散文集《画梦录》、《银狐集》、《白夜》、《海星》，反映出抒情散文在30年代的新发展；艾芜发表了后来收入《南行记》的《偷马贼》、《荒山上》、《私烟贩子》等小说，显示了青年左翼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实绩。最初在副刊上发表小说的还有 、芦焚等。 的创作后来收入《篱下集》，芦焚的则收入《江湖集》和《里门拾记》；在诗歌创作方面，孙毓棠发表了长篇叙事诗《宝马》，在文坛上获得好评。卞之琳、何其芳也时有诗作发表。副刊上涌现的文学新人的创作，还有严文井、欧阳山、王西彦、草明、姚雪垠的小说，刘白羽的小说和散文，辛笛、陈敬容等人的诗歌；他们后来都有更大的发展。

副刊十分重视文学批评。李健吾以刘西渭为笔名发表过不少批评文字。这些后来收入《咀华集》的文章，显示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特有风采。李长之、常风、李影心也是副刊上活跃的批评家。副刊还致力于发展书评，向读者介绍新文学创作的较新收获。还开辟专栏，讨论曹禺的《日出》。

副刊以较多篇幅翻译、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如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爱伦堡、雨果、司汤达、罗曼·罗兰、法朗士、左拉、詹姆士、福楼拜、莫泊桑、显克维奇、菊池宽、志贺直哉等人的小说；马拉美、路易士、歌德、波特莱尔、里尔克、普希金、裴多菲、纪德、芥川龙之介等人的诗歌；史密士、查尔金的散文小品；莎士比亚、奥尼尔、萧伯纳等人的戏剧。除经常性地发表译作外，副刊还不时刊出译文特刊和译诗特刊。这两种特刊分别由黄源和梁宗岱编辑。此外，副刊辟有“文艺新闻·海外”、外国文坛如“伦敦文坛”等栏目，分别介绍国外文艺新闻和诸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波兰、瑞典、阿比西尼亚、冰岛、墨西哥、爱尔兰等外国文坛情形。

同其独立于政治斗争的倾向相联系，副刊一般回避文坛的思想斗争。但以关心文学的艺术价值为理由，它发起过“反差不多”和“京派与海派”的论争。1934年，它在北方组织过关于大众语和通俗化的讨论，与以上海为主要阵地的左翼文学阵营关于大众语和通俗化问题的讨论相呼应，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

1936年，由林徽因主编，编选出版了一部《〈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随后，《大公报》又专门设立文学奖金；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分别获得戏剧、散文和小说奖。两者都与《大公报·文艺》副刊有关，更扩大了这个副刊在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影响。

抗战期间，汉口版《大公报》设副刊《战线》，申明反对为文艺而文艺的倾向，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以发表战斗性的报告文学、诗歌、速写、杂文、戏剧、木刻为主，成为抗战初期进步副刊之一;重庆版设副刊《战国》，为“战国策派”陈铨、林同济等人的阵地；香港版设《文艺》，由 、杨刚编辑。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天津版《大公报》，分别设《文艺》与《星期文艺》，它们不再具有30年代中期的那些特点，无论规模或影响，也都无法与抗战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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