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jian

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代“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近代最先发现的古简是魏晋简。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这个遗址后来被定为楼兰遗址。同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也发现了魏晋简。在所谓楼兰遗址，斯坦因和日人橘瑞超也发现过魏晋简纸。

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大部分简的性质类似后世赠物名刺，有人推测是西域精绝国遗物。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七十多年来共发现四万余枚，其中既有完整的，也有残碎到只剩一两个字的。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还可分为三种：

（1）敦煌汉简。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 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 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四十三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一千二百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的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

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 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2）居延汉简。1930～1931年，我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是 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查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见彩图)

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

（3）罗布泊汉简。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七十一枚。 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 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新出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三百一十二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其中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革（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等。同时发掘的 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 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了竹木简六百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册，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 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一千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 249号墓有《日书》。258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先令”即遗嘱。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大约作于战国。篇中讲到 授田给农民的制度以及农民的各种负担，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有些汉墓所出的遣册，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张家山247号墓所出汉律虽只是部分抄本，但内容很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

从西汉简上可以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为八分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见秦简）。

参考书目

E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ēcon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1913.

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上虞罗氏影印本，1914年；又重印校正本，1934。

Henri 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ēme expēditons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Oxford，1953.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北京，1961。

劳幹：《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考释之部，台北，1960。

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

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北京，1980。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研究院，1948。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64。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7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银雀山汉墓竹书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书〔壹〕》，文物出版社，1986。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参考文章

汉代地图与汉简上的地名我国地理

居延、敦煌、武威汉简及武威汉墓我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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