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uboluoliubofu

[外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св　(1836～1861)

俄国文学批评家、政论家。1836年2月5日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神父家庭。1848至1853年在尼日哥罗德正教中学肄业。1853年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在学期间，组织秘密小组，阅读并讨论别林斯基的文艺评论、乔治·桑的小说、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等，还秘密传阅当时列为禁书的赫尔岑的文章。1855年创办了一份手抄刊物《传闻》，并写作了一些抨击专制制度的政治讽刺诗，如《奥列宁墓前悼辞》、《尼古拉一世之死的颂歌》等。由于思想进步，曾与师范学院院长发生冲突，院方以放逐西伯利亚相威胁，经进步教授的救助才得幸免。1856年写了长篇论文《俄罗斯语言爱好者谈话良伴》，投寄《现代人》杂志，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赏识，并因而结识涅克拉索夫。1857年正式参加这一杂志的编辑工作。1858年开始主持它的最重要的一栏即评论栏。1859年又开辟讽刺栏《口哨》，嘲笑农奴制和自由主义的反动报刊。

杜勃罗留波夫一开始就作为比较成熟的批评家出现，50、60年代之交，在农民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迅速地形成了革命 主义的思想立场。1857年终发表了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外省散记》一文，深刻分析并批判逆来顺受与对社会无所怀疑、无所追求的社会“压舱物”以及“多余的人”的形象。1858年写成的《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从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真正处境和卫护人民利益的观点，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1859年先后发表《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和《黑暗的王国》。前者根据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深刻分析了产生“多余人”的社会条件、他们的蜕化过程和奥勃洛莫夫的寄生性质，认为只有同奥勃洛莫夫性格作斗争，才能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后者系统地分析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指出他的剧本的基调是揭露社会关系的反常:一种人专横顽固，一种人备受欺压；而所谓“黑暗的王国”则是指农奴主和宪兵所统治的沙皇俄国。1860年发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着重分析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批判自由主义贵族的消极被动和无所作为，同时指出俄国已处在革命前夜，同本国专制农奴制压迫作斗争的新型革命家、“俄国的英沙罗夫”必然出现。此文的发表，促使屠格涅夫同《现代人》杂志公开决裂。1860年5月因肺病出国治疗，到过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在国外期间写成了《俄国平民的特征》(1860)和《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后一文主要分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特别重视剧中卡捷琳娜这种富于反抗精神的女人典型在俄国的出现，认为她的反抗是沙皇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也标志着俄国文学在反映人民的觉醒、表现追求自由生活的新型俄罗斯性格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1861年7月杜勃罗留波夫尚未康复，即行返国，投入繁重的编辑工作与写作活动。当年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专论《逆来顺受的人》，一方面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功利主义者”的指责，阐明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肯定了他前期作品的成就，同时指出，他的世界观中有消极方面，有的人物的发展违反忠实反映生活的原则。

1861年11月29日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病逝。他的短促的一生对俄国革命事业和文学作了巨大的贡献。赫尔岑称他是“未来风暴中年青的舵手”。他的全部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学批评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为人民革命的事业作思想准备。

在文学观、美学观上，他坚持并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斗传统和唯物主义美学原则。首先，他强调现实主义的原则，认为“不是生活按照文学理论而前进，而是文学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艺术创作是客观现实在艺术家意识中的反映，作家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同时他并不忽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断言“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好象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之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的正确概念在人民中间的形成和传播”，并且认为，文学能对生活进行评判，因而具有改造生活的作用。他反对以照相式的模写来取代对现实的真实描写，认为艺术家不能局限于描写生活的个别现象，而要揭示生活的本质。

其次，他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原则。指出真实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他主张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他认为作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就必须抛弃本阶级的偏见，渗透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和质朴感情，而不能局限于描写他们的风俗 惯。

第三，他以“现实的批评”作为文艺批评的原则，主张“现实的批评对待艺术家作品的态度，应该正象对待真实的生活现象一样”。批评家必须以作品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为根据”，分析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现象，阐明“它们本身的界限，搜集它们的本质、典型的特征”。批评家决不能给作家“制订什么先决的规则”，对作家如塾师授课，耳提面命。他一方面坚持以文艺的真实性作为评价作品的首要标准，同时又十分重视作家世界观和艺术技巧的作用，强调指出：“真实是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作品的价值。说到价值，我们要根据作者看法的广度，对他所接触的那些现象的理解是否正确、描写是否生动来判断。”他的许多文艺评论为这种“现实的批评”树立了榜样，同时在论文中他善于把社会批评同美学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文艺评论的观点和美学观点对于俄国文艺批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

参考书目

布尔索夫：《俄国革命 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北京，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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