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 Gou

我国北宋思想家。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曾创建盱江书院，故又称盱江先生。晚年经范仲淹（989～1052）等人的推荐任太学助教，后又任海门主簿和太学说书。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有《周礼致太平论》、《富国策》、《平土书》等，现编入《李觏集》。

李觏生活的时代，宋王朝积弱积贫的状况已日益暴露，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各种赋役不断增加，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倡议改革已成为当时朝野的风尚。李觏上承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遗泽，并为王安石变法奠立了思想基础。他的经济思想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内容涉及土地、工商业、财政、货币等方面。

李觏是北宋推崇《周礼》最力的代表人物。他建议统治者实行《周礼》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即可使国家长治久安。他认为仁义和利欲并不是不相容的，利和欲都是人类本性的要求，“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所以，“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富国策第一》）。不过，他又认为谈利欲，必须符合于“礼”，做到“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安民策第四》），因为谷帛等消费品的生产是有限的，而人们的贪欲是无限的。李觏的义利观虽然没有能超出封建等级制的樊篱，但在当时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观点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却有其启蒙的意义，推动了功利思想在宋代的发展。李觏公开为“富者”进行辩护，把他们和“强者”相区别，说他们是“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国用第十六》）的人，打击他们，对国家不利。李觏心目中的富者，主要指中小地主，同时包括从事正常经营而致富的中等工商业者。

李觏把土地问题看作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认为农民饥寒是由于“土非其有”，所以“平土之法，圣人先之”（《平土书》）。他理想的田制是《周礼》中的井田制，认为“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潜书一》）。他又认为，要发展农业，达到足衣足食，现实的解决办法则是“先行抑末之术”，驱民归农，增加农业人口，然后“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富国策第二》）。对于未开垦的土地，则任人垦辟，数量不限。李觏反对土地兼并的思想比较激进，可说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但他的限田主张，则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立场的软弱性。

在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影响下，李觏把工商业者分为三类，一是富商大贾，二是中等工商业富人，三是小手工艺者及小商贩。他把经营奢侈品的小工商业者，和僧侣、冗吏、巫卜、娼优一样都视为“游民”，主张用“复朴素而禁巧伪”的办法使他们无利可图，转而归农。对传统的谷贱伤农、谷贵伤末的说法，他也提出异议，并主张改进平籴办法，抑止商人盘剥农民。与此同时，适应当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李觏却又积极主张改革专卖制度，呼吁将盐、茶全部交由商人自由运销。认为在众商争售的情况下，不但可促使盐茶质量改善，得以畅销，增加税收，而且有利于“逐末”。因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中小商人敌不过富商大贾，他们无利可图便只能转而务农。这表明李觏的抑末主张，已不同于前人。他反对富商大贾垄断市场，希望对商业兼并活动有所限制，他又主张用经济办法限制小工商业者活动，驱之归农，因此他的工商业思想是有利于中等工商业富人的。

针对税捐日增而 财政却愈加窘困的情况，李觏提出了“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的观点。他主张“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国用第一》），即从减轻人民赋税入手，以增加人民从事生产的兴趣，减少社会游民。对节省军费开支，他尤为重视。关于货币，李觏认为行使铜钱，是“百王不易之道”，金银则“其价重大，不适小用”（《富国策第八》）。他主张由国家按铜价收兑恶钱和没收寺观的铜像铜器，铸造“法钱”，以杜绝私铸，解决钱荒问题。李觏接受历史上的货币数量说，也认为钱币数量的多少，会影响钱币价值，从而影响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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