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jiatupai shehuizhuyizhe

[外文]：Ricardian socialists

英国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以D.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空想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英国资本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维护资本生产方式、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李嘉图派主义者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8页）。

李嘉图派主义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很多，其中主要有：一位匿名作者，其著作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P.雷文斯通（?～1830），主要著作是《对某些关于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流行见解的几点怀疑》（1821）和《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T.霍吉斯金（1787～1869），其主要著作是《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联合》（1825）和《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W.汤普森（1785左右～1833），其主要著作是《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在较新提出的财富自愿平等制度中的应用》（1824）；J.格雷（1798～1850），其主要著作是《人类幸福论》（1825）、《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和《论货币的性质和用途》（1848）；J.F.布雷（1809～1895），其主要著作是《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在李嘉图主义者中，不少人如汤普森、格雷、布雷等同时又是欧文主义者。R.欧文在以经济学的论战姿态出现时，也是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李嘉图派主义者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关心的是一切非劳动收入的性质和源泉。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利润、利息、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价值没有归还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而是被不劳动者所取得。因此，一切非劳动收入都是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李嘉图派主义者据此攻击一切剥削收入，劳动价值理论在他们手中从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李嘉图派主义者对价值规律作出了特殊的理解。李嘉图体系中存在着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矛盾。李嘉图派主义者认为，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同劳动相交换的资本代表较少量的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代表较大量的劳动，二者的交换是以少量劳动换取多量劳动，是不等价交换，破坏了价值规律。有的还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不仅是不等价的，而且是以无换有，因为不仅工资是劳动创造的，而且全部资本都是劳动创造的。李嘉图派主义者认为，解决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的矛盾的办法是，消除劳动和资本的不等价交换，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工人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李嘉图派主义者把价值规律不是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符合“正义”和“人的本性”要求的规律，不是理解为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他们和李嘉图一样不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以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而也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用主义代替资本以后，价值规律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形式上说，李嘉图派主义者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工人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的口号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就是要求消灭资本剥削。从这一点来说，李嘉图派主义者是正确的。

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李嘉图派主义者研究了剩余价值问题。他们对李嘉图理论进行主义应用的结果，“产生了李嘉图望尘莫及的对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同前，第21卷，第208页）。匿名作者所著《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小册子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在于他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他已经意识到，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作者说，劳动者为了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必须做一定数量的劳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在这一定数量劳动之上进行剩余劳动。他在这里明确地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价值归结为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小册子作者还研究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是由什么决定的。他说，工人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例如在一星期内，究竟用多大的部分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用多大部分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这完全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工人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等价物所需的时间，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

小册子作者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功绩还在于他对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的区分作了尝试。古典经济学家只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上看到剩余价值的存在，都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小册子作者前进了一步，他把企业主利润、地租和借贷利息都看作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把“利息”看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他说：“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 说：“小册子的作者把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有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同前，第26卷Ⅲ，第279页）。然而，小册子作者用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名称“利息”来指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这表明他还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严重限制。

小册子作者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的形式。与此不同，雷文斯通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相对形式，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缩减必要劳动的形式。雷文斯通已经懂得，剩余价值是可以随技术进步而提高的。他说，在维持10个人生活需要9个人的劳动的地方，总产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即剩余价值。在 1个人的劳动足够维持5个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4/5的产品用作“地租”即剩余价值。雷文斯通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增加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雷文斯通在这里把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

雷文斯通在分析剩余价值时，分不清资本发展的对抗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雷文斯通说：穷人的贫困创造了富人的财富，“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会有余，而奢侈品将会绝迹。”作为禁欲主义者，雷文斯通认为在资本对抗形式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也将随这种对抗形式一起消灭。

李嘉图把分配问题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的是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李嘉图派主义者也认为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然而他们强调的则是利润和地租的同一剥削性质，是工资同一切剥削收入之间的对立。汤普森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指出利润只能来源于劳动。他说，资本家和工人的要求是对立的，资本家的收入越多，留给工人的就越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越高，工资就越低。这种分配是一种不自然的、不公正的分配，它造成了资本惊人的矛盾即富裕和贫困的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灾难。

霍吉斯金也研究了工资同利润、地租的对立。他认为，工资是由工人的较低生活资料决定的，没有这种较低生活资料，工人就不能生存。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给他们留下较低生活资料，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到剩余劳动。工人为了取得面包，必须付出几倍于面包价值的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构成了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非劳动收入。格雷认为，在“商业制度”即资本制度下，生产者只能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1／5，而4／5被土地所有者、债主、商人等以地租、利息、利润形式所占有。后者给前者留下那点收入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活下来继续当奴隶。

李嘉图派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霍吉斯金在批判“资本生产力论”时说，资本没有任何生产力，所谓“资本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就流动资本而言，工人进行劳动时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并不是资本家积存起来的储备。欧洲的全体资本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保存起足够全体工人消费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资料。面包、牛奶等消费品往往是在消费前几小时才生产出来。各种不同的工人彼此都在为对方不断地生产生活资料。霍吉斯金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流动资本，不外就是并存的劳动。就固定资本而言，工具和机器等如不加以使用，连生产费用都难补偿。如果搁置不用，原有价值都会损失。固定资本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不是过去的劳动在起作用，而是现在的劳动在起作用。只有活劳动才起决定作用。霍吉斯金的批判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虽然指出了“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但没有弄清楚在资本制度下为什么资本会取得具有生产力的假象。他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把资本当作是消费品、工具和机器。因此他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布雷也有类似的提法。 在分析这一错误提法时说：“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同前，第46卷上，第262页）。

李嘉图派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各有己见，其中格雷和布雷都提出了组织交换的方案。格雷认为，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交换把许许多多的生产者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他埋怨，在流通领域中，商品转化为货币比货币转化为商品困难，也就是卖比买难。格雷说，救治方法在于使卖也象买一样容易。基于这一错误认识，他企图用劳动货币方案来解决卖比买难的问题: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劳动货币。中央银行通过各地支行确定各种商品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把商品送入银行，银行发给证明所需劳动时间的劳动货币。劳动货币的票面额有一个工作小时、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作周等，劳动货币既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证明，又是向银行领取包括同量劳动时间的其他商品的凭据。格雷的方案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幻想。他不是把生产而是把交换看作是社会的基础，不是把组织生产而是把组织流通提到首要地位。他想使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把商品直接就是货币、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错误命题奉为教条。这种教条不会因为某个银行按它经营就会变为现实，相反，“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同前，第13卷，第76页）。布雷也幻想通过组织交换来消除商品生产的固有矛盾，他的方案是组织工人股份公司，同行业或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人按地区等原则参加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之间通过公开交换市场和银行互相交换各自生产的商品。某甲的一个劳动时间交换到某乙的一个劳动时间，这就是布雷的基本命题。公司每星期发放一次工资，工资同工人在一星期中新创造的劳动产品等价。布雷称这种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他说：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这是组织股份公司的主要原则之一。但是，他所说的等量劳动只是指劳动日长度相同的劳动，不管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练程度，也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只要一天劳动8小时，劳动报酬就都一样。这种“按劳取酬”实际上是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 说，在布雷的“新社会”中，人们会“把懒惰当作较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从而“展开偷懒的竞争”（同前，第4卷，第115～116页）。布雷方案和格雷方案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了解商品生产的性质和它特有的交换形式，都想在保存商品生产的前提下组织交换来消除商品生产固有的各种矛盾。不同之处是，格雷把组织交换看作是社会改造的最终目的，而布雷则把它看作是实现欧文主义的合作制度的过渡办法；格雷企图保存私有制，而布雷则坚决反对私有制；格雷的交换银行主要依靠小商品生产者，而布雷的股份公司则主要是依靠工人。

参考书目

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上册，第12章，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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