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jiushiqi Shidai kaogu

我国旧石器时代是我国历史早的阶段，时间与地质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见史前考古学）。我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其中有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文化和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它们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还有在人类远古文化和人类进化研究上有重大意义的北京人遗址。丰富的腊玛猿化石的发现，表明我国西南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表现出与蒙古人种的联系，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即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代表之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又存在与外界的种种联系。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全新世开始的时期，我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国旧石器时 古学起步较迟。到20世纪初，在我国还未报道过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当时许多学者甚至不相信我国存在过石器时代。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和55公里处的辛家沟，在黄土层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人工打击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这是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受巴黎国立博物馆派遣，和桑志华一起到鄂尔多斯一带调查。他们在今宁夏 自治区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了一处内容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随后，他们又发掘了1922年桑志华发掘调查过的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发现了成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许多石器，并且发现了一颗人类幼儿的上中门齿化石，即我国学者后来 惯上称之为“河套人”的智人化石。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的，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起初，发掘者们并未注意人类的文化遗物。1929年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认出了一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英块。1931年发掘北京人遗址东北角的“鸽子堂”时，发现的石英碎片越来越多，确认了它们是北京人制作的石器。此外，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和德日进于1929年赴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调查新生代晚期地层时，在河曲县的长城内外，神木县以北，榆林县和米脂之间的榆林河北岸，以及吴堡县、石楼县之间的黄河两岸，也发现了零星的旧石器材料。如果把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旧石器作为我国旧石器时 古学的开端的话，那么，到我国成立前的近30年里，发现的旧石器地点除上述的以外，只不过还有周口店第13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遗址几处。

我国成立后，我国旧石器时 古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将1929年成立的我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几经调整、扩充，成立了我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该所恢复了中断达12年之久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又发掘出北京人牙齿、下颚骨、额骨、枕骨等化石，为研究北京人体质形态的发展增加了新材料。由于以前出土的北京人化石已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失落，因此这些新发现的标本更显得格外珍贵。该所还单独或与有关机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发掘。此外，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文物、 考古部门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 在一些地区也进行了不少工作。上述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例如，山西的丁村、匼河、西侯度、峙峪、许家窑、下川，陕西的蓝田、大荔，河北的虎头梁、小长梁、东谷坨，河南的小南海，甘肃的环县，辽宁的庙后山、小孤山，湖北的大冶，四川的汉源、铜梁，云南的路南、元谋，贵州的观音洞、硝灰洞、猫猫洞，青海的小柴旦湖等重要旧石器遗址，以及湖北长阳、广东马坝、广西柳江、安徽和县和巢县、山东沂源、辽宁金牛山等重要人类化石地点，都是近30年来发现和研究的。今天，北起黑龙江畔，南到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和两广，西起青藏高原，东抵黄海之滨，在27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可以归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或人工制品。这些地点基本上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这些发现，大大提早了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获得了我国古人类进化的系列材料，填补了东北、西北、华南广大地区旧石器发现的空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年表，在探索我国旧石器文化的传统和复原我国旧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此外，在利用同位素和古地磁方法配合传统的地层古生物学方法测定遗址的年代，利用孢粉分析、岩性分析等手段以配合古哺乳动物学来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堆积物的特点和其他环境变化的因素，可以把更新世再划分为早、中、晚3期。一些学者将早更新世的起迄，定在距今300万至100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中更新世定在距今100万至10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晚更新世定在距今10万至1万年，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在我国又以距今4万年作为晚期的起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更新世大约从距今240万年开始;早、中更新世的界限为距今约73万年;中、晚更新世的界限为距今约12.8万年或晚一些。

更新世是地球上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北半球的高、中纬度地区以及低纬度地区的一些高山，在这时期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冰川的前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的多次交替，并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和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这些事件对早期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主张采用冰期序列作为更新世分期的主要标准。欧洲的冰川研究基础较好，早在本世纪初就根据阿尔卑斯山北坡冰碛地层和相应的阶地地貌，建立了以多瑙河的支流命名的贡兹、 明德、里斯和维尔姆4个冰期。每两个冰期之间为间冰期。以后，在贡兹冰期之前又增加了一个多瑙冰期。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立了可以和阿尔卑斯前3个冰期对比的我国东部冰期序列，依次为鄱阳、 大姑和庐山冰期， 每两个冰期之间同样为间冰期。由于我国东部更新世冰川现象不如欧洲的清楚，研究历史也短，因此目前学术界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不过，更新世的气侯变化是全球性的，我国自然也不例外。

我国的更新世地层保存和出露状况较好。在华北，除洞穴堆积外，更新世各个时期都有发育良好的河流和河湖相堆积， 有分布面积广、厚度大、 连续时间长的“黄土”。 在华南， 则以广泛分布于石灰岩地区的洞穴堆积为特色。这些地层成为我国能够保存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的一个重要的地质条件。而地层和动物群又成为建立我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重要基础。

从地层和动物群方面看，华北更新世可以分为4个时间单位，依次称为“泥河湾期”、“公王岭期”、“周口店期”和“马兰黄土期”。泥河湾期相当于早更新世，公王岭期和周口店期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的早期和晚期，马兰黄土期则相当于晚更新世。

泥河湾期的地层以由砾石、砂、泥灰岩及粘土构成的河湖相堆积为代表。“泥河湾动物群”由长鼻三趾马、板齿犀、后裂爪兽等典型的第三纪末期的残余种属和象、马、骆驼、野牛、羊等许多近代哺乳动物的属组成。其中有许多是北方型的动物，反映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泥河湾期地层除分布在横亘于山西、河北两省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外，在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区等地也有出露。迄今为止，已从这个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3个旧石器地点：山西南部的西侯度和位于泥河湾盆地里的小长梁、东谷坨。埋藏环境表明当时人们是沿着湖滨、河岸活动的。

公王岭期地层以夹有古土壤的厚层原生黄土（又称“午城黄土”)为代表，标准地点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从这里除发现蓝田人头骨化石和石器外，还发现了一个由38种动物组成的“公王岭动物群”，包含一些第三纪的种属，如巨剑齿虎、奈王爪兽等，还有较多的更新世种属，现生种属仅占整个动物群的13％。公王岭动物群中有一批过去未曾在秦岭以北发现过的南方种类，如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貘、我国貘、我国爪兽、毛冠鹿和苏门羚等，它们带有很浓的南方色彩，这表明当时华北的气侯比较温暖、湿润，至少蓝田地区的气侯具有亚热带的特点。公王岭期的人类活动遗迹除蓝田外，还见于山西南部的匼河等地。从埋藏环境看，当时人们似乎更多地活动于河谷地带。

周口店期的标准地点是北京人遗址，属洞穴堆积。这时黄土堆积在华北广泛形成，地质学上称为“红色土”或“离石黄土”。 周口店动物群由近100种哺乳动物组成，可分成3类：首先是泥河湾期残留的种属，如剑齿虎、居氏大河狸、三门马等；其次是真正的更新世种属，如纳玛象、披毛犀、肿骨大角鹿、我国缟鬣狗、洞熊和杨氏虎等；之后是一些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种，如狼、棕熊和许多小型啮齿类动物。从生态上看，这个动物群所反映的气侯和地理环境非常复杂，但大部分是温带古北界的种类。这表明当时周口店一带的气侯总的来说具有温带特点，和今日华北接近。不过，其间曾发生过多次冷暖、干湿的明显波动，而且气侯的大陆性程度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马兰黄土期地层以分布极广的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和河流的或河湖相的堆积为代表，标准动物群是产自鄂尔多斯高原东南角的河湖相堆积层中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它的重要成员有纳玛象、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诺氏驼、马鹿、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和之后斑鬣狗等，多半是适应草原生活的动物，但也有一些喜欢在水边、林边生活。从动物群总的特点来看，华北在马兰黄土期的气侯要比前一时期寒冷和干燥。

更新世期间，东北的气侯和华北的差别不大。这可以由近年在辽宁和吉林发现的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得到证明。在辽宁，还发现了与北京人大体同时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表明辽宁地区此时也在早期人类的活动范围之内。从晚更新世起，东北与华北在气侯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生活在东北的是“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它在成分上与西伯利亚动物群基本相同。像狼、洞熊、猛犸象、普通马、披毛犀、马鹿、大角鹿、野牛、原始牛等，从我国东北到西伯利亚以至欧洲，都有它们的踪迹。这一动物群拥有萨拉乌苏动物群所缺少的猛犸象和东北野牛等种属；森林动物所占比重也大于华北的动物群。这些差异，表明晚更新世东北的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寒冷和潮湿的。

或许由于纬度较低的缘故，长江以南地区在更新世期间气侯的变化不如北方显著。从分布很广的石灰岩洞穴或裂隙堆积中发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从早更新世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只是根据一些特殊或稀有的种类，才能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作进一步的早、中、晚划分。华南也存在河湖相堆积中的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如早更新世的云南元谋动物群和晚更新世的四川资阳动物群。元谋动物群反映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则反映温暖湿润的山林环境。资阳动物群除含有犀牛、 水鹿和剑齿象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外，还包括一般只生活在高寒地区的猛犸象，其性质比较复杂。

在更新世冰期和间冰期气侯影响下，植被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华北位于寒温带、温带区域与亚热带区域之间，属过渡地带，所以受冰期、间冰期气侯交替变化的影响尤其强烈。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这里至少可以划分出5个冷期和4个暖期。冷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今的要低4～7.5℃或更多，而暖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今的要高。在冷期里，暗针叶林（云杉、冷杉林，或云杉、冷杉、松林，或含云杉、冷杉、松的针叶阔叶混交林）发育，从高山向河谷和平原、从北向南蔓延。但在冷期的极盛阶段则代之以适应干冷气侯的草原性植被。在暖期里，盛行针叶阔叶混交林或阔叶林。

据研究，公王岭的蓝田人生活在暖期里，许家窑人生活在冷期里。北京人的时代延续达50万年，其间曾发生多次冷暖期的交替变化。

在冰川作用引起的海平面升降以及新构造运动等因素影响下，我国东部在第四纪以来发生过多次海侵和海退。在晚更新世低海面时期， 海面要比今日低130多米，以致黄海北部大陆架出露，使哺乳动物和人类可以从陆地迁移到沿海的岛屿上去。进入全新世，随着气侯逐渐变暖，海平面回升，一些陆地又重新被海水淹没。

在我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十分丰富。最初发现的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已经为我国的早期人类进化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新我国成立以来，人类化石材料大大增加，逐渐充实了各个进化的环节。现在，我国已拥有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其中直立人等阶段的材料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已发现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公王岭）和湖北郧县的材料；晚期直立人的化石特别丰富，除北京人外，还有和县人、金牛山人以及在安徽巢县、山东沂源、河南淅川和南召、湖北郧西、贵州桐梓、辽宁庙后山等地发现的材料；早期智人的化石有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以及辽宁喀左等地的材料；晚期智人的化石有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资阳人以及辽宁的建平、海城、丹东，甘肃泾川，云南丽江和台湾省左镇等地的材料。目前，我国尚未发现可以确定的南猿化石。过去曾归入南猿类的湖北建始的 4枚臼齿，现在看来也可能属于早期直立人。（见彩图)

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比人类化石地点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泛。按时代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4个阶段。

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地点目前共发现4处，即山西省南部的西侯度文化遗址、云南省北部的元谋人遗址以及河北省北部的小长梁和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其中，西侯度的年代较早， 经古地磁断代初步测定， 不晚于距今180万年。元谋人遗址略晚，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70万年。小长梁和东谷坨，据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00万年左右。从地理分布上说，元谋人遗址位于我国西南的云贵高原，海拔约1250米；西侯度位于黄土高原区的河谷地带，海拔500～520米；小长梁和东谷坨则位于华北平原到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 900多米。它们分布在从北纬25°13′到40°13′的地区里。 4个地点都处在古老盆地的边缘，除西侯度是河流堆积外，其他3个地点都是河湖相堆积。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后阶段的石器地点，也就是北京人时期或比这个时期稍早和稍晚的石器地点，比起前一时期来，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分布范围也明显扩大。蓝田人文化和匼河文化应稍早于北京人文化。根据多种同位素方法和古地磁法测定的结果，北京人文化延续的时间为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比北京人文化稍晚的文化，以大荔人文化和许家窑文化为代表，据铀系法断代，前者的年代为距今23万至18万年，后者为距今12.5万至10万年。从地理分布上说，以在黄河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渭河、汾河流域发现的地点为最集中。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说，大体上保持前一阶段文化的范围。在华北，通常将“马兰黄土”的底砾层或与此相当的地层视为晚更新世早期，其所含的文化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丁村文化(见丁村遗址)就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代表。但是，关于丁村的时代地质界一直有争论，有人主张提前至中更新世晚期。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华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旧石器地点几乎遍布黄土高原，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也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在东北地区则向北延伸至黑龙江流域的漠河(北纬53°20′，东经122°30′)、呼玛十八站(北纬52°24′05″～25′11″，东经 125°19′56″～29′30″) 和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北纬47°2′，东经123°53′）等地。旧石器文化还向西扩展到青藏高原。在西南和华南，分布范围也明显扩大，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在台湾省发现了这个时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表明人类由大陆向沿海岛屿的迁移逐步频繁。

根据现有材料，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文化主要以石制品为代表。年代较早的西侯度文化使用锤击、 砸击和碰砧3种方法生产石片，体积较小的漏斗状石核和利用台面上脊棱为打击点的石片的存在，表明打片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石器有刮削器和砍斫器，还有一件脱离了地层的三棱大尖状器，前两种石器的加工比较简单。这个遗址还出土了得到化验证明的烧骨，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当时人类的用火遗迹，但有的学者主张对此应持慎重态度。处在这个阶段末期的东谷坨和小长梁，采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生产石片，有些锤击石片又长又薄，表现了较熟练的打片技术。石器包括好几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钻具等，尺寸都很小，加工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石器工艺的进步性质，使得一些学者怀疑这两个地点的时代是否有那么古老。总之，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文化，就其内容和石器工艺所达到的水平而言，很难说是最早的人类文化，我国古文化的起点还应回溯到更早的时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由于发现的材料很丰富，人们对这个时期文化面貌的了解比对前一时期的了解要全面、深入得多。通过北京人遗址，可知当时的某些人类群体已经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和相对固定的住地，如北京人遗址堆积层厚40多米，代表了40万至50万年的时间间隔。北京人不仅制作各类工具，而且已经具有控制和管理火的能力；他们有能力猎取鹿、野马等大型动物，打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石器工艺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首先表现在对原料的特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并相应采取有效的打制方法。例如，脉石英是周口店附近来源比较丰富的一种原料，但它性脆，用锤击法很难产生适用的石片。北京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砸击法，从而有效地和充分地利用了脉石英，使这种劣质原料的制品成为石制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打制方法和器形都比较稳定的石器，如三棱大尖状器、手斧、石球和好几种刮削器和尖状器。在后期，如北京人文化的后一阶段，还出现了为其他地区同期文化所罕见的进步类型，如雕刻器和石锥等。

不同技术风格的形成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后阶段文化的显著特点。有的学者提出，在华北，目前至少可以分出两个大的文化传统：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匼河-丁村系”，蓝田、匼河、三门峡等遗址都属于这个传统;另一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大荔、许家窑等遗址都属于这个传统。两个传统在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上各具特色。 “匼河-丁村系”的石器以大型为主，“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石器则以小型为主。碰砧法在前者的打片中占重要地位，而后者则主要采用砸击法。两面打制的石器在前者占有显著地位，而后者的石器主要是单面加工的。前者石器的基本类型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手斧和石球等，砍斫器数量最多，但刮削器却很少。后者石器的基本类型是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砍斫器，其中刮削器的式样丰富，数量亦为各类石器之冠，而砍斫器很少。总之，两个传统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东北，发现于辽宁省本溪县的庙后山的石制品和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关系密切。发现于贵州省黔西县的观音洞文化是这个时期文化在华南的一个代表。它具有下述主要特征：大部分石片用锤击法产生，少数可能用碰砧法产生；大部分石器用石片加工而成，尺寸一般较小；单面打制的石器占石器的大部分，它们多半有两个以上的刃缘；刃角偏大，多数在75°以上；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兼有端刃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还有少量石锥、带凹口刮削器和雕刻器。这些表明观音洞的石器工艺与北京人的在许多方面相同或相近，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异同反映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面貌，同样也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技术传统。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我国旧石器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首先表现于石器工艺的进步。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某些技术，如修理台面技术，在中期的丁村有更多的应用，而在晚期的水洞沟成为生产石片的主要工艺，用这种方法产生的长身石核和长石片在水洞沟文化的石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如加工上的“指垫法”，在中期已见应用，而到了晚期则更加流行。但是，技术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工艺，即使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细石叶和使用压制法修理工具或武器。在已知拥有这种工艺的遗址中，山西省南部的下川遗址的年代最早，放射性碳素断代为距今约23000～16000年。这种典型的细石器工艺可能是在小型石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研究者们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石器工艺的另一个突出的发展趋势是类型的多样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遗存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锯等，个别的还出现了箭头。这些具有专门用途的工具或武器与发达的打猎经济相适应。在某些遗存，尤其是以细石器为主的遗存中，用细石叶做成的复合工具十分流行(见峙峪文化、下川文化)。在华北还存在石器工具小型化的趋势，像萨拉乌苏、峙峪、小南海、刘家岔等处的石器都具有尺寸小的特点，其中以萨拉乌苏的最为突出，一般只有2～3厘米长，1～2克重。华南也存在尺寸小的石器，如富林文化，但不如华北普遍。（见彩图）

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宁夏水洞沟、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等遗址出土的骨针、鱼叉（见彩图）、骨锥、骨刀和角铲等，是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专门工艺精心制作的，它们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掌握了骨、角材料的特性，并采取一套不同于制作石器的工艺。这个时期的一些遗址，如周口店山顶洞和海城小孤山，还出土了用兽牙、鸟类肢骨、贝壳、小砾石等原料制作的装饰品，反映了先进的工艺水平和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

不同技术风格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情况。遍布华北的许多地点，如蒙古高原的萨拉乌苏、黄土高原的刘家岔和禹门口、华北平原的小南海(见小南海文化)、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峙峪，位于东北大兴安岭山脉东南边缘的鸽子洞（见鸽子洞遗址）和西八间房、长白山脉西南边缘的小孤山、东北平原北部的昂昂溪，以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富林等地点的石器制品，都和华北小型石器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而在秦岭南坡的汉水流域和华南边陲百色盆地的右江两岸发现的石器制品，风格上却同以丁村文化为代表的大型石器传统比较接近。另外，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还出现了一些和上述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的例子之一是蒙古高原上的水洞沟文化。这个文化与西欧旧石器时代的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有不少相似的成分，如修理台面的长身石核、盘状石核、长石片、三角形石片，以及用三角形石片制成的莫斯特类型的半月型刮削器和用长石片加工的端刮器等。它们的大小以中型为主。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下川文化和薛关文化，它们拥有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石片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典型细石器工艺。上述文化的来龙去脉目前还不太清楚。但它们的出现，可以说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中期以后的多样化趋势。

在华南，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文化的区域性特点比起前一时期似乎有所加强。有的研究者将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划分为富林、铜梁、猫猫洞、百色盆地、元谋-宜良（路南）等几个区域性文化，认为这种分异的形成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氏族的形成有关。这些文化中，与观音洞文化保持密切关系的铜梁文化（见铜梁旧石器地点），拥有制作精美的骨、角器和“锐棱砸击法”石片；猫猫洞旧石器地点的石器，则主要由石片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它们都是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小型石器为特色的富林文化和以大型石器为特色的百色盆地的石器制品则分别同华北的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情况表明，华南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文化，既具地区特点，同时与华北的旧石器文化保持一定的联系。

我国的旧石器时 古，今天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幅员辽阔的国土，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使我国日益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进化及远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当前，我国旧石器考古面临着许多重要的课题：

（1）在华北，虽已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序列，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器物类型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年代测定技术的基础之上。华南和东北地区，需要在发现更多材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近年发现的材料证明，我国西部广大地区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舞台，加快填补这里的空白，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另外，在我国寻找更古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也是旧石器时 古的一项重要内容。

（2）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境内的旧石器文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对诸如华北旧石器时代两个文化传统的问题，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华北出现更加复杂的文化类型的问题，华南旧石器文化的地区特色、地方类型问题，以及华南、东北、青藏地区与华北的文化联系问题，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探索，以弄清各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类型的区分，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

（3）东北亚、北美和东南亚，在早期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上与我国大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承认。然而，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我国以至东亚、南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非、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对比诸问题上，学术界的意见还很不一致。一些西方学者曾把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归入“砍斫器文化传统”，与欧、非的“手斧文化传统”加以区分。这种归类看来过于简单，不符合像北京人文化、观音洞文化等许多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文化的性质。又有人一度曾把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概括为“石片石器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相区分。但事实上欧洲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了石片石器文化（见克拉克当文化），而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也并不十分单纯。因此，有必要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对上述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将有助于解决世界不同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

（4）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复原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书目

步达生等：《我国原人史要》，1933。

裴文中：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我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

我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贾兰坡：我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中译本）198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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