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muzang zhidu

人类将死者的遗体或遗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遗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我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古代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研究墓葬制度本身的范围。但墓葬制度仍是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根据迄今的调查发掘，我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墓葬。此后，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及以后各历史时代，墓葬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各个时代，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在墓葬制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采取“二次葬”，将许多已经埋葬过的尸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这些死者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有些合葬墓，埋着两个或数个完整的遗体，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或姐妹。大汶口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所葬多为两个成年男女，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而齐家文化的合葬墓，则证明存在男子死后以妻妾殉葬的情况。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墓中的遗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遗体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着不同的葬俗。

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遗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于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陶制或石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于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后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100余件，猪头多达十余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

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亞字形墓”和“中字形墓”。亞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亞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侯家庄的一座较大的亞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类似的墓葬在山东益都也有发现，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的一座较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17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余。除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形状虽然类同，但规模则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20余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亞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亞字形或方形。其余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遗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余件，另有海贝近 7000枚（见彩图）。由此可以想见，商代的王陵若不被盗掘，其随葬品应达到更为惊人的程度。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遗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在安阳侯家庄的一座亞字形墓的墓室之上，发现了大型的砾石，应是房屋的础石。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的墓坑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 由此可见， 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时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类似后世的所谓“享堂”。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亞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河南省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相似。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与商代一样，也多在墓底设腰坑。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葬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被证实为虢太子墓。

与商代一样，往往在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见彩图)，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上述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10辆、马20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5辆，马1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规模较大的埋车12辆、马72匹。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

发掘工作证明，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伯墓及其夫人井姬墓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

从春秋晚期开始，我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种变化在墓葬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坟丘一般用夯土筑成，有的呈方锥状，有的形状欠明，现存较高的达十余米。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和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在墓室的地面上建“享堂”，则应看作是继承商代以来的旧制。

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有些国君和大贵族的陵墓，如上述平山中山王墓、辉县魏王墓和邯郸赵国贵族墓，都在墓室的两面设墓道，与商、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则和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附设车马坑。中山王墓的附近除车马坑以外，还有船坑，坑内埋船。这时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辉县的魏王墓，则在墓圹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粘土填在棺椁的周围，以保遗体和随葬品不朽。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随州曾侯乙墓椁室庞大，分隔为4个部分，双重木棺都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由于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见彩图），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 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一组共8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盒、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它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小型墓中，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墓室，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椁室以代替木椁的。这种横穴式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还很不普遍，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商周以来的传统墓制发生了变化。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在战国时代，确比商代、西周少见了。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从商、西周以来，墓主的遗体多是仰身直肢。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南方的楚国以外，黄河流域的秦、韩、魏、赵、燕等国都程度不同地流行屈肢葬。特别是西方的秦国，屈肢葬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墓中遗体侧身而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黄河上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种特殊葬俗的影响。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我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凑”。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见彩图）。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后还流行崖墓。

我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我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见彩图）。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陕西省临潼的秦始皇陵，是我国第1个帝陵。陵园平面成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平面成方形。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寝殿。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见秦汉墓葬）。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栱，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见彩图）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元乂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山西省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的方山永固陵及孝文帝的万年堂，为北魏帝陵。墓室都分前后两室，与一般贵族墓之为单室相比，显示了帝陵的特殊规模。永固陵坟丘之前设石殿，应是继承东汉的陵制。南朝的帝陵在江苏省南京和丹阳。陵前有很长的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和石碑等。墓室皆为单室，室内有用模印画像砖拼嵌而成的大幅“竹林七贤”图和“白虎”、“狮子”图等（见南京地区模印拼嵌画像砖墓，与北朝墓内流行施彩色壁画的作风相比，显示了南朝陵墓在墓室装饰方面的特色。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龛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龛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龛2个，天井和壁龛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则都有前后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 白虎， 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 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 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见彩图）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勗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较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见唐代陵墓）。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昪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见前蜀王建墓、南唐二陵）。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后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后3室。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开芳宴”的场面（见彩图），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女人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见巩县宋陵）。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后作玄宫，遗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后两室的。赤峰的辽驸马墓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 都有前、 中、后3室，并多设耳室， 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这个时期受北宋墓的影响较多。特别是 的墓，有的在仿木结构的砖室中饰砖雕的桌椅，有的则在壁画中绘“开芳宴”和孝悌故事图等，与北宋墓相似。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见彩图)。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失。大约从早期的后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下的辽庆陵，是辽代中晚期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的陵墓。以保存较好的圣宗的东陵为例，地面设陵门、参道和享殿。砖筑墓室分前、中、后3室，前室和后室又各在两侧设耳室，各室平面成圆形，顶部隆起成半球状。自墓道至墓室，都施壁画，内容包括鞍马、侍卫、乐队、臣僚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从墓室的形状和壁画的内容看来，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缽行宫。（见彩图）

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于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后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有的还有“镇宅狮子”，使得墓室对现实生活中居室的模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雕砖的内容还包括开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妇、侍童、厨役、伎乐乃至舞台上的杂剧演员等人物，也有“掩门女人”。这显然是北宋后期在中原和华北南部地区流行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象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遗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遗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孝陵则为此后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明十三陵。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于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祾恩殿，基本上相当于唐宋陵前的献殿（见彩图）。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较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之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后殿的棺床上。

参考书目

王仲殊：我国古代墓葬概说，《考古》1981年5期。

王世民：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5期。

徐苹芳:我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6期。

黄展岳： 我国西安、 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6期。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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