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kehu

我国古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类户口，与主户相对而言，泛指非土著的住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

唐玄宗以前没有客户这一名称，但背井离乡逃往外地的人，两汉以来历代常有记载，通常称为“流庸”、“流民”、“逃户”、“浮户”、“浮浪人”、“浮客”、“浮寄人户”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是劳动人民。颜师古解释汉代的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杜佑认为隋代的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可见长期以来不少逃亡人民在外地当雇工或佃农，唐代也同样如此。“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佣假取给，浮窳求生”，就是指的雇佣和佃作劳动。玄宗开元时，正式出现客户称呼以后，“浮人”、“浮客”等在社会上也仍然没有根绝。

唐代社会上有为数不少的寄庄、寄住户，离开本地在异乡设置田庄，他们是地主。但劳动人民在唐代客户中居大多数，他们或逃往宽乡垦殖荒地；或在外地买到小块田业进行耕作。唐 将他们一律收为编户，唐玄宗统治时，凡是逃户垦殖的地区都就地设立州县，在华北、特别是在江南，不少州县是由逃户所聚而设置的。所有这些被改编为百姓的客户，大多是拥有少量田产的小农。

武则天统治末年，曾派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开创了唐玄宗开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宇文融出使括户的先例。不过，武周时括户准许在一定条件下“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逃户在客居地方固然不乏佃农或雇农，但被收编的逃户主要不是他们。宇文融主持的括户是和括田同时进行的。开元十二年括出客户八十余万和相称的田地。有的地方官追求逃户括出的数量，甚至把原有土户也作为客户。过去括到逃户，附籍即是编户，这时出现了附籍客户。括出的新附客户，“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所称轻税是每丁交纳一千五百文，按时价计算，客户每丁要一次交纳相当于租庸调两年的总量，实际负担并不轻。开元十八年，六年优免期满，按照规定，所有客户应当与当地百姓一样承担课役。当时裴耀卿上疏认为，“若全征课税，目击未堪”，因此他建议予以分别对待，宽乡地区组织客户佃耕官府闲田成为营田民。人多地少的狭乡可将客户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在他提此建议之前两年，朝廷已下令，诸州客户有情愿去缘边州府开垦的一律给予土地，裴耀卿再次提出类似建议，反映迁徙客户去宽乡实际难以执行。事实上裴耀卿建议后也没有执行。但由此可以看出，开元中括出的客户多数仍是具有少量土地的贫困下户。天宝十一载 (752)诏书指出那些“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广置庄田，他们“别停客户，使其佃食”，即招留客户当佃农。可见也有不少客户充当了庄田上的佃农。

安史之乱后，代宗宝应元年(762)命令所有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一律编附当地户籍，赋役负担比照原来居民（即土户）减半。代宗大历四年(769)改订户税敕，“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一律分两等收税，有产“浮客”要分等交税。两次颁布的诏书发展了开元时税及客户的精神，成为十年后两税法对有产客户与土户同样分等纳税的前奏。

德宗建中初实施两税法，明确规定“户无土客，以见（现）居为簿”，纳税多少，“以贫富为差”，当时全国土户约一百八十万，客户约一百三十万。客户和土户同样要按资产多少分等交纳两税。至于无产客户（佃客、雇客）虽然继续存在，因为不是两税户，一般没有正式编入国家户籍。

两税法创始时的“土客”乃是土著户和客籍户之分，有的史叔记为“主客”。主户按唐律规定都有田宅（法令上，均田制下的编户都是有产户），客户是逃亡他乡的客籍户。两税法后交纳两税的客户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户。但由于赋役严重，社会上仍不断产生新的浮逃客户，唐文宗诏令规定地方官新旧交替时，“仍须分明具见在土客户交付后人”，说明土户和客户实际是长期并存。

唐代社会存在的逃户多数是贫困户。唐高宗、武则天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广占田地的地主官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租佃制成为最通常的生产组织形式。玄宗诏书说他们“别停客户，使其佃食”，“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充分说明开元天宝时客户佃食制已有了明显的发展。两税法实施后，唐 不再限制土地兼并，于是土地日益集中。唐朝末年，有人上书指出，民有“五去”，其中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可见逃户充当佃食客户是普遍的现象。中唐以后，随着佃食队伍的日趋扩大，唐代客户长期存在的客籍户含义已经一步步趋于消失，过去的土客连称逐渐演变为有田产的一方为主户（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没有田产的另一方为客户。自五代时开始，逐渐出现了主客对称。

凡属无常产者，都划为客户。客户绝大多数是佃户，也称佃客、地客、火佃、小客、小火、旁户等，除一部分居于城郭市镇的城市贫民称坊郭客户外，绝大多数散居农村，赁人之庐，居人之地，佃人之田以谋生。客户虽与部分三等户、四、五等户都属农民阶级，但它却是这个阶级的较低层(见户等制)。据宋代户口统计，客户在总人口中的比数是变动不居的，北宋初年约占百分之四十，以后逐年下降，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下降到较低点，为百分之三十点四，以后逐步回升，到南宋绍兴末年回升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宋代客户自宋初即已登录在国家版籍上，具有国家编户齐民的意义。这与前代“皆注家籍”的部曲、客户已经有所不同。在法律上，客户地位也有所提高，客户被主人伤害致死，即使主家是官户，也要科罪判刑。客户同主户的依附关系，则因地而异。在夔州路，客户不能离开主人而他迁，随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谓之“随田佃客”，客户及其妻女都要遭到主人的奴役，客户身死，其妻亦不能自由改嫁，客户同主人具有较为强固的人身依附关系。客户不但遭受主人的奴役，同时还要承担主人转嫁来的官府的“租庸调敛”，负担极为沉重。在实行封建租佃制的广大地区，客户同主人结成了封建的契约关系。客户按契约向主人纳租，秋收完毕可以离开主人他去，在有的地区农隙之时还可为他人雇佣，从事贩运等项活动。客户向主户缴纳的地租以产品为主，这种产品租有三七分制、四六分制和对分制，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分制。在生产发达的太湖流域，定额地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宋代客户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中少数有了一块田园，有的上升为主户，有的发展成为佃富农，有的去做商贩，并且成为富商。宋以后，人们一般将非土著居民称为客户或“流移客户”，但客户不列在 的户口统计中。

参考书目

张泽咸：《唐代的客户》，《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64。

张泽咸：《再论唐代的客户》，《我国古代史论丛》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2 。

陈乐素:《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求是集》第2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4。

漆侠：《论等贵贱、均贫富》，《我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漆侠：《宋代以川陕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柳田節子:《宋元鄉村制の研究》，日本創文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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