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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敦煌通俗文学

[拼音]:Tangdai Dunhuang tongsu wenxue

指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是唐五代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批已湮没近千年的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各种写本和木刻书籍,总数达 4万多件,这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不长的时间内(1907~1914),英、法、俄、日、美等国的探险者纷纷前往敦煌,大肆劫掠。许多有价值的敦煌遗书,现分别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以及日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国内北京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近万卷,多属佛道经典。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国内已获得英、法两国所藏敦煌遗书的原卷缩微片。苏联也曾于60年代开始出版所藏敦煌遗书的解说目录和一些变文的影印解说本,但大部分内容尚未公之于世。

敦煌遗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藏,它们为研究中古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当时的中西交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而随之产生了专门研究敦煌文物的敦煌学,敦煌通俗文学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已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除去少数文人作品及某些专集、选集残卷外,大多是唐五代时期流传于民间的通俗文学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类:

(1)敦煌歌辞。指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辞,包括曲子辞和大曲辞。曲子辞,一称曲子调,除少数为诗人文士所作外,多数是民间作品。虽然从文学技巧上看,它们还比较粗糙,但所反映的民间现实生活和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则往往真切动人。它们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敦煌诗歌。其中有古代选本《玉台新咏》、《文选》和唐代诗歌选集、诗集残卷如《唐人选唐诗》、《诗总集》、《白香山集》、《高適诗集》等,还有一些唐代诗人的诗篇、诗句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些虽不属通俗文学范围,但可弥补《全唐诗》之不足,也可供校勘之用。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的五言通俗诗长期失传,在敦煌遗书中却保存下来,为研究唐诗增添了重要的资料。   ③敦煌变文。敦煌遗书保存了许多民间说唱文学的变文作品,如《汉将王陵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变文是唐代佛寺禅门讲经同民间说唱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是生长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土壤,秉承汉魏六朝乐府、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并在演绎佛理经义的宗教文学影响和启迪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文体。它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意旨浅显。题材或取自佛经神变故事,或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或直接表现现实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因而受到僧俗人等的欢迎,成为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

(4)敦煌话本小说。是唐代民间“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其特点是以散文叙述为主,间有少数诗词,并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其中如《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这类话本小说为研究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和宋元话本小说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探索途径。

(5)敦煌赋。包括两类作品:一是文人赋作,如《文选》中的《西京赋》、《啸赋》,和王绩《元正赋》、刘瑕《驾行温汤赋》、刘长卿《酒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二是通俗故事赋,如《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以“赋”为名的作品,和汉魏六朝以来文人赋不同,它们已初步摆脱骈词俪句的形式,语言通俗畅达、明白如话,故事性强,同小说比较接近。由于是流传民间的作品,故称为“俗赋”。

此外,敦煌遗书内还有以唱词形式出现的《季布骂阵词文》,驳诘议论性的杂文《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书》,以及属于宗教文学的“押座文”和一部分“佛赞”、“偈颂”等。

敦煌通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虽然比较稚拙,但在艺术上仍有可取之处:

(1)题材多样化。它们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展现了佛寺禅门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有佛国天堂的虚幻描绘,冥界地狱的恐怖场景,也有现实社会的真实记录和人情世态的生动表现。它们或揭露矛盾、抨击现实,或感慨悲怀、触景兴叹,或劝世警俗、讥讽嘲弄,或多或少地触及当时社会的某些弊端,从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

(2)语言通俗化。作为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学作品,敦煌文学保存了大量的口语俚词,并具有文学语言的准确精炼性。它所创造的散韵结合、诗文并用的语言体式,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已显示了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

(3)创作方法理想化。敦煌文学既注重对现实的客观描绘,又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来表达人们的意愿,如《韩朋赋》、《叶净能诗》等还能巧妙地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力求塑造出理想同现实相结合的人物形象。这些对后代的诗、词、小说、戏剧和民间说唱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敦煌通俗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显示了诗歌、词曲、辞赋、小说、讲唱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的来踪去迹,证明了通俗文学同音乐、戏曲、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关系,解释了文学发展史上长期模糊不清的某些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所著《我国文学史》、《我国俗文学史》中均谈到敦煌通俗文学,实为提倡敦煌文学之先河。

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采集和整理敦煌遗书内的通俗文学作品,罗振玉的《敦煌零拾》(1924)、刘复的《敦煌掇琐》(1925)、许国霖的《敦煌杂录》(1935),分别辑录了曲子、变文、诗词、俚曲、佛曲、词文等多种敦煌写本。我国成立后,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时期,先后出版了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等专集,发表在报刊杂志的论文、札记亦为数不少,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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