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dai fagui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和东汉（公元25～220）时期封建王朝颁布的法规。

两汉400余年间制定的法规极其繁多，一些主要法规颁布于西汉前期。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刘邦(汉高祖)进入关中后，为扩大政治影响，笼络人心，曾宣布废除秦代苛法，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三章之法”虽很简略，但对于当时进行的统一战争，起了有益的作用。汉统一全国后，由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制定了汉代的主要法典《九章律》。汉文、景时期（公元前180～前141），在法制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除肉刑、定箠令、除收帑相坐律令，以及规定徒刑刑期等。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时，董仲舒提倡“引经决狱”（也称《春秋》决狱），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引经决狱”即用儒家思想作为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对于当时的司法实践有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法律儒家化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增定了一系列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和 农民起义的法令，律令繁多，在施行上造成混乱。汉元帝（公元前49～前33在位）以后，对法规进行了“蠲除轻减”的修改、整理工作。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在位)为缓和阶级矛盾，数次颁布减刑令、弛刑诏。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法令又逐渐繁密。据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统计，法令中“ 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至东汉末，共有律60篇，令300余篇，比900余卷。因未经系统编纂、整理，各种法令在量刑上“轻重乖异”，体例上“错糅无常”，造成审判上的极大混乱。汉代法规主要有以下形式：

汉代主要法规多采用“律”的形式，如：

汉代的基本法典，系丞相萧何根据秦代旧律制定。 律有9篇，故名《九章律》。律文早已散佚，仅知9篇的篇目是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前6篇是沿袭秦律的旧体例，内容以刑法为主，杂有审判、禁囚等规定。后3篇为萧何所创，是有关徭役、户籍、赋税和畜牧牛马等事项的法规，亦称“事律”。但1975年发现的秦简证实，汉代以前已有户律、厩律篇名。

维护朝廷、宗庙尊严，树立皇帝权威的一种有关礼仪的法规。又称“礼仪”、“仪品”、“仪法”。汉初，为“正君臣之位”，汉高祖（前206～前195在位）曾命叔孙通及其徒弟定有关朝廷制度的法规。惠帝(前195～前188在位)时，叔孙通文曾定有宗庙仪礼的法规。《晋书·刑法志》载:“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据考证，叔孙通“傍章十八篇”(一说十二篇，或十六篇)即《汉仪》。 清人沈家本《汉律摭遗》辑有《汉仪》律目十七条。其中有“见姅变不得侍祠”（女人月经时不得入神祠）、“予宁”（准许官吏在家持丧服）、“告归”（官吏请假回家）等。

有关宫廷警卫制度的法律。《晋书·刑法志》载，汉武帝时，张汤著《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现知律目有30余项，如规定无证件不得进宫殿门、 正式朝衣进入宫殿，为不敬罪，免除爵位或官职等。

有关诸侯朝贺制度的法律，又称《朝会正见律》(《太平御览》卷638)。 《晋书·刑法志》载，汉武帝时，赵禹定《朝律》六篇。沈家本《汉律摭遗》辑有《朝律》律目若干条。

有关财政制度的法规。《晋书·刑法志》载有汉《金布律》律目两条：“毁伤亡失县官财物”和“罚赎入责（债）以呈黄金为价”。前人认为《金布律》是有关仓库管理的法规。但秦简证实，《金布律》是有关财政制度的法规。《汉书·高帝纪》和《汉书·萧望之传》记载，汉代还有《金布令》、《金布令甲》等法令。这些法令当是《金布律》以外的有关财政制度的规定。

维护乡间社会秩序、管理农事、征收田赋的法律。律文早已不存，篇名见于《周礼·秋官·士师》和《周礼·夏官·大司马》。关于《田律》的性质，唐代以后一直认为是关于“田猎”的法律，但秦简及其他史籍证明，这种说法不正确。

关于货币管理制度的法律，定于汉初。《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实行任民铸钱政策，曾废除《钱律》（《汉书·文帝纪》记为“除盗铸钱令”）。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可知此时又恢复钱律。

关于督促地方官吏 农民 的法律。汉武帝时定。该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至小吏主者皆死”。该法颁行后，地方官吏畏惧惩罚，反而常常隐匿盗贼案件不报。上级官府也因怕受连累而纵使下级隐瞒。《沈命法》实际上不起作用。

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令。“令”较“律”灵活，统治者常以“令”更改或补充“律”文，即所谓“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汉代的“令”极其繁多，汉王朝常编纂整理。按内容性质编纂的有《金布令》、《田令》等。按颁行时间顺序编纂的称《令甲》、《令乙》、《令丙》等。史籍中见到的较为重要的诏令有《谳疑狱令》、《箠令》等。

关于疑难案件审判制度的诏令。高祖七年（前200），鉴于“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于是颁布诏令规定，县、道难以断决的案件，报请郡审理。郡难以断决，报请廷尉审理。廷尉难以断决，奏请皇帝，比附相应的法律判决。该法颁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疑难案件的长期拖延不决。

关于笞刑刑具及执行方法的诏令。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对刑罚作过一次大的改革，即废除黥、劓、斩趾等肉刑；以髡钳城旦舂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左趾，而斩右趾则改为弃市。由于笞数过多，且笞打脊背，受笞刑的多被打死。为此，景帝曾两次下诏减笞刑，之后命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制定《箠令》（见刑具），规定箠长五尺，大头厚一寸，小头半寸。竹制的箠应削平竹节。笞打臀部，执行过程中，不得更换行刑的人。这样就使笞刑进一步规范化。

西汉末期，大批破产农民沦为奴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光武帝利用奴婢要求人身自由的愿望，笼络人心，曾数次下诏免奴婢为庶人。建武二年（公元26）诏令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归随父母的，听其自由；奴婢的主人如拘留不放，按掠卖人口律治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又三次下诏令规定：

（1）奴婢主杀奴婢不得减罪；

（2）奴婢主炙灼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

（3）废除奴婢射伤人处 的法律。上述诏令的颁布，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原意为依律断罪。法律条文中所列依律应科刑罚的部分，称为科条，后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汉王朝为了扩大某些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或改变原来规定的刑罚，常在一条法律条文下增加若干科条。如《后汉书·张敏传》载，汉代刑法中的“轻侮”罪的“科”文曾增至四、五百条。

即决事比，指经朝廷批准，具有法律效力的断事成例或断案判例。秦时，审判官吏可以直接引用“廷行事”，即断案成例作为法律根据。可见汉比也是因袭秦制。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武帝时定为典型案例的“死罪决事比”，有“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东汉时，编辑成篇的“比”，有《决事比》、《辞讼比》、《法比都目》、《廷尉决事》、《廷尉驳事》等。除上述律、令、科、比4种主要法律形式以外，汉代还广泛采用诸儒解释法律的章句或律说断案。《晋书·刑法志》载，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见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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