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ji banben

[外文]：edi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我国古籍(指周秦至1911年间成书的图书)，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版本。今存古籍，以雕版印刷文献为主要形式，“版本”一词的本义也就是指雕版印刷之书。在雕版印刷出现以前和以后，图书还曾以手写、石刻等形式制作和流传，其中手写文献按载体又有竹、木、帛、纸之分；在雕版印刷之后，又有活字印刷的出现，而活字按制成材料又有泥、木、铜、铅之分。因此，我国古籍版本的范围，并不局限于雕版印刷之书，而是包括了各种制作方法所形成的图书。从简帛书写到纸书写，从石镌摹拓到雕版、活字排版以至近世铅字印刷等等而产生的每一种图书的不同本子的具体情况，都属于我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范畴。本条旨在对历代版本的发展情况作一概要介绍。

除了甲骨刻辞和青铜铭文外，目前存在最早书本当推战国以至西汉时代的竹简写本和缣帛写本。自从秦始皇焚禁以后，无论劫后残存的秦前书本，或者汉代人用汉隶移写的书本，都已散乱残缺，不易通读。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写定群书，自属当务之急。关于刘氏校定的具体情况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秦汉间简帛书本中窥见一二。把1959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竹木简《仪礼》七篇和《服传》甲、乙本两卷，与今本(刘向校定之本)核校，异文达1000多字，经考定，除了今古文异字和书手俗写以外，绝大部分是简本(即出土本)讹误，只有20多字确为刘氏误定而属于简本独善的原文(据沈文倬 《礼汉简异文释》，载《文史》33～36辑)。据此一书的校订，可以推断刘氏父子从秦火余烬中校定这么多的秦前古籍，除了博综群书的学问和精密校理的识断以外，还要靠“汇集众本”才能完成这一工作。

根据今存《列子》、 《管子》、 《晏子春秋》的《叙录》的记载，可以知道刘向等人在校书时搜集尽可能多的不同本子，经过雠校，然后才“定著”、“已定”、“相定”而“缮写”的。当时所罗列的本子，首先有中、外之分。“中”即中秘书，是皇家的藏书。“中书”外有“太常书”，即太常博士所用之书；有“太史书”，即汇集到太史公处的书 (《太史公自序》中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记载);“臣富、参书”、“大中大夫卜圭书”、“臣向书”等都是个人所藏的书，都是征集来的。《列子叙录》云:“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刘氏父子校定群书包括编定卷帙和订正文字两部分，纵然未必尽善尽美，但使书皆可读，成绩卓著。后世集众本以从事校雠之业都可说是按刘氏规范进行的。

两汉的统治者都是尊经崇道的。对经书的传抄，比文史类书更为频繁而讹误更多。为此，蔡邕等奏求正定六 字，公元175年由蔡邕书写，刻碑立于太学门外。碑立后，观视及摹写者每日车达千辆。因为刻碑时在熹平四年，故称为《熹平石经》。到魏齐王芳正始年间，又刻了古文石经，立于洛阳太学。因 以古文(六国)文字为主，附列小篆和汉隶，故《正始石经》又名《三体石经》。这二种石经都起了经书定本的作用，但不久均在战乱中被毁。残石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对象。唐代经学复兴，开成中，郑覃等奏请“校定六经，立石太学”，刻成十二经，称《开成石经》或只称《唐石经》，至今犹存。后人校勘经书，都是“经字取正于唐石”。此后，五代有《蜀石经》，北宋有《嘉祐石经》，以至清代也刻石经。(见石刻文献)

汉魏石经刻成时，尚无拓墨之法，学者在碑下摹写，可以称之为石镌摹写本。拓墨之法发明于隋，故隋唐以后的“石本”或“碑本”实是石镌墨拓本。魏晋以后，竹木简本已属残余形态，主要用缣帛写本，而正在过渡到黄纸写本。书写的字体或楷书，或行书。今存唐以前写本主要有：西晋元康六年(298)所写佛经残存的卷子本，后凉麟嘉五年(393)所写经卷，敦煌卷子本佛经中北魏太安四年(454)　所写《戒缘经》卷下一卷，北魏和平二年(461)所写《考经》，北魏太和十一年(487)所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唐人写经，在敦煌发现的有 2万卷，多用黄麻纸抄，铅画界栏。字体都是一样的，有人称之经生体。唐代写经极为郑重，一再校订。而写他书则较潦草，“亻”与“彳”，“木”与“才”，“予”与“矛”等偏旁往往不分。

即使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由于经济上和艺术上的原因，雕版印刷之书未能迅速取代所有抄写之本，在以后很长时间里，二者依然并存。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除研究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古籍以外，也要研究其前的竹木简写本、缣帛(纸)写本、石镌摹写(墨拓)本，以及其后的抄本、校本、稿本等所有的本子。

雕版创于何时尚无定论。现存以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所刻《金刚经》为最早（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尼经咒》，可能更早，但学术界尚无定论）。雕版书至宋真宗时开始盛行，虽专指“雕版”，而“版本”一词也成为惯称了。

宋版书大约是从真宗时开始发展的。当时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三种。

（1）官刻书属中央的，以国子监为首；属地方的以各地公使库为最盛，《书林清话》列有苏州、吉州、明州、阮州、舒州、抚州、台州、信州、泉州、鄂州等。抚州公使库所刻《礼记》郑注本是很有名的。其次是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以及学官如郡、府学，州、军学，称为郡斋、郡庠、县斋的，以及各地书院，凡此等机构经费有积余，则用以刻书。

（2）私家刻书，据《天禄琳琅书目》载《茶晏诗》所列，有“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姓。

（3）书坊刻书，有书棚、书铺、书堂、书肆名目。如“建阳麻沙坊建安堂”、“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起书籍铺”、“西蜀崔氏书肆”等。书坊以建阳麻沙坊为最盛。坊刻牟利为重，草率而多讹夺，故以“麻沙”喻刻板不精。

总起来说，宋刻本中以官刻最善，家刻为精，坊刻为下。以刻地而论，杭州刻最精，蜀刻次之，建刻最下。官刻最善，是由于校勘甚细。初校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校勘毕再送至判管阁官复加点校。刻书事务由国子监管辖，校勘亦由国子监担任。校勘精细，纠正了讹误，即为善本。

北宋以后的历代刻书，亦无非官刻、私刻、坊刻之分。

辽金刻书都是受宋人的影响而兴起的。武力南侵，文化北溢，也是势所必然。辽刻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颇有名。从该大藏经的一篇题记中可以推知它是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用汉字书写而雕印于辽的南京(今北京)的。此外还有唐李翰撰的《蒙求》1册，因“明”、“真”字皆缺笔，知为道宗时期的刻本。金人灭宋，宫中藏书被捆载而去，刻书工匠也被掠骗北行，使平水(今山西临汾)刻书颇具规模，全属中原之遗。保藏至今的《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是有名的金刻本。

元初官刻，中央由兴文署主办，地方归各处书院掌管。州县皆有学田，余资用以刻书。当时书院所刻的书颇精审。《书林清话》列有兴贤书院、广信书院等17所，而方回虚谷书院、平江路天心桥南刘氏横溪书院等则是名为书院刻书而实为私刻。私刻多称某宅，如平阳府梁宅、建安郑明德宅等。坊刻称书堂、书肆，如麻沙刘氏南涧书堂、闻德坊周家书肆。

明代刻书在宋元基础上发展，刻书地区不断扩大，刻书机构不断增多，品类繁富，精粗不一。明太祖定都金陵后，戎马倥偬之际，即令成立国子监收缴各地所存书板修残补缺。当时集宋、元、明三代版印成《廿一史》，人称之为三朝本。后来成祖迁都北京，另立国子监，称北监，北监刻书翻刻南监印本。明代官刻有内府和各直省两类。内府由司礼监领其事，所刻书称经厂本。《野获编》称汉经厂刻四部书(经史子集)、番经厂刻《南本大藏经》和《北本大藏经》、道经厂刻《明道藏》(因于正统十年刻竣，也称《正统道藏》)。直省所刻，以苏州府为最多，而徽州、吴兴乃属后起。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刻书较精(据谢肇淛《五杂俎》)。苏州精刻多在嘉靖以前，万历间当数徽州。此外，藩府刻书亦盛极一时。郑藩所刻《乐律全书》、周藩撰辑刊刻《诚斋乐府传奇》、《东书堂法帖》等最著名。

明代私家和书坊刻书太多，前者尚有精品，如袁褧刻《文选》、郭勋刻《白乐天文集》、叶盛刻《云仙杂记》、王延喆刻《史记》等；而后者则确多滥恶，例如福建书坊刻书往往任意造成缺卷缺页来节省工本，以图厚利。清代学者发现明刻本的另一大弊是常对古籍加以窜改。

清代刻书中出现一大批考据家参加的精校本。考据学家以校勘作最基本的功夫，由于擅长音韵训诂之学，二者结合起来，纠正了许多古籍在传抄传刻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其中如卢文弨《抱经堂丛书》、阮元《十三经注疏》、孙星衍《平津阁丛书》、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以及顾广圻代人校勘的《宋抚州公库本礼记》、《仪礼注疏》、《严本仪礼单疏》等，都是著名的精校本。

在雕版印刷术盛行不久，宋仁宗庆历间，毕昇发明了泥活字排版。到元代，王祯改用木活字印书。但无论泥活字或木活字，由于受到当时技术上的限制，都未能大量推广。宋元时活字本很少见，直到明代弘治以后，无锡华氏(兰雪堂、会通馆)、安氏(桂坡馆)、南京张氏才有一些活字印本流传于世。

清代雍正朝对铜活字作了改进，编印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用铜活字排印，计 1万卷，分装5000册。乾隆朝，活字版改名“聚珍版”，将四库中稀见之书，编成《武英殿聚珍版书》约 100多种，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省又加以翻刻。

清末，西方印刷术开始传入我国。最早将铅字印刷术带进我国的据传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9年出版的第一部铅活字印的汉文书是《新旧约圣经》。自此以后，我国书籍的印刷方法、装订形式、所用纸张、出版物的类型都逐渐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

从书法角度来看，汉字本身就是艺术，用汉字来写书和刻书，凡竹木简和缣帛所写草篆和草隶，历代石经所刻一体、三体、二体，以及晋唐的写经，都是艺本品。发明雕版以后，集写、刻、纸、墨四个环节于一体，表现了更高的艺术造诣。

宋版写字有肥(学颜体)、瘦(学欧体、柳体)，评家都称赞其“肥瘦有则”、“秀雅古劲”、“笔势生动”。除字体外，还有称其“纸质莹洁，墨色青纯”、“墨气香淡，纸色苍润”。而且许多宋版书在刻工刀法上也极为精细。

元版书多用黑口赵体，有秀逸刚劲之气。印书用纸有用竹纸，较宋纸稍黑；有用皮纸，纸薄而粗；间或有坚白而极薄的。明初承元时风气，亦多黑口赵体，论者以为佳者可与宋元比美。正德、嘉靖以后，字体僵硬，刀法笨拙，纸墨亦劣。只有名家写刻本，如汪一鸾刻《淮南鸿烈解》(颜体)、赵秉忠刻《琪山集》(欧体)、 万表刻《玩鹿亭稿》(赵体)等较为精美。

清代的名家写刻本，继明人遗风而精诣过之。如张力臣写顾炎武《音学五书》，林佶写《渔洋精华录》等，许翰屏写胡刻《文选》，郑燮自写刻《板桥集》，金农自写刻《冬心集》等。

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由于刻书工本较高，非一般寒士所能负担，因而他们所需的手抄本仍然能长期存在。还有一些著名的藏书之家，除了收藏宋元版善本以外，作为艺术品的精抄本，仍然在搜集和传抄之列。宋元抄本，从清代藏书家记述中，当时还存留不少精品。如述古堂所藏的宋抄本《扪虱新语》、汲古阁所藏的宋抄本《天文会元占》等都是稀世之宝。

明清两代藏书家，也有许多精抄本。汲古阁的影宋精抄本被认为是“古今绝作”。《澹生堂藏书约》的抄本被誉为“校勘精核，纸墨洁净”。此外，还有谢肇淛的小草斋、冯舒的空居阁、钱谦益的绛云楼、朱彝尊的潜采堂、惠栋的红豆斋、吴骞的拜经楼、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等多家的抄本。他们的这些抄本不仅抄校精良，而且显示出各自的独特艺术风格，丰富了版本学家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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