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ei-Jin-Beichao muzang

从曹魏到隋统一以前的墓葬。时间前后延续达 3个半世纪。其地域分布，曹魏及十六国、北朝诸代的墓葬，均在长江以北，远及河西和东北地区；而西晋的墓葬，在长江以南也有分布。魏晋北朝墓葬，是从汉代墓葬到隋唐墓葬的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它反映出在汉代物质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许多原在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并从中外文化交流中汲取了养分。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墓葬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具有考古学方面的意义，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汉唐之间的政治、经济及物质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949年以前，缺乏对魏晋北朝墓葬的科学发掘工作，洛阳等地的大量北朝墓葬遭盗掘破坏，许多珍贵文物流散国外。从50年代开始，展开了对魏晋北朝墓葬的调查发掘和整理研究，其中以河南、河北、山西、甘肃、辽宁等省的工作做得较多。

魏晋北朝墓葬，可以分为曹魏（220～265）、西晋(265～316)、十六国(317～420)、北朝前期(386～534)、北朝后期(534～581)5个阶段。

这时期的墓葬，在形制结构等方面还保持着东汉末期的传统，多是有斜坡墓道、甬道、两侧带小耳室的方形前室和长方形后室的砖墓。洛阳地区有的在前室居中张设斗帐，斗帐的帐构有正始八年(247) 纪年铭。帐前放日用器皿，两侧的耳室一为庖厨，一为仓房。同一时期江苏徐州一带发现有石室墓或画像石墓，其平面布局也由带耳室的前室与长方形后室组成。在河西地区发现的同期墓葬，总平面与中原地区相近，只是墓内壁画嵌砌着大量的画砖，内容包括墓主生前宴饮出行及庄园、农桑(见彩图)、庖厨等，也有屯垦及营垒等图像。曹魏时期的墓与东汉墓相比，不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器物，都有简化的趋向。

以在当时都城洛阳附近发现的最重要，分布于当时的城东和城西一带。对城东枕头山墓地、峻阳陵墓地的探掘，提供了探索西晋帝陵的新资料。峻阳陵墓地的23座有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均为南北向，且排列有序。最东的1号墓墓道长36米，墓室长5.5米、宽3米，规模较大。在枕头山墓地发现的5座墓，也以1号墓较大。城西地区的西晋墓，较大型的都有宽大的砖筑墓室和长墓道，墓道长度一般在25米以上，如元康九年(299)徐 墓的墓道长达37.36米。墓室多方形，四壁砌成外凸的弧线状，四隅砌出角柱，有的在甬道处还设有石门。墓中常置大型碑式石墓志。出土遗物中常有贵重的金饰和大量陶质明器。陶质明器有镇墓兽、牛车、鞍马及庖厨、家畜、家禽等，陶俑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北少数民族形象，还出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形多子槅、翻口罐等器物。也发现一些极简陋的浅葬土坑竖穴墓，墓内仅随葬一两件陶罐。郑州、南阳等地及北京地区的西晋墓，与洛阳地区的相近似。记载死者家世的墓志的出现，是西晋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日益严格和世家大族势力上升的反映。宜兴西晋周氏墓地的墓葬形制与遗物既有西晋的时代特征，又具地方特色。长沙西晋墓出土大量青瓷仪卫俑，地方特色更为明显。

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民族关系复杂，因此缺乏象西晋时期那种统一的墓葬形制。西安草厂坡 1号墓结构与出土器物还保留西晋的特点，但俑群中，除男女侍俑和女坐乐俑外，出现了军事气氛极浓的出行仪仗俑群，有武士、鼓吹和牛车。特别是其中的人、马都披有铠甲，是这时期才开始出现的。辽宁的北燕冯素弗夫妇墓，是同坟异穴的石椁墓。椁内壁绘壁画，设漆棺。椁内殉犬，椁外小龛中有牛、鸡、鱼骨，是较为特殊的葬俗。随葬品中还有印章、铜和漆食具、文具、金饰和玻璃器，以及大量铁兵器、甲胄、马具等。辽宁朝阳的后燕墓也为土圹石椁，椁内置木棺，椁室以上埋石刻墓表。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其特点是从保留较多的鲜卑 俗，逐渐向接受中原旧制转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虽系砖室、木棺和有较多的随葬陶器，但木棺保留着前宽后窄的形制，还出土带草原民族风格的高足双耳铜、铜羊距骨、兽饰金指环、兽纹铜牌饰等，并有北魏铸造的铜虎符。到这阶段的晚期，中原影响明显增强，如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从墓室结构到随葬器物组合，特别是绘有列女故事的漆屏风等（见彩图），都显示出中原的影响。但在墓内随葬大量披铠的步兵和骑兵俑，还有驮粮马、骆驼等牲畜模型，一些陶俑的面相还具有胡人特征，又显示了与鲜卑原来的民族经济有关的特点。方山永固陵墓室前设墓道、甬道，后砌前后两方形墓室，四壁微向外凸呈弧形。墓中出土与佛教有关的石雕以及墓地与佛寺建筑结合，又显示了富有佛教色彩的特征。

自北魏迁洛到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墓葬形制在恢复中原旧制基础上又受到南朝影响。这时的墓葬多为方形单室砖墓，前有甬道和墓道，有前、后两室的只是少数特殊的例子，如东魏李希宗墓，墓内常有壁画，其内容有墓主人像，出行仪仗及天象、“四神”等图像。墓室内置棺椁，有的木椁作仿木构的殿堂形状，如北齐库狄迴洛墓（见河北山西东魏北齐墓）。常随葬有数量较多的俑群，主要是出行的仪仗和家内仆从，仪仗中有步卒、甲骑具装和鼓吹俑。时代越晚则家内仆从俑的数量越多。此外还有家畜、家禽及井、灶、仓、厕等模型。瓷器的数量显著增加，除青釉器外，出现了黄、黄褐、酱、黑等釉色的器物，还有青釉加绿彩和白釉加绿彩的瓷器，说明当时北方的制瓷工艺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北齐墓中较多地出现白瓷器，更是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另外，还常出土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遗物，如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拜占廷帝国的金币，以及一些玻璃器皿和贵重金属制造的装饰品等（见我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我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

参考书目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 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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