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ongqi mingwen

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有铭文的铜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匜等水器，钟、镈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 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 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铭文中“”字作为有重文之字计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2）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如曶鼎(后两段)、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07）、攸从鼎等铭，还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如五祀卫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盘等铭。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生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周代彝铭进化观》）。

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七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如认为末句“子”“孙”二字下都摹脱重文，便应该是503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而且内容也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 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于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六朝以后，在铜器上铸刻铭文，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从文学方面看，也有一定的价值。虽然铭文中的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颂扬求福之语又往往是一些套语，但仍有不少铭文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

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早在武王时代的大丰簋铭文里就已经用韵），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的铭文也相当多。例如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和后期的虢季子白盘，就都是既用韵又大量使用四字句的。虢盘铭说：“……丕显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义近“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其风格与《诗·小雅·六月》等篇有相近之处。

到春秋时代，既用韵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铭文越来越多。例如徐、楚等国的钟铭就大都采用这种文体。它们还时常抄袭旧文套语。徐国的沇儿钟、徐王子钟（《商周金文录遗》 4）、许国的许子钟以及大概属于楚国的王孙遗者钟，都有“终翰且扬，元鸣孔皇”、“皇皇熙熙，眉寿（或作“万年”）无期”等字样。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里所发现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与王孙遗者钟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战国时代的杕氏壶铭说:“杕氏福□，岁贤鲜于。□是金契（），吾以为弄壶。其（？）颂（容）既好，多寡不，吾以宴饮，盱(？)我室家。弋猎毋，（籑）在我车。”通篇隔句用韵，第三句以后都是讲所作的壶的，可以看成一首颇为别致的小诗。

有的铭文别出机杼，风格比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铭，通篇都用对先考讲话的口气，颇值得注意。

由于铜器铭文的篇幅有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作者多数不可能是当时的文章好手，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其他形式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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